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和母亲认识的时候，母亲29岁，父亲30岁，是那个时代典型的“剩男剩女”。 母亲毕业后一直在村里当小学老师。吃上公家粮的她，很希望找到一位志同道合的革命伴侣，可学校地处偏僻，周围多是些老实巴交的农民，母亲就心急火燎地做着老姑娘。当时父亲家里穷，成分也不好，上学期间辍学几年，师范毕业后，已近而立之年的父亲在县城中学教书。偶然的一次，母亲去县城，遇见一位熟人，这人正好是父亲同学的同学。在这个介绍人的撺掇下，父亲和母亲见了面。父亲见母亲长得还周正，母亲见父亲不像个坏人，于是在别人的撮合下，两人的关系就定下来了。
他们的第一张合影，就是结婚照。照片上，母亲羞涩地笑着，父亲则一本正经地坐着。照片旁边，郑重写着4 个字：革命友谊。
他们的“革命友谊”到底有多深，我不太清楚。只是从大人的嘴里，加上自己所见，我知道了他们婚后的许多故事。
结婚后，父亲开始了“友谊的征途”。每个周末，他都从县城出发，千里迢迢到村里与母亲相会。同事们笑他，说小两口刚结婚，等新鲜劲儿过去了，就不必每周都回去了。也有同事提醒他，学校的乒乓球室刚开，周末可以去打打球。村里的人也说，这么远的路，哪能每个星期都回来呢！
每个周六下午5点钟，学校放学，父亲就出发了。他走过半个县城，爬过两个山头，经过一片坟地，再穿过两处桑林，才能到家。有母亲的地方，就是父亲的家。到家的时候，差不多是夜里10点钟。从我记事时起，就习惯于在周日早上醒来时，看到父亲已在院子里忙活，剁鸡菜、扫院子、垒院墙……母亲则在厨房里烧火做饭。他们之间的话很少，似乎不太进行“革命交流”。早饭后，父亲去山上搂草，搂一大捆，背回来，在院子的一角堆成高高的草垛，那是我们家做饭的燃料。然后父亲会到自留地里，种菜、浇菜。我记得他挑水浇白菜，挑了一担又一担，白菜垄里仿佛都渗不下水了。旁人劝他，水够了。他说，一次浇足了，这样就算旱上一周，也不碍事。如果是下雨天，他就待在屋里，教我念“慈母手中线”……我小时候背下的许多诗，都是在下雨天学会的。下午1点钟，我们吃午饭，对父亲来说，也是晚饭，饭后他就要返校了。他所在的学校在每个周日晚上6点钟，准时开办公会。于是父亲要再穿过两处桑林，经过一片坟地，爬过两个山头，走过半个县城，返回学校。
记得那次午饭我们吃瓜菜，是红红的方瓜菜。母亲破天荒地加了糖，甜丝丝的。父亲吃了一大碗，说好吃，让母亲再给他盛一碗。那天父亲一共吃了5大碗方瓜菜。母亲在旁边看着，笑眯眯的，她让父亲再吃些火烧，父亲摸着肚皮说，太撑了，吃不下了。母亲就起身，将火烧包起来，放在父亲的包里，嘱咐他晚上饿了吃。父亲走了一个多小时后，母亲才发现，火烧不知什么时候放在灶台上了。母亲一愣，安排我去邻居家玩，她则拿着火烧，匆匆追赶父亲去了。
我不知道母亲是以怎样的速度追赶父亲的。只知道她经过两片桑林，一片坟地后，在半山腰上，看见了父亲。父亲一路走着，吃下的方瓜仿佛被迅速消化掉了，力气越来越小，加上一上午的劳累，双腿仿佛灌了铅。他走走停停，不时抬头看天，担心不能按时归校。正当他坐在路旁一边歇息一边着急时，一个身影远远地赶过来。身影越来越近，父亲愣住了，是母亲！他迎向母亲，发现母亲的头发已经被汗水湿透。母亲将火烧递给父亲，只说了一句话：“你呀！”父亲摇摇头，接过来，取出两个，剩下的硬塞给母亲，也说一句：“你呀！”又嘱咐：“赶紧回去，天要黑了。”母亲点点头，转身往回跑。父亲拿着两个火烧，双腿仿佛充满了力量。母亲下了山，又经过一片坟地，两处桑林，赶回来时，我已在邻居家睡着了。母亲把我抱回家时，我睁开眼睛，发现母亲的脸上挂了两滴泪珠。我昏昏沉沉地想：母亲哭了。她为什么哭了？在我的印象中，坚强的母亲从来不哭的。
直到我上了小学，父亲才结束他的步行征途。那时候，我们家的经济开始好转，父母的收入有所增加，因盖房欠下的债务已经还清，父母双方家里的负担也减少了。那天，父亲是骑着自行车回来的。这对我们家来说真是一件大事。一家人围着那辆凤凰牌自行车，看了又看，笑了又笑，为父亲可以在路上省下几个小时而欣喜不已……
这些故事很久远了，之所以想起来，是因为有一天我开车带着父母回老家，路上走了近两个小时。我想起一个问题，问父亲：“那时候，你每周待在家里的时间，跟路上步行的时间差不多呀！”父亲点头。我问：“累吗？”他摇头：“不觉得。”我问：“是爱情给了你动力？”他瞪了瞪眼睛：“我总得回家帮帮你妈，那么大一摊子，她哪能忙得过来。”
费那么大劲儿，只为回家浇一次白菜，搂一捆草……父亲的回答让我觉得心头湿漉漉的。
空间不是隔断爱情的理由，爱情可以用脚步丈量。我从父亲和母亲那里懂得了，婚姻中所包含的那些琐碎与无奈，原来都可以成为浪漫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