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长时间以来，人们都想知道，为什么一个小小的个体商贩年广久忽然间被邓小平亲自点名，从而成了全国知名人物，后来还被称为“中国第一商贩”？人们也一直想知道，为什么偏偏是年广久而不是别人，个人的沉浮竟然折射了新中国经济改革的历史进程？“傻子”年广久在接受笔者采访时，娓娓述说中让我们解开了这一个个谜团……
“傻子”是老百姓替我做宣传
我出生在抗日战争爆发的1937年。不久后的一次淮河水灾，我们一家乞讨迁到芜湖，靠摆小摊养家糊口，我也早早学会了街头叫卖。
新中国成立后，我还在街头摆摊。但是政治运动接二连三：水果摊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给割掉了；贩板栗受到“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的清查。1963年，我因“投机倒把”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出狱后，我又开始做生意，都是些小生意，我是小商贩嘛。
到了1972年，别的生意我慢慢不做了，专门卖瓜子。
我卖瓜子，和别人不一样。有人来了，买几包瓜子，我就再送他一把。他不要，我非要给他不可。人们就说，这人是个傻子。就卖几包瓜子，几毛钱，他还要送，不折本吗?
其实，“傻子”这个名字好啊，听起来傻乎乎的，傻有傻福，多好啊。现在已经很难讲是谁第一个开始这样叫的。反正是群众给起的名字。喊开了，就变成替我宣传了。
1980年的时候，我干脆把“傻子”打出来，变成我瓜子的牌子。
我的瓜子叫一吃三开。这瓜子炒鼓起来，瓜子尖开了，稍微抿一下，瓜子壳正好两瓣，整个仁就出来了。
为了炒出我自己的瓜子，我试验过很长时间。我想苏州的香酥瓜子为什么这么香?我们自己的瓜子怎么这么板?那就要研究。反复炒，反复研究。一碗瓜子下去，半碗就没了，炸飞了，把眼睛周围烫的都是泡。这些泡还不能撕，只能让它自动掉。如果你用手一撕，连皮都会撕掉，肉都撕开了。让它贴在脸上脖子上，过一段时间会自动掉下去，肉还是好好的，没事。
我那时候卖瓜子，用一个小扁担。担两个装苹果的篓子，有盖子，盖子上面铺一层报纸，管市场的人来了，端走就端走吧。不来，抓不到我，卖了钱就是我的，又不犯法。我经常被抓，几千次都有。
我很自信，我坚信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都能想出赚钱的办法。我也为自己超强的生存能力而骄傲。事实也正是这样。在艰苦的条件下，我顽强地将小生意做了下来。到了1979年，我已经开始雇工，将自己的小作坊扩大成了一个工厂。
我的离婚和坐牢无一不和我的瓜子生意有着很深的关系。
我这个人有“三不怕”
生意做好了，三中全会也开了。这时候我已经有上百万了。我爱人说你不要再搞大了。我说那不行，我们富了，跟着我的这班人怎么办?我不怕受罪。我是爱国的人，怕什么受罪呢?她说那不行，那不能搞，你要搞我就离婚。离婚就离婚。全部家产给她，自己双手再劳动。我要什么东西呢?要了一辆板车、一个箩筐、一个破锅。钱我不要，这些东西就是我的财产。
1985年，我为了促销瓜子。想出了“有奖销售”的点子，奖品价值累计高达十万元人民币。虽然这种做法也是仿效而来，但奖金如此之高仍很罕见。我没有想到，这种做法为我埋下了祸根。
1986年，国家经济滑坡，物资压了一大堆，都是人民的血汗呐。我说开个奖，头等奖就是一辆小轿车，还有摩托车、电冰箱、彩电。但最后讲，我这是赌博行为。
当时，也不过12天，我们营业多少呢?是800多万。但这个奖不准开了，大量的瓜子卖不掉，我们公司亏损80多万。
1986年之后。我的各种经济纠纷不断。1990年，芜湖市人民检察院以贪污罪、挪用公款罪和流氓罪起诉我。我的罪名是贪污、挪用公款。还讲我10多个老婆，就治我了，就加我帽子，搞到看守所，关了30个月。
厂子关门了。我人不在了，不就倒了吗?他们把我私人的东西卖了发工资，我的彩电，我的资金，他们大吃大喝用掉了。一个小商贩，别人想搞你还不容易吗?
