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漂，先苦后甜，打拼天地 生活在北京高尚社区的人们，不会有余暇想到，在距离城市正中心十几公里远的地方，有这样一类灰色的人群，默默无闻地蠕动于地下。甚至所有生活于地上的人们都不会想到：这些人，与我们呼吸着相同的空气，操着同样的母语，有着共同的思维习惯，却不能和我们坦然分享阳光。但他们心中怀揣着美好愿望，希望自己以后越来越好。
赵丁和赵刚是来自河北沧州的两兄弟，租了十里堡的一间居民楼的地下室。他们在北京做保险推销员，没有底薪。初入道，业绩也没有，生活遇到了困难。弟弟跟哥哥商量说放弃这个工作，回家找一轻松点的活干。哥哥立即教训起弟弟：“你愁什么愁?能愁来钱吗?适者生存，得跑啊，拉下脸去，哪有门就往里进。困难怕什么，没吃的，去买几斤土豆，煮了，能不能吃?还当你是老太爷啊?你明儿要是再这么愁眉苦脸的，看我不揍你!”
哥儿俩住到地下室后，便立即跟“邻居们”打听张罗置办家当。这个小区处在城市边缘，附近就有个市场。除了卖菜之外，还卖假冒伪劣日用品。他们买了被褥、暖瓶、电褥子、台灯，基本都是伪劣品，总共也没花多少钱。
赵丁兄弟来京一个多月，带的钱基本花光了，保险推销，这个行业对新人来说绝对是个严峻的考验。兄弟俩以上的争执，就是来自这个考验。
在这个地下室住的很多都是跟赵丁兄弟一样的外地来京混饭吃的年轻人，大多是早出晚归的。在地下室，室温要比室外低5℃，给人一种阴森森的感觉。其实寒冷还在其次，最令人恐惧的是没有昼夜之分，仿佛太阳永远不会再升起来了。在下大雨时，地面上淤积的雨水已经高过了水泥砌成的挡雨坡，灌进地下室的走廊里。
在这地下室里，住着几十个人，水房只有4个水龙头，男女厕所各两个坑，洗澡就关上一个坑的厕所门，自己提上热水，凑合洗了。洗完的衣服，为了防止丢失，一般都挂在房间里，通常都要在地上铺上厚厚的报纸，减少一点房间里的潮湿。
与赵丁兄弟隔壁的李青成，在一个公司做业务员，1300元的月收入，最后让他选择了地下室。“北京的住处很多，有平房，有宿舍，有筒子楼，有板楼，有塔楼，还有公寓别墅，每种住处都代表着住的人的经济身份。”李青成从农村出来，虽然只有高中文化，但在城市中的几年阅历，让他的话听起来似乎很有哲理。“很多同事劝我跟他们一起住楼房，但我拒绝了，因为我知道我不会永远都住地下室的。我把省下来的钱报了一个夜大学习班，还有半年就能拿到大专文凭了。有了文凭，加上我的工作经验，我以后肯定能找到更好的工作。”李青成很自信地说。
李青成经常要被分派到不同的郊区去干活，每天干完活后立即赶回城里去上课。通常晚饭就是3个馒头一瓶水，好在从郊区回来的路上有座位，能让他慢慢地吃完晚餐。好多次，他边吃着馒头边打着盹，让全车人看了都很惊讶。春去秋来，他坚持了近三年，很多人笑他太执着，只有他自己心里清楚这是为了让自己以后永远不再住地下室。
学生，在此褪去的稚气与浮华
中国人民大学的小南门，每天都有很多背包的学生穿过，与人大一墙之隔的居民楼的地下室里，住满了为考研而忙碌的年轻人。他们有的刚搬进来，有的已经在这里住了几年。每天晚上11时左右，他们结束自习，从各处回来，洗漱，交谈，十分热闹。他们端着脸盆，偶尔向外一瞥，眼神带着些许迷茫。
多体验一种生活方式多一点生活经历，地下室只是人生驿站的一部分。这是他们给自己的一种安慰，也是一种动力。从这地下室走出的杨琳，对此深有体会。“在人大附近住地下室的那段日子，让我受益匪浅，它磨炼了我的意志，无论我公司的状况多糟糕，我都能坚持下来。”现在的她经过多年的打拼，有了自己的公司、公寓，小轿车，虽然身上落下了曾经住地下室时的风湿病，但住地下室的日子，杨琳一直铭记。
