德国阿Q的命运 1983年12月22日，圣诞节前夕。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东德）首都柏林。 这是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德国的阿Q在此时此地实现了自己的宿愿之一:他终于得到了小尼姑（修女），虽然凭借着暴力。施暴之后，阿Q吃惊地发现：小尼姑死了！
处理好小尼姑的尸首，阿Q和同住的王胡继续喝酒，在酩酊大醉中憧憬着伟大的革命，幻想着推翻他们既畏惧又痛恨的“老爷”。就在他们喝高了的时候，革命发生了。更令他们郁闷的是，他们坚信本该作为被革命的“老爷”，却摇身一变，成了革命的领导者。
次日清晨，“革命老爷”下令逮捕了阿Q，罪名并非昨晚的强奸和杀人，而是莫须有的盗窃。革命的铁拳尽管并不准确，却依然是坚硬的:阿Q被判处了死刑并立即执行。
在荒诞和血腥中，阿Q结束了他的德国故事。
在东柏林德意志剧院大厅首演的话剧《阿Q的真实故事》，获得了观众热烈的掌声。随后几天的门票，立即成为抢手货……
海因:“移民”中介
帮助阿Q“移民”到德国的，是一个名叫克里斯托夫?海因的剧作家。
海因是东德人，却因“政治成分”不好，在西柏林求学。就在东德政府不断收紧对西柏林的封锁前，已经在西柏林生活多年的海因却在1960年回到了东德故乡莱比锡，这时他16岁。在1961年柏林墙建造起来之前，据说有将近250万的东德人涌入了西柏林，海因却走了一条相反的路。
因为西柏林的生活经历，海因没能到莱比锡大学学习戏剧，可他并没有放弃对戏剧的追求。后来，他为瑞士剧作家、导演本诺?本森担任助手，而本森此时正是柏林“自由人民剧场”的负责人。
在本森帮助下，海因做了“戏剧助理”。自1973年（29岁）起，他终于成为专职剧作家。然而从成果来看，他非常失败：5年间他虽然完成了十七部剧本，却只有一部半得以通过审查而上演。
1979年，本诺?本森因不满当局干涉演出，离开了东德。海因也被剧场领导扫地出门，他当时完全有机会和本森一起离开东德，可是他选择了留下。
生活是现实的:海因靠当翻译、给电台写广播稿，艰难地维持一家大小的生活，他的一切生活细节都被东德秘密警察监控。
事业和生活的双重压力下，海因反而迸出了艺术的火花，1982年他凭借小说《陌生的朋友》一举成名，并在东德文化界引起很大反响。1983年，他将鲁迅的《阿Q正传》移植到德国背景下，创作了话剧《阿Q的真实故事》，更是掀起大辩论。
阿Q的德国生活
虽然“移民”到了德国，阿Q的境况还是和在中国时一样糟糕。他和王胡一起住在破庙中，屋顶还有个大洞，风雨无遮。更令他烦恼的是，天气也和他过不去，几乎天天下雨。
整部戏的场景，始终是那个破庙，暗示着精神上的无家可归。能住进这破庙，对阿Q和王胡来说，已是相当不容易。尽管深深受害于屋顶的大洞，阿Q和王胡却根本不屑去修补它，而是天天忙着高谈阔论，向往革命。
他们被掌权的“老爷”控制着，作为“老爷”代表的守庙人和乡村警察可以对他们为所欲为，他们因此而坚信革命的目的就是要将“老爷”推翻。
和中国阿Q不一样，德国的阿Q变得有学问了，满嘴的哲学和政治学术语，尤其陶醉于“无政府主义”这个词的音节。阿Q虽然不理解这个词的真正含义， 却声称“这是个好词”，“锋利而且有力”。他因自己的处境，充满了对暴力和毁灭的向往，自己也常念叨：“我充满了仇恨”，幻想着“把自由的敌人、人民的敌人像小猫一样掐死”。
德国阿Q尝试着改变自己的命运。他进了趟城，衣着光鲜地回来了，据说是他经商成功了。他带回了好些时尚的奢侈品，吸引了村里的上层人物，连那个从不露面的“老爷”，也派人前来购买。阿Q为心仪已久的小尼姑（剧中改称修女）留下了一件高档晨褛。小修女（尼姑）被这件美丽的衣服吸引，忘记了应有的警惕，在风雨之夜前来破庙，终于遭遇不测。
与阿Q相比，王胡是更为典型的德国知识分子。阿Q对金钱、性、权力等充满了欲望，而王胡的所有人生欲望似乎都被磨平了，心如死水。唯一的爱好就是教导阿Q要读些书，才能真正理解“无政府主义”这个“美丽词汇”的含义。在阿Q被处决后，王胡才表现出了一点点“欲望”：一方面担心命案会牵连自己，另一方面也贪图阿Q留下的那张破床垫，终于卷“垫”逃跑。
这一连串看似布局相当散漫的荒谬事件，通过剧中人物的大量对话串连起来，海因自己总结道：“阿Q是被一个他所不能理解的时代所强暴的，是体系化的社会暴力的殉道者。”
剧场外的荒诞
在中国被当作反封建大旗而高高举起的《阿Q正传》，在东德则似乎成为讽刺现状的居心叵测的“恶搞”。
“阿Q”这个形象，在德国并不陌生，早在1928年就被翻译介绍到了德国。二战之后，德国分裂，东德力推鲁迅。但随着中苏大论战，鲁迅也成为忌讳的话题。相反，此前因意识形态而冷淡鲁迅的西德，却从1968年的自由主义运动开始，热捧鲁迅。
从1979年开始，无论是在东德还是西德，学者和公众的注意力都开始从“政治的鲁迅”转向“文学的鲁迅”，海因的话剧《阿Q正传》就是这个阶段的标志性作品。
当时的东德，各种社会矛盾日益激化，内部变革呼声高涨，邻国、尤其是同胞手足的西德，给东德的执政者也施加了巨大的压力。执政者不断在调整自己的姿态和行为。许多知识分子在梦想着变革的时候，却感觉到自己的无力和苍白。
戏剧界的同行们猛力批判该剧，但德国社会统一党的党报《新德国》，却出乎意料地对此保持了沉默，这令《阿Q正传》侥幸躲过了禁演的命运。
为了表达某种姿态，当局还是动用了一支看不见的手：将该剧从大厅移到了小厅，每周只能演出两场。即便如此，《阿Q正传》还是连演了46场，成为当时德国文化界的奇迹。与此同时，阿Q旋风席卷了德国的另一半国土――西德，并在西欧其它国家引起巨大反响。相比较而言，东德反而成为这出“为东德观众而写就”的戏剧最沉寂的地方。
早在1930年，刚诞生不久的《阿Q正传》被首次改编成了电影剧本《面包与女人》，走上拳头加枕头的商业化道路，引起鲁迅的激烈反对。从那之后，阿Q在世界范围内的每一次改编，都担负起沉重的政治使命，阿Q，仿佛成了传递某种理念的一个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