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工作上要当一把剑，为科学发展保驾护航；对待人民群众我愿意做一头牛，为他们耕田种地；对环保系统的工作者，我愿意做一把伞，为他们挡风遮雨。”国家环保总局局长周生贤如是说。
周生贤出身平民，从宁夏大罗山脚下的一位中学老师，一路走到正部级岗位。
大山里的穷孩子
同心县，位于宁夏自治区中部，地处六盘山系北麓。周生贤就出生在同心县东部的韦州古镇旧庄村。
周家一共7个孩子，两男五女，周生贤是长子，排行老三。周家原住在百余公里外的金积镇，因生活贫困解放前逃荒到韦州镇。甚至到周生贤出生的时候，还没有自己家的房子。
周的小学同学彭海强回忆说:“小时候周生贤学习非常好，经常考第一，而且作文写得好。”“一些学习不好的学生为了交作文，会拿白馒头来，求周生贤替他们写。”另一位同学回忆道。
韦州镇回民占90%以上，所以那儿的小学都是阿拉伯语学校。小学6年周生贤学的都是阿拉伯语，到现在周仍能说一口流利的阿拉伯语(出访摩洛哥时，周纯熟的阿拉伯语，让摩方和随行人员都很惊讶)。
公社“挖”走好老师
1965年9月周生贤考入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师范学校。1968年，师范毕业的周生贤回乡务农，一年后作了韦州中学的老师。如果不出意外，他会在教师岗位上一直做下去。
如今78岁的老人杨兆岐曾是公社书记，当年他看到一份韦州中学的工作总结报告，发现这篇文章写得非常好。于是就调查是谁写的，调查发现是周生贤，于是公社决定把这个人“挖”过来。“但是工作了几个月，我们发现，周生贤不仅文章写得好，工作能力还特别强，工作方法有一套，能解决基层问题。于是没半年又提了公社副主任。”
两年后，周从副主任的位置调任下马关公社党委书记。公社距毛乌素沙地南缘只有几十公里。上任后，周就承担了国家林业部的“防风固沙样板林”项目。
“当时我们搞了154条林带，1000多公里。中间是杨树和柳树两行，这叫‘杨柳冲天起’，两旁是沙柳，‘沙柳补空隙’，下面植草，‘杂草苜蓿拔地起’。”周生贤谈起当年的植树工作，依然兴奋。
凭借自己的钻研以及同仁们的共同实践，样板林取得了成功，成了西北地区的样板。周还被林业部安排在人民大会堂介绍了经验。“当时的林业部长罗玉川，接见了我，跟我照了一张相，激励了我前半生，但是我当时绝没有想到我会成为他的接班人，这个我没敢想。”
老百姓依依不舍
回顾周生贤在宁夏走过的路，杨兆岐老人总结道：“周生贤在韦州是文章好，工作方法好，能解决基层问题；在下马关是林业搞得好；在西吉县是民族工作做得好。他为老百姓做了很多实事。”
周生贤曾任西吉县委书记，离开西吉的时候，周生贤怕影响群众，决定早晨5点钟离开，而那时天还不亮。可是刚刚4点多，周就被外面的声音吵醒了。起来一看发现院子外面已经是挤满了人，街上也挤满了人，老百姓手里举着自己做的标语，有欢送的，也有挽留的。
同样的场面也发生在同心县。1984年周生贤考上了中央党校的研究生，离开同心去上学时，路也是被老百姓围得水泄不通。
1995年春夏大旱袭击了西海固地区，当地建设“集雨节灌”工程，时任自治区副主席的周生贤将工作思路概括成简短易记的口诀，“深掏井，多打窖，节水灌，九字传，千古鉴”，“修梯田、打井窖、铺地膜，九字不忘，脱贫有望”。至今还有不少人记得。
1999年，原本传闻要到西藏任职的周生贤被一纸调令，调到了北京。此前，组织部门已找过时任宁夏常务副主席的周生贤，周随后也做好了赴西藏的准备。时隔不久，西吉县忽然发生大规模械斗事件，作过西吉县委书记的他被派往一线去解决问题。在上级的指导下，凭借多年的群众基础和威信，以及对复杂问题的把握，周生贤很快制止了械斗，平息了事态，随后被调到北京。