住地下室，蹭学校食堂、去自习室占座、蹭课，偶尔还被老师揪出教室，杨琳跟许多热爱生活热爱学习的学生一样，住在北京的清华、北大、人大、北师大等各高校周边。他们不惧怕物质生活上的艰苦，在知识的道路上不知疲倦地求索，等待着一朝成名天下知。他们中间有茫茫的考研大军，也有很多从农村来到北京，只有初中或者高中学历的寻梦者，他们不是高校的学生，却渴望能和校内学生一样地学习，他们戏称自己是“边缘人”。
对于不是学生的高校“边缘人”来说，学习生活难免遇到尴尬。从北京某大学经济学专业本科毕业后，杨琳一直在人大旁边地下室租住，她的目标是考入人大法学院。
杨琳住的地下室。是当年一个防空洞改造成的，一个房间住8个人，摆完4张上下铺、一个桌子和柜子，就没有其他空间了，不能做饭不能洗澡。即便如此，这种房子却很抢手。由于考研需要经费，所以她白天都要去文化公司编书、校对，下班以后，就到中国人民大学的教室里去上自习。至于周末和晚饭，就只能“蹭”人大学生食堂，办饭卡还要加收15％的手续费，所以她一般都拿现金买。而且人大的澡堂管得比较严。洗澡必须不断更换阵地，有时候要去农大、北大或清华的浴室。
尽管生活条件如此艰苦，但是她还是愿意住在学校的周边。大学自习室有着浓郁的学习气氛，不少考研辅导班和考研讲座也都开设在学校内，还能找到不少志同道合的“研友”，一起讨论题目。当杨琳坐在教室里跟其他在校生一起看书的时候，她感觉自己是属于这个学校的，但每当夜晚教室熄灯后，学生们有说有笑地走回自己宿舍时，她只是静静地跟在后面，然后默默地出校门，走下那属于她的地下室，
一过铁门，一股霉味扑面而来。墙面一米以下全是黑黑的霉菌，在灯光的照射下让人觉得格外恐怖。窗户如同聋子的耳朵完全是个摆设，窗外黑漆漆的什么也看不见。潮气逼人!杨琳每天晚上必须狠下心把自己扔在那张凹凸不平的“水床”上，然后告诫自己一定要努力。
当人大严查学生证，禁止非本校学生进入时，晚上下班后杨琳只能在地下室打发，冷、无聊、烦躁，让她直想钻出地面去透透气。到地面上去转，街上又空荡荡的，也是冷和无聊，好在旁边麦当劳、城乡仓储超市晚上还开着，灯火通明，乐声悠扬。在肯德基，杨琳找到了一个可以让自己远离地下的感觉，要一杯热咖啡，才5元钱，还可以续杯，能坐好几个小时。
杨琳说，地下室给了她肩周炎和老寒腿，也给了她渴望向上的压力和动力，每当透过地下室的小窗，抬头看看高楼大厦和飞驰而过的汽车，又低头看看自己阴暗的小屋，那种向上的强烈渴望就会给她踏平困难的勇气。
地下室中像杨琳这样的学 子，走了一批又会来一批，前仆后继，不畏糟糕的环境，为的就是心中的理想。
今年春天，李梦辞退了父母认为的“好工作”，揣着辛苦攒下的5000元来到北京，只为在我仰慕已久的北京大学旁听我喜爱的课程。住处便是北大旁边一个住宅区的地下室，当时只剩最后一个床位，看着那黑洞洞的地下室，李梦没有常人的抱怨，反而感到自己很庆幸，庆幸自己能有得到生活历练的机会。
李梦很早就听说了柳哲，他是北大旁听十年熬成的学者。十多年前，这个浙江兰溪的柳哲，还只是个农村户口的高中毕业生，当过村里的团支部书记、中学代课老师、图书馆管理员，最后一份图书管理员的工作提供给他的工资是140元／月。但他在北大旁边的地下室里一住就是好几年，凭借着坚强的毅力，学有所成。现在的柳哲，头上光环很多：北京东方文化馆副秘书长、中国传统文化论坛副秘书长、中国家谱文化论坛总策划、河东柳氏文化研究会负责人、著名姓氏文化专家、曹聚仁研究专家等。
李梦想着自己条件也不比柳哲差，通过生活的历练，自己也能有所为的。
另类职业的保护伞
地下室给人的感觉，通常是很糟糕的，阴冷、潮湿等，但在一些高档公寓的地下室，条件要好得多，除了日照、通风、卫生间等设施不如楼房，其他的都还不错，每个单间也就一两个人住。这样的地下室里，在傍晚的时候“经常”能碰到些漂亮的女人，她们穿戴都很讲究，有的气质也不俗。
为什么她们会选择地下室居住?
