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关村科学院宿舍区中，有一位普通得不能再普通，和善得不能再和善的老太太，她常蹬着一辆三轮车出出入入，常坐在最小的饭馆里吃饭，带着最平和的神态和最普通的人聊天。不知道底细的人，会以为她是社区请来的服务人员，甚至是哪里的下岗职工。知道底细的人，会对她非常尊敬，因为她曾经是中央电视台唯一的女台长，还兼任过大名鼎鼎的梅地亚中心董事长，她就是黄惠群。
好心的叔叔
黄惠群一生曲折，提起一生的经历，她最感谢的就是自己的叔叔。她的父亲本来是浙赣铁路上的一位列车长，日子本来过得还可以。1937年，日本军队占领了杭州。黄惠群的父亲不愿意在日本人的统治下干，就带着家人逃难。那时黄惠群弟妹三人，黄惠群最大，也不过7岁。逃难途中，父亲竟不幸和她们失散了。黄惠群和母亲辗转来到重庆，投奔了黄惠群的叔叔。
她刚到重庆的时候，几乎就是个叫花子，除了身上穿的旧衣服，一无所有。当时她上小学五年级。五年级读完，要不要进中学就成了问题。
那时，黄惠群的叔叔开着一间诊所，虽说是一代名医，在抗日战争的困难形势下，生活也不富裕，但是他还是供黄惠群上学。黄惠群说，“如果不是叔叔支持我，一个女孩子除了做家务，又能怎样？那我这辈子就完了。”
没去过苏联的俄语翻译
1949年，解放军刚刚渡过长江，二野、三野、四野，三个野战军同时驻扎在江苏丹阳。由于群众十分拥护共产党，年轻人参军简直成了一种时尚，无论男女都积极报名。黄惠群和几个要好的同学一商量，“要不咱也当兵去吧？”
那时解放不久，自来水不够用，所以不允许军人用自来水，只能就地打井，用井水洗脸洗脚洗衣服。吃饭喝开水才能用自来水。所以连队到驻地以后必须先挖井。有一天，黄惠群正在挖井，而且是人工挖，这时，营部通讯员跑来喊道，“十四连的黄惠群，到营部去，有人找！”
黄惠群回忆说：“当时我浑身都是泥啊，就问能不能冲一下。通讯员说，不行，等着你呢，就这么去吧。跑到营部以后，有几个人在那里等我。他们看见我都乐了，说哪跑来这么个泥猴？后来问了我几个问题就让我走了，我也不知道他们找我干什么。回去以后又接着挖井。这口井还没出水呢，就通知我去学俄语。”
1951年，军队的俄文专科学校撤销。只是选出近一百位成绩好的学生，到上海外语学院深造。黄惠群就成为这批幸运儿之一。
不久，上海外语学院选学生到苏联去留学，准备回来当教员。黄惠群想，“我学得又好，表现又好，应该轮到我啊！”
但是学校没有选她，她回忆这段经历时说，“我当时咯噔一下子，怎么不让我到苏联留学啊？但我很快自我调节了，算了别想了，老师肯定是有道理的。2002年我去上海，当年的老师还健在。我买了好多水果去看望她，聊天的时候，她就说，当年没派你留学有这么几个原因，你说话比较快，当老师说话不能那么快，学生没听懂就过去了那不行；第二，你的板书不好看，当老师不合适。”
毕业后，黄惠群被分配到广播事业局当俄文翻译。当时的大学毕业生都爱去一机部，二机部，铁道部，冶金部等工业部门，因为国家正在大力发展工业，那时的口号是要把中国建成一个工业化国家。相反，那时的中国电视广播很不发达，谁也没想到会有今天这样的发展。
央视第一位女台长
黄惠群是中央电视台的第一位女台长。
在黄惠群还不是台长的时候，电视台出了一件棘手的事。当时，几个分到电视台的大学生在院子里打排球。球砸到了小汽车的玻璃，司机不干了，吵得一塌糊涂，还动手打了人。部长派了好几个人也没法处理。这时，有人建议，找干部司教育处处长黄惠群去。黄惠群来了，一点不怯阵。她对大学生说：“我也是知识分子，我在高等学校干了20年。你们以后还要合作，将来你们还要用车呢。刚分配到这来，我希望你的事业在这里有所发展，为这么点小事，第一步就摔了个跟头，多不好。你们道个歉有什么了不起？”
黄惠群又对司机说：“干吗动手打人呢？打人总是不对的。这广播电视的建设还得靠大学生啊！咱也不是公交公司，只靠司机。还是消消气，和好吧。”
接着，黄惠群又组织他们打了场篮球，真正的友谊比赛，赛完就没事了。这件事当时是很有影响的。
有一次，文化考试，当时黄惠群还是部干部司教育处处长，她负责找人出题。考完以后，电视台一个干部说：“我没问题，八九十分。”
哪知别人就反映了：“这人从来不学习，怎么能考八九十分呢？准是露题了！”
这个问题一直反映到中纪委。黄惠群对大家说：“咱们现在不作结论，他自己说考八九十分没用，咱们等卷子评完了。如果他真是八九十分，我来追查是不是露题了，或者用类似的题叫他再考一遍。是否漏题也好分析了。”
结果，那个说自己能考八九十分的人，实际上只考了二三十分。通过这件事，大家更佩服黄惠群处理事情的能力。
她曾经这样讲述自己被任命为台长的情形：“我做梦都没有想到我当台长。我捏捏自己的大腿，问自己，‘这不是做梦吧？’”
当时中央电视台有个机房，那是整个台的心脏，它的楼上有个空调。空调当然里面冷外面热，冷热一碰，管子就“出汗”滴水，一滴两滴没关系，多了就不得了。要改造，施工很困难，一共1.省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