宁夏一位官员回忆说“周生贤走的时候，场面很感人。好几千老百姓开着手扶拖拉机啊，农用三轮车啊，早早就赶到机场去等着送他去了。”群众到了，说明了情况，挤进了机场，最后把飞机围得水泄不通，飞机也因此晚点40多分钟。
2003年7月的一天上午，位于和平里东街的国家林业局门前人头攒动，80多位头戴白色小帽的回族同胞围聚在大门前，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激动和兴奋之情。他们乘汽车再转火车从宁夏千里迢迢来到这里只为看一个令他们骄傲的家乡人――在国家林业局任局长的周生贤。
周生贤当时正在开会，一听说这个情况，也很激动，他立即接待了这些也是他日思夜想的家乡人。家乡人还是那么朴实，并没有因为他进京做了官就这事那事求他来了，什么事也没有，就一个目的，看他来了。
松花江不会忘记
2005年11月30日时任国家林业局局长的周生贤接到通知，到中组部候命。“在接到通知之前，我还在着手准备召开全国林业厅局长会议……说心里话，我对林业是很有感情的。但是我觉得在这个关键的时候，国家的需要是第一位的。我虽然感到任环保总局局长有很大的压力，但对此我有信心。”他坚定地表示。
2005年12月1日，中央刚刚宣布任命，周生贤便出席国务院防治松花江污染会议，然后到林业局交接工作。上任第四天，席不暇暖，5日下午6点半他已经赶赴冰天雪地的东北松花江畔佳木斯市。环保总局一位处长表示，“甚至还没有见到周生贤的面，”他“就去现场了”。
到了佳木斯，他坚持要到监测点去实地察看。佳木斯分布着3个监测断面，相距60公里。陪同他的当地领导说：“看一个就行了吧？”周说：“不行，3个都要看！”到了江堤上，环保部门的人说：“冰薄，路滑，站在这里能看见。”他说：”站在这里看不清啊！”趟着积雪，沿着浮桥，他到江中心察看每一个取样点，与那里的每一位工作人员握手，询问每一个细节：多长时间取一次样，什么时候会加大取样频率，穿的衣服能不能抗风寒。
在此期间，“前线”和总局的工作两不误，周生贤安排两位副局长分别在黑龙江和北京协助工作。在前线，他组织制定了松花江污染防控“三步走”的战略部署，随后召开新闻发布会增信释疑，引导舆论，为老百姓赶制喜闻乐见的年画……
佳木斯市环保局局长葛凤岭回忆到，周在佳木斯的大多数时间里，都是工作到后半夜两点钟，每天要工作十七八个小时，到后期显得很疲倦。面对紧张的工作局面，他着急上火，嘴上起了大泡。
在松花江水污染事件得到有效防控后，周生贤说：“松花江是当地的母亲河，要爱护她，利用她。这次松花江环境污染的教训，是切肤之痛，震惊了世界。要引以为戒，警钟长鸣。”
履新环保总局下猛药
此前海外媒体曾把中国的环保局，列为世界上最尴尬的4个部门之一，暗讽部门对自身职能履行上的尴尬。周生贤对此也深有了解，他曾毫不隐讳地指出，环保滞后于经济发展的实质，就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增长。
上任伊始，周生贤即施以猛药，推行了一系列果断措施。12月8日，在检查佳木斯一些企业排污情况时，周生贤对随行的环境监察人员说：“我们环保的权威从何而来？就是通过严格执法，来树立环保部门的权威。”当日他签署就任后的第一个紧急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环境安全大检查；随后，环总局连续否决7个大项目；其后，又叫停11家对饮用水造成严重污染的企业，查处了10家大型违法项目……