赵虹雅，直截了当地说，这样很安全。
她是山东青岛的姑娘，大学毕业后打算到北京来发展，但是找了半年多工作，带的钱都花光了，也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一次，参加老乡聚会，认识了田茹，比她大两岁，但来北京已经有五六年了，她们很投缘，于是聚会完后，田茹主动邀赵虹雅去她“家”。让赵虹雅很羡慕的是，田茹居然有自己的车，20多万的新车，但让赵虹雅惊讶的是，田茹居然隹在闹市区的地下室里。
北京的地下室不全是那种潮湿、黑暗的，有些高档公寓的地下室条件还是挺好的，既干净又安静，唯一的不足可能就是没有独立的卫生间。
田茹的房间用粉红色的墙纸贴着，还贴着几张超女的海报，衣柜桌椅摆放都很整齐，墙根下的两个迷你整理箱特别可爱。如果这是楼房里几居室中的一个房间，赵虹雅觉得这还是很温馨的，但一与地下室联系起来，她就感到很纳闷了。赵虹雅早就听说她这老乡很有钱，坐车的时候还很羡慕，但她为什么不买房至少在楼上租个房间呢?
田茹看出了赵虹雅的疑惑，但是没有解释。只是说以后可以帮她介绍工作，也能像她一样赚很多钱，然后就闲聊家常了。
后来赵虹雅与田茹来往密切，成了好姐妹。赵虹雅也了解了田茹的工作性质，她在一个大酒店上班。名片上职位是公关，但酒店公关部正式员工名单里根本没有她的名字，其实就是做小姐，但都是有注册的。一天，赵虹雅主动找田茹让她帮忙介绍工作，她实在受不了自己的生活状态了。田茹说，其实她也是姐妹帮介绍的，她当时只是中专文凭，像天上人间这种比较高档的地方不太好进，就帮给找了一个档次稍微低点的酒店，收入也不错的。“现在不如以前好做了，当时帮我介绍工作的大姐，她是大专毕业，穿上制服特显气质，还会英语，客人都愿意找她。她干了三年，赚了50万后就回老家开了家美容院，找了个不知道底细的人嫁了，现在孩子都好几岁了，日子过得挺不错的。做我们这一行的大多都是这样。我也打算再干半年就到聊城投奔我大舅去了，那儿没人认识我。做点小买卖，然后结婚生子。”
赵虹雅觉得这样的前程也不错，于是也到了田茹所在的酒店上班。如果搁在几年前，以她的本科学历，再加上清纯的容貌。到天上人间去混混应该是不错的，在那儿一个晚上的出台费是3000～5000元。现在自己一个月也能赚上两三万了。
随着“工作”的进展，赵虹雅越来越觉得心里不安，她学会了抽烟，而且抽得很厉害，总觉得同屋的人用异样的眼光看她。“其实，可能是心理作用吧，我与一女孩合租的是两居室，一人一间，互不干扰。但自从我干上那个工作后，我就觉得大家都在用异样的眼光看我，在小区走路我都是脚步匆匆，在电梯里我也低着头……我突然明白了为什么田茹那么有钱了还是住地下室了。地下室的那种黑，让我们觉得自己很有安全感，不会再有那种被曝光的感觉了。”
赵虹雅立即与田茹联系，让她帮找个地下室住。赵虹雅发现，其实，她们的姐妹圈子还是挺大的，大家都是惺惺相惜，共同躲在黑的幕后。她们都是白天在地下室里呆着，要么睡觉，要么上网跟人聊天，但很少看见她们与这个“圈外边”的人来往，大家都在躲，躲开城市的喧嚣，躲开陌生人的目光。
“地下”的梦想：就要一套地上房
地下室是很多外地人来北京的最初落脚地，住在这里的人都怀揣着最少的钞票、最多的梦想。他们梦想着有一天能离开这个黑暗封闭的小房间。然后买楼房最顶层的一套房，从此潮湿的被子再也不用拿出去晒太阳，而自己每天起床不是被闹钟吵醒，而是被阳光唤醒。
在住地下室的每天中，整天都会有的一个愿望便是：从地下到地上去!
