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母三迁的故事如今有了现代版本。 今年7月，张媛忍痛卖掉了位于深圳蛇口的三室一厅电梯花园套间，同时以1.5万元/平方米的价格买下了蛇口另一个福利房小区爱榕园的二室一厅单位。
卖大屋换小屋，卖新房换旧房――促使张媛做出这个“委屈”决定的原因是去年出生的宝宝。“几年前对深圳学位政策并不了解，宝宝出生后才知道我们的楼盘属于一家条件薄弱的小学学区，上好初中的几率也不大。为了孩子的将来，只好重新置业。”而爱榕园小区属深圳育才二中、二小学位，楼房虽然老旧，却因被望子成龙的家长们热捧而价格飙升。
在深圳乃至全国各大城市，像张媛这样的父母很多。在楼价逐年飙升的大环境下，为了让孩子能上一所好学校，他们要么放弃原来舒适的大房子、新房子，选择小房子、旧房子，要么省吃俭用、到处举债购买昂贵的学区房。
诚然，自从商品房自由交易以来，配套教育资源就一直被纳入人们置业的考量因素当中。然而这几年中国民众对“学区房”近乎偏执的追捧，已引起了越来越多的社会争论与反思。
“学区房”背后的悖论
表面上，“学区房”大热是因为中国城市在适龄儿童小学入学政策上采取就近免试入学：对哪条街道哪一栋楼房里的孩子可以进哪一所小学都作了明确划分；而哪几所小学对口哪几所中学，分配到重点中学的比率亦大致可以计算出来。因而重点中小学划片内的房子自然成了房地产市场热炒的概念――家长买学区房，为的是孩子进入重点学校接受优质教育，房子小点、性价比不高也能接受。
然而，在这个看似理所当然的逻辑背后，却存在着一个悖论――按地区入学，本意是为实现教育资源的公平分配：通过各学校的生源平均化，达到教育质量的平均化，最终使各个社会阶层的孩子都能享受同等的九年义务教育。
但由按地区入学衍生而出、以重点中小学与普通学校教学质量差异为依托热炒起来的“学区房”概念，却形成了对教育公平的现实性反讽。
年过70的陈建明老师曾在广州市荔湾区一家公立小学任教30年。当我们穿过隐藏在小巷道的校门走进熟悉的老校区时，他不无感慨：“在我整个任教生涯里，我们的校园就是一个小操场、一个游泳池及一栋旧教学楼，占地面积不过数百平方米。而就在同一片区，西关培正小学的占地面积却有2200平方米，建筑面积4400平方米，他们大楼崭新、教学设备之完善在片区内首屈一指，每年还能得到区教育部门不菲的拨款。”
这并不是荔湾区或者广州独有的对比。应该说20世纪70年代末期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与经济建设上集中体现“效益优先，兼顾公平”一样，全国各地的教育政策也都在价值取向上发生同一趋向的变化――开始强调质量和升学率，开始兴办重点学校并将有限的人、财、物等资源集中在重点学校上。
这其实是一种政府主导的精英主义教育政策，人为地将学校划分为三六九等，在培育出不足10%的“重点”及“示范学校”的同时，牺牲了90%的非重点学校。校际资源差距向两极分化，更造就出一批备受歧视的所谓“垃圾学校”。
升学压力的下行传导
“小学择校，说白了，最终目的是为了进一步择初中的学校。”张媛说。
上世纪，人们把中国的高考形容为“千军万马挤独木桥”。但自2000年前后全国高校开始扩招，情况已悄然发生转变――全国大学持续10年扩招，现在一个高中生只要参加了高考，基本上都能读上大学，差别只在于读大本还是大专、公办还是民办而已。但与大学学位的膨胀速度相比，高中扩招却要慢很多，初中毕业生升读高中的比率远远不如高考上榜率。因此，以往集中在高考上的升学压力渐次向下传导，上一个什么样的初中显得非常关键。
在这样的背景下，“择校”的愈演愈烈势所必然。