在2006年4月18日召开的全国环保厅局长会议上，周生贤透露，以前在林业局，晚上12点后一般没有电话。而到环保局后，一个晚上甚至四五个电话。环保总局局长这个位置上的工作之繁忙，可见一斑。
2006年5月，周生贤严厉批评了当前存在的破坏环境的开发行为。他明确表示，要实现十一五规划的环保目标，必须坚决做到不欠新账、多还旧账，而关键就在于把好“环评”这个重要关口。
周生贤还在环保系统内部推行环保官员问责制。并公布各省需要完成的环保指标，地方环保官员乃至政府官员完不成就不能提拔，显示新一轮的环保问责风暴正在展开。
最讨厌跑官要官
据同心县的一位干部回忆，周生贤一心扑在工作上，对自己的位置一直不关心。当时任命周为同心县委书记的时候，周还在百余里外的红寺堡植树造林。周当时的职务是同心县副县长，在造林时，有位朋友打电话来说，县委书记这个位置批下来了，上面说由你来担任。回忆此事，周说当时觉得这是朋友在跟自己开玩笑，因为按照报上去的名单，怎么也不会是自己。于是继续在一线指挥造林播种。结果第二天早上组织上就到县里宣布了任命结果，县委书记周生贤。
周生贤说:“我最讨厌跑官要官了，现在的一些年轻人把官位看得太重了。“”凡是到我这儿来跑官要官的，肯定无法得逞。”
他出生的地方，一个用泥坯围起来的院子里面盖了几间房子。他的弟弟周生辉还住在这里，他现在镇上作纪委书记，但自己还在种地，跟当地的农民没什么区别。
周生辉当年军队转业回来成了民办教师，转正的需要考试，结果只差1.5分。而周生贤正是同心县的县委书记，弟弟找到他，他却死活不肯帮忙。弟弟只能自己努力，第二年考的成绩很好。
当地的一位干部说：“周部长也不提拔提拔他弟弟，这么多年了还在乡里。稍微说句话至少也该作个县领导了吧？”旧庄村虽然离镇上不远，但是基本上没有自来水。一位当地的干部说：“前几年镇上安自来水，到他家只有一二百米的时候，想修过去。但周的父亲坚决不让安，说大部分人还没有安自来水，咱们也不能搞特殊。”
当地一位干部说：“周的父亲去世不能下葬本村，他家也没说什么话，也没有找县里领导。”因为当地的风俗，汉民不能在本村下葬。但是这个时候，周已经是部级领导了。“只要说一声，县里肯定会把这些问题解决好。但是周家就是没有跟县里说。”
和谐家庭增添信心
1969年前后，刚毕业回来的周生贤经人介绍娶了邻村的姑娘，下雨的天气，用驴车把新娘子拉回来了，简短的仪式，就算婚礼了。
谈起自己的家庭，周说：“家里这方面情况还是算不错的“。”孩子也都比较争气，除了老伴全家都是研究生，一半是博士，我的3个孩子，都结婚了，还有一个小孙子。”
“我跟老伴也是有分工，家里的事我不管，单位的事她不管。我现在拿多少钱我都不知道。我们家里的这些开支，一切都由老伴说了算。我们定这个规矩的时候家里的大事她问我，但是我这结婚几十年从来没有过大事，也没有问过我，都是她在那儿开支。”
除了不准夫人参政，周也明令禁止秘书把自己的电话和家庭住址告诉其他人，特别是想来办事的。
同心县的一位老同志回忆，80年代前后周的妻子是同心县某工厂工会的领导之一，当时按照规定在领导岗位上的工人可以转为干部。按照正常程序报到县委后，结果时任同心县委书记的周生贤首先就把自己妻子从名册中拿下。以后在西吉和到银川后，也有很多机会，但是周生贤始终不同意。以致他妻子最后退休的时候身份仍然是工人。
“(因为子女)品行都比较棒，自己都有自己的事业，家庭现在非常和谐，所以这样反过来就增添我的信心。”周生贤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