老许已经扎根北京8年了，身处异地的他，一直都是租房子，地下室、平房、与人合租楼房，老许走完了所有“北漂”们居住时都走过的历程。老许在京租房的八年中，有近五年的时间是在地下室住的。刚到北京的时候住了两年多地下室，经济好转后，便开始了地面租房生活。前年老许跟人一起炒股，有了点积蓄，他开始放弃楼房转租地下室了，这让人很奇怪。原来他的目标是剩下钱来买自己的房子，要彻底远离地下室。
五年前，老许带着老婆心竹一起来到北京谋生，老乡帮忙在西三环位置找了一间地下室，老乡形容“有床、有桌，干净、清洁，关键是价格便宜”，但真的进了屋子，老许还是觉得有些意外。
从地下室的入口进去，还要走过大概500米的走廊，因为地下室不能用火，有很多人在走廊用电磁炉烧菜，各种味道混杂在一起，让原本空气就不太流通的地下室有些闷。走廊两侧挂着一排排的衣服，水泥地面，不算脏，老乡说每天都会有人打扫。地下二层，转了很久终于到了租下的小屋，打开门的时候，心竹心里难免一堵，小屋有张双人硬木板床，上面铺着小薄被是上个租客留下的，散发出浓重的霉味。旁边有个铁皮柜予，外面的漆都脱落了，露出斑斑锈渍，还有一个用板子搭起来的台子，用手推还有些摇晃。剩下的空间甚至放不下心竹带来的行李箱。老乡看出了这小两口的烦闷，宽慰着说： “刚来北京的人都会在地下室住一段，适应一下环境，等工作稳定了，再看房子也不迟，这里每月一付，150元月租，压力小，周转余地也大。”老许摸摸兜里揣着的微薄的生活费，还是决定克服一下，暂住这里。
老许说让他这样努力的原因，便是那对阳光的渴望。在一个白天，老许到对面小区一栋塔楼第四层的一个家庭理发店去剪头。师傅原先是国营理发店的职工，理发店在发廊的冲击下倒闭了，他也就退了休，利用余热，在家里开了个店，为本小区的人服务。他的房子是三居的，家中没什么像样的摆设，房子也有二三十年了。理完发，老许走到窗前，忽然看见了院子里一派鲜活的景象，人来人往，颜色分明。“白天的阳光是多么好啊，我活了几十年，从来就没有感觉白天有这么好!那一瞬间我想，人生在世。更有何求?哪怕就是这么一套未经装修的房子，一个普普通通的家，只要能看见白天，能看见阳光，就行了啊!”
2007年底，老许夫妻俩攒下了15万的存款，这个数目不小的存款是源于他没有任何私生活的代价，来北京8年了，夫妻俩连长城都没去过，年过30的老许还没有要孩子，这在老家像他这么大的，孩子都上幼儿园了。他一直等待着，要买属于自己的地上空间，让孩子不再经历地下室生活。
住地下室成了很多人脑海里抹不掉的记忆。很多人在地下室等待机会、等待出名、等待成功，等待着从地下搬到地上去。经历过地下室生活的普通人或者是名人，对种种地下室的异样生活都会刻骨铭心的。所不同的是，有人从此不再住地下室，不再为生计发愁，有着光明的前景。一封让央视著名主持人王小丫落泪的家书，见证了这些：“小丫，一个人在北京漂泊，注定要吃很多苦，爸爸相信你能挺住。暂时住地下室没有什么，也不可怕，可怕的是一辈子住地下室。爸爸相信，地下室只是你人生暂时的驿站，是你人生新的起点……”
很多人像王小丫一样，从地下室走出，完成自己的梦想，又有很多人在继续演绎着地下室的故事。
地下空间成为外地与北京的对接口
地下室，在房价暴涨的北京城里，可能是价格最为低廉的临时居住场所，里面租住的人多是边缘的、底层的外地人。没有人愿意永远住在地下室，但因为某些原因，他们必须经历“地下室”这一居住状态。地下室成为外地人来北京的第一站，从地下室起步，然后越走越高，走向高楼大厦，步入成功殿堂。
北京的地下室一般分为两类：普通地下室、三防(国防设施。防核武器防生化武器防化学武器)设施地下室，前者是可以住人的，后者是不允许住人的，但后者因为某些原因，拆除了原来的设施后，有人也把它们廉价出租给外地人。
地下空间的住客90％以上是外地来京人员。有的带来了一家老小，也有的独自奋战。除了学生和刚来北京工作的公司职员。多数人从事服务业，其中以酒店、宾馆服务员、保洁员和工人居多，还有的做着各自的生意，卖水果、卖蔬菜、卖报纸、做百货批零等，附近工地上的工人一般随着工地的开工和完成不停变换住处，从北城到南城，甚至从上海搬到了北京。也有的是附近一些规模不大公司的员工，他们被集体安置在出租的地下公寓内，这些公司经营范围以物业居多，员工基本上也是外地人。
地下室越廉价，其生存环境越恶劣，终年潮湿，通风不好，光照更差，并且存在治安、消防等多种安全隐患。
绝大多数地下室出租房的环境状况不容乐观，比较集中地体现在潮湿和通风不畅。为了便于承包人管理，这些地下室同外界有一个共同的出口，这个总出口同地上一层的出口是不相通的，一般都在楼的侧面，防止住在地下室的人打扰楼上的住户。很多地下室的走廊都比较潮湿，走廊的顶部是粗大的暖气管道。卫生间和水房一般都是公用的，也是最潮湿的地方。有的卫生间与水房是连在一起的，卫生间也是男女共用的，北京西四环附近的京铁家园就是这样的。有的地下室可以做饭，没有厨房，一般都是在自己房间或门口搭个架子，然后炒菜做饭。在地下室做饭，一是火灾安全无法保障，另一个就是财产安全无法保障。小张在京铁家园居住的3年内，火灾倒是没有发生过，锅却是被偷了好几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