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雨欲来 1966年8月23日，曲阜县政府接到消息，外地的红卫兵即将冲过来，他们正一路打砸，毁坏文物。曲阜一中的学生们在孔庙大门上贴出了“紧急行动起来，防止阶级敌人的一切破坏活动”的标语，并将本来开放的孔庙东华门、西华门和南门封了起来。许多农民来到孔府门口站岗。
此时，曲阜县委书记李秀公开演讲，说“三孔”是国务院明文规定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破坏它，就是破坏国家财产，干扰斗争方向。他后来回忆，当时的想法是，几天的破坏，几百年也恢复不了。
曲阜城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之中。不料，曲阜师范学院的部分红卫兵行动了，他们一路高呼“打倒孔老二”“彻底捣毁孔家店”的口号蜂拥而来。
在孔府门前，文管会工作人员把红卫兵们拦住了。时任副县长王化田站出来，指着国务院立的文物保护单位的碑说：“你们好好看看，谁要在这里搞破坏，是触犯国家法律的。”
一个红卫兵上来就问：“你是做什么的?” 王化田自报家门：“我是王化田，是副县长。”谁知，他的话音未落，学生们便高呼“打倒王化田”，“打倒孔老二的看家狗”。
“孔坟可以挖掉”
在曲阜，谭厚兰这个名字很出名，因为她是当时“讨孔”的干将，是“井冈山战斗团”的负责人。
谭厚兰是北京师范大学“调干生”，曾被抽调到《红旗》杂志帮忙。由此，她结识了林杰。林杰是当时《红旗》杂志的工作人员，文革初期的风云人物。林杰曾这样对谭厚兰说：“我给你介绍一个地方，除了大庆之外的一个好地方――山东曲阜，到孔老二的老家去造孔老二的反。”林杰接着说：“你们应当率先在文化大革命中起来造这个反。”谭厚兰回答：“我们去，我们一定去!”
1966年11月11日，时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从北京打来电报，指示“孔庙、孔府、孔林不要烧掉”，但“孔坟可以挖掉”。同一天，时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戚本禹打来电话：“汉碑要保留，明代以前的碑，也要保留。清碑可以砸掉。对孔庙可以改造，可以像‘收租院’那样。孔坟可以挖掉。可以找懂文物的人去看一下。”
谭厚兰制定了行动计划，同时派出两支“先遣队”，分别对山东省委、曲阜县委进行“火力侦察”。
为了阻止红卫兵破坏“三孔”，曲阜人用大木箱将孔府门前的石狮子整个罩起来，外面再贴上毛主席像，还写上标语，以为如此一来，谁也不敢去动了，更别说砸了。
但这样的努力在反孔风潮中不堪一击。11月12日下午，“全国红卫兵彻底砸烂孔家店树立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革命造反联络站”宣告成立，标志着北京师范大学红卫兵与曲阜当地红卫兵组织联合阵线的形成。
11月13日，孔府大门被迫打开，工人、干部、学生、从几十里外坐着毛驴车赶来的乡下老大娘一拥而入。
11月15日，孔府大门前举行“彻底捣毁孔家店誓师大会”，国务院1962年立在孔府门前、写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碑被砸碎了。会后，红卫兵们分头冲进孔庙、孔林、周公庙，砸碑、拉匾、捣毁塑像。有人从孔子像中掏出了一部线装古书，这是一部装祯考究、古色古香的明版《礼记》。紧接着，人们又从孔子、以及包括颜回在内，被称作是“四配” “十二哲”的孔子门生塑像肚里纷纷掏出了线装的《周易》、《尚书》、《诗经》、《春秋》、《论语》、《孟子》等书。挤不上神龛的红卫兵，便将那些摔落在地上的至圣先贤们的头颅像踢足球一般踢来踢去。
挖坟动用了雷管和炸药
1966年的11月29日，谭厚兰带领北京来的红卫兵去扒孔子墓，孔子墓周围挤满了人。墓前，那块高大的墓碑上涂满了口号，红卫兵们把一根粗绳套在墓碑的上端，人员分成两队，一队拽住一边的绳子，等待着号令。接着，高音喇叭响起来：“扒坟破土仪式现在开始!”巨大厚重的“大成至圣文宣王”碑被拉倒，摔在碑前的石头供桌上，断为两截。
革命小将为了更快地掘开墓穴，还动用了雷管和炸药。孔子的坟被炸开，坟冢上黄土飞扬。
墓中共扒出了5具尸体：孔祥珂及夫人，孔令贻及其妻妾。尸体刚出土时保存还很完整，但很快被红卫兵和农民的铁钩戳破，“尸体便像撒了气的皮球一般迅速地瘪下去”。红卫兵们往树上系绳子，然后将尸体吊起来。
据当年的一位见证者说，“挖出来的几具尸体在那里放了五六天的样子，每天围观的人都络绎不绝。后来一天晚上，弄到孔林东南角的一个土坑里烧掉啦。主要是觉得每天都有很多人去看尸体，不太好。”
红卫兵挖墓后，当地的村民就开始疯抢墓里的陪葬品。最为夸张的是，一位曾被指派去保护孔林的村干部，后来带头领着人去挖。红卫兵们这时曾想阻止挖坟的扩大化，但已经无力控制，村民们眼里只有金银，谁来阻挡，就是一顿暴打。
当时从大小孔家子孙的墓里挖出来的金银珠玉不计其数，银行来收金银，96元一两，前后收了30多万元。一同被挖出的玉石，因为不收购，所以被村民视为废品，被孩子们拿去玩耍。
直到1979年，国家重新修复孔子墓，曲阜文管会让人帮助寻找孔子墓碑。结果，在附近社员家里，找到了上百块散落的碑块。现在孔子墓前的碑，就是这些石块拼在一起的。
浩劫中，也有人努力保护国宝。曲阜市文物局副局长项春生告诉记者，“文革”后，当地开始组织修复孔庙里的断碑。幸运的是，早年的碑文拓版被人完整地保留下来，成为后来修复“三孔”古迹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