不过我不怕。我这个人有“三不怕”：第一不怕坐牢，第二不怕离婚，第三不怕官。坐牢，出来了，还接着干。干大了，老婆不同意再接着搞大，离婚，我一个人干。干得好了，市长、省长接见。我是爱见就见，不爱见我就不见。我就是个小商贩嘛，又不想当官，求你领导干嘛?
我教育孩子也是这样。我仨孩子，大学毕业后，找了个地方上班。我说，没出息。我们的企业这么大你不回来管理，要去上班，班是给别人上的。为什么要上班?不是瞧不起父亲吗?我说，我先给你钱，你办个厂，咱们分成。没几年，儿子买了一座房子，50多万。我说：你这钱是贪污来的。你不贪污哪来的钱?他说这是我挣的钱。我说，你要是上班，一个月2000块，一年两万块，10年才20万。你自己干10年了吗?50多万不是贪污来的是什么？
我的意见是，不要都去当官。要给国家减少负担。
1992年3月出狱之后，我很快与第二任妻子解除了婚约。此后，我曾经独自经营，也曾和两个儿子合作成立集团公司。目前，已经年近70岁的我大部分时间在芜湖，有时也到郑州，给我年轻的妻子陈慧芳所开的工厂出谋划策。
邓小平拿我一个人的事给大家讲话
1983年和1984年，邓小平先后两次直接点我的名。以我和我的傻子瓜子为例。明确表示中国政府鼓励发展私营经济。在《邓小平文选》中，曾经这样记录：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一百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1992年年初，小平在南方视察时第三次提及了我和我的傻子瓜子。这次点名使当时仍在狱中服刑的我获得了生机。
《邓小平文选》中有几个地方提到我。他不是为我一个人讲话，他是拿我一个人的事给大家讲话。他是为了国家发展。按道理，一个小商贩，是上不了国家书的。但改革不分先后，对国家有贡献的，为人民做好事，都是党的、国家的、人民的好儿女。
我对邓小平的感情不是对他个人的感情，主要是他为老百姓做好事。本来我是个老百姓，领导人和我没关系。我谁也不依靠，我甚至不在银行贷一分钱，自力更生，就靠自己一双手。
那邓小平爱我这个年广九干吗呢?我俩又不认识，是梦，是由梦我俩会面的，真人我们俩没有会到面，是一个梦，他梦到我了。那么个大人物他怎么晓得年广九，一个“傻子”?他根本就不晓得这个人，他是一个梦，梦到我的。他不是为我一个人讲话，是在为更多的改革家讲话的。
所以我说，三中全会，了不起啊。没有邓小平的英明，哪有改革?现在讲邓小平好了，那时候说他是资本主义。
一般人看不出来三中全会是什么意思，但我理解出来了。因为我从小就搞经济。我知道三中全会就是让有本事的人吃饭，没本事的人下来。不能两句好话一讲就升官发财。三中全会是要找人才，不是找会讲话的人，拍马屁的人。三中全会就是要发展经济，经济不发展是不行的。经济基础没搞好，怎么建设社会主义呢?
我就是“中国第一商贩”
“傻子”这个牌子不是我的，是政府的政策、人民给予的。想想啊，一个傻子，在原来是投机倒把，在今天过得不错，说明什么，说明邓小平确实英明，说明他讲话确实是让人民奔小康的。一个傻子带100多工人，就是资本家了?就是剥削阶级了?就是投机倒把了?照我说，中国的商人太少，所以要改革，要大的改革。有人讲我们走资本主义道路，工人带得多，叫资本家，太可怕了――一个“傻子”就有人怕，其实“傻子”太少，有上万个“傻子”就好了。
企业家是有点钱，但人死了以后，钱再多也是国家的，钱再多，一顿饭也是四个菜一个汤。我们的企业是政府的保管员。
我这个人脾气不好。你要是昨天来，不先告诉我，我就不接待你。你就是国家总理，我不想接待就不接待。我是个体，凭我的双手，你能怎么样我?我又不想当官。你想接见我就去见?有人说年广九是“中国第一商贩”，我就是“中国第一商贩”。这个名头是谁也夺不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