年初，张媛就仔细分析过在现行政策下择校的各种途径。最为保险的方式是购买城市里中学教育资源相对发达片区的学区房。比如北京的中关村、广州的越秀区原东山区片，这些地段对口的中学即使不是省级示范性学校，教学质量也普遍处于全市的中上游水平，即使孩子成绩达不到推荐水平，在第二批派位中亦不至于被统筹到太差的学校。
“与重点中学对口的重点小学每年招生人满为患，相应学区的学区房价格也节节飙升，薄弱学区的学校则门庭冷落。”周玲是广州市天河区一家小学的招生负责人，“我们学校很早就评上了市一级学校，每年毕业考试的成绩都不错。但由于对口几家中学条件不太好，连带我们也不受家长们待见，每年即使依靠区内统筹也未必能招满学额。”她认为，这其实是择校带来的教育资源浪费。
而学区房概念越炒越热带来的另一个后果则是：很多家长不惜牺牲生活质量购置了学区房，最后却未必能让孩子如愿入读心仪的学校。
贫富分化
去年，广州市民孙斌在环市东路嘉富广场购置了一套房子。与其他家长一样，除了户型和地段外，他最看中的是即将搬迁到嘉富广场配套校舍的广州市第16中学学位。然而，今年4月，越秀区教育局公布了区内20所学校的调整方案，其中明确表明16中取消了搬迁至环市路的计划，转而选择较为邻近的79中作为初中部。而原定为16中搬迁所用的校舍则转为水荫路小学使用。
“政策一调整，花100多万购买的学区房就变得毫无意义。”孙斌非常沮丧。
这几年，与他有相似遭遇的人不少。
另一个增加公立优质资源稀缺性的原因，是2000年后全国各大城市兴起的“名校办民校”热潮。许多名校同时取消公立学区的初中部（将初中部让给民办学校办），这样就产生了优质义务教育学位大幅减少的效应。对公立教育资源的需求只能进一步集中到剩下相当有限的重点学校上。
“因为消化不了学位名额，政府和学校只能对地段生的条件严苛规限。如需要在该学区房住满3～5年、既有房屋产权又有户口、人户一致、只拥有单套住房等。更有甚者，跟祖辈一起居住的孩子，也被踢出地段生范围，推入统筹。”
而即使满足了所有条件，当报读人数仍是太多的时候，家长只能采取排队战术。排晚了，就算是严格意义的地段生也只能被调剂到附近学校。
“如今，省一级学校的学生有一个明显特征――家庭条件绝大多数比较宽裕。”今年刚刚从一家市一级学校调动到朝天路小学的王老师不无感慨地说。如果说早几年重点学校生源主要由原地段生和学区房购买者两部分所组成，那么现在原地段生已经越来越少。
“社会低收入人群如果拥有优质学区的房子，那多半是祖辈留下的。在越秀区、荔湾区等老城区，三代同堂的城市贫民有很多。将与祖辈同居的孩子踢出名校地段生范畴，他们又根本不可能斥巨资去上民校，这等于完全剥夺了社会底层的后代接受优质教育的机会。”
利益与公平
有人说，与交纳择校费相比，购房择校起码是一种进步，因为它避免了交纳赞助费所带来的权钱交易和暗箱操作，使选择过程变得透明。然而，把择校变成择房，依旧是唯财富论及马太效应的放大，与公平教育初衷背道而驰。
今年6月1日，长春市取消了在该市运行了15年之久的“改制校”，这意味着备受社会诟病的优质公办义务教育学校“择校费”将在该市全面取消。
而近年，在沈阳、南京等地，教育部门也开始效法日本，进行教师流动制的试验，促进名校和薄弱学校的教师在区内相互流动，以推动师资平衡。
这些，似乎让中国基础教育资源分配不公的痼疾透出了一线曙光。
但教育学博士朱新梅并不十分乐观：“日本的确通过教师流动制创造了一个公平的教育环境，但就近入学政策的尴尬表明，中国并不能靠简单复制一个政策就打破沉疴。教师流动是否能真正产生作用，还要跟整个教育制度及官员的教育思路结合起来考虑。流动是一种镀金行为还是真正地投入做实事；档案能否跟随人才流动；公平待遇问题又如何落实？”
这些，今天依然无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