匆匆数月。 5?12汶川大地震带给人们家园的重创正在各方的援助中慢慢恢复。然而，人们心中的悲伤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稀释淡忘。 半年是一个节点。这是世界心理学专家从唐山大地震､伊朗大地震等无数地震中总结出的一条铁律：地震发生半年之后，是特别需要关注心理问题的时期，受灾幸存者焦虑之后是抑郁，严重抑郁的结果是漠视生命。
灾后，老百姓的心理问题受到了社会的普遍关注，灾区干部的责任之一就是稳定群众情绪，可基层干部们自己的心理问题却落入了人们关注的盲区。
10月3日，北川羌族自治县农委主任､救灾办主任董玉飞成为震后首位自杀的灾区干部，这一极端事例让灾后基层干部的心理问题集中曝光在人们眼前。目前灾后干部的工作生活情况究竟怎样?心理处于什么样的状态?有没有得到及时的心理干预和辅导?在震后半年这个心理问题爆发期，《廉政?望》记者赶赴灾区进行了调查。
损失与责任：震后的双重重压
“地震损失?可以这样说，大部分人的房子都有损毁，只是程度轻重有区别而已。”绵阳安县茶坪乡乡长宋军告诉记者，“什么电视机被打烂这些都不算了，房子的损失的确很严重。”
在一山之隔的北川县，人员伤亡极其惨烈。全县党政机构､事业单位1931名在职在编干部，遇难466人。并且几乎所有的干部，都有直系或旁系的亲人遇难。这种冲击对于幸存的干部们来说，是最难以承受之痛。
在采访中，大多数灾区基层干部都认为董玉飞的死跟丧子之痛直接相连。他12岁的儿子及另外几位亲人在地震中丧生，是董玉飞心里一直未能抚平的伤口，也让他最终失去了继续生活下去的动力。
“人平安最重要。”宋军这样对记者感叹，“5?12后我们都有很多想法，尤其是最初的救援告一段落后，觉得人生太累了，太苦了。但想想身边的亲人都还活着，这就比什么都好。”
但在实际生活中，财产上的损失也并不让人轻松。由于大多数乡镇干部的积蓄都投在了房子上，因此房屋一旦受损，对于一个家庭的打击也是沉重的。茶坪乡的一位副乡长刚用多年的积蓄买了房子，在地震中就受到严重损毁。作为家里唯一的经济支柱，焦虑､压力齐齐向他袭来。“看着看着他头发就白了。”安县纪委党风室主任范蓉告诉记者，“连续输了好几天液人才缓过来。”
除了地震造成的人员和财产损失给基层干部们带来的沉重压力，震后千头万绪的工作也像一堵无形的墙向他们压来。
“先是没日没夜地救援，救援结束后，安置工作､物资发放工作马上又来了。现在，又立下军令状让所有灾民在春节前住进永久性住房。”安县高川乡乡长李勇告诉记者，“事情一桩接一桩，在10月以前根本无法休假。”
灾区的灾后重建工作正在各地展开，然而，由于重灾区多属山区，建房土地面积有限，条件较为恶劣，重建工作困难重重。
李勇坦言，目前集中建房的矛盾很多，百姓存在等靠思想，可上面交下来的任务又得完成，现在光是乡镇干部着急，“真是坐轿不急抬轿急”。
工作上的焦灼感无疑让灾区干部们的压力又增加了不少。据了解，董玉飞在留下的一封遗书中透露：从抗震救灾到灾后重建，他每天都感到生活､工作压力太大，感到无法支撑下去，“想好好休息一下”。
“我们是救灾的主力军，可我们也是受灾者。夜深人静，我们也有支持不下去的时候。”北川的一名干部这样形容。
“原始”条件下的数倍工作量：我们没有时间悲伤
在安县采访时，记者和基层干部们的交流数次被打断，因为干部们需要接打电话处理县里､乡里的工作事宜。“现在还好些了，每周能轮休一天。不过就是休假那一天也有很多临时的事要处理，基本没法好好休息。”李勇告诉记者。
据绵竹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罗应光介绍，自地震发生以来，大多数灾区基层干部都处于一种超负荷的工作状态，一方面上级部门安排的救灾和重建任务非常繁重；另一方面，灾区群众的迫切诉求甚至是一些人的怨言，也都直接反映到基层干部这里。
“为了排解群众的不佳情绪，自己往往会受到压抑､感染。久而久之，心理内伤也会淤积。”一名曾与董玉飞一道参加过救灾疏导的干部对记者说。
“常常是这边还没听完，那边的群众又来反映情况了，都是老百姓的事情，我们都得认真处理。”宋军说。李勇则说，他一天的电话不下50个，震后的电话费已从一个月200多元涨到了500多元，而且还无法报销，“一个正科级干部一个月的工资不过1千多块钱，现在电话费就占了一半。”
宋军的家在安县县城，平时工作都在茶坪乡上，目前已从帐篷搬进了板房，“最忙的时候每天只能睡两三个小时，连换件衣服都得趁去县里开会的时候回趟家。”
如此大的工作量却是在极其简陋的办公条件下完成的。宋军笑称他们现在的办公环境已退回到了“原始社会”，“全是靠自己发电，晚上10点就停电。交通基本靠走，道路损毁很严重，尤其是一下雨，更加危险。”
在茶坪乡的一个群众安置点，记者看到了板房办公室的工作条件。一间板房里几张办公桌拼接起来，桌脚垫在砖上。“即便这样，都会发霉。”茶坪乡晓坝救助站的纪委书记肖仕英告诉记者。一名工作人员拉开桌子抽屉，记者看到抽屉里都是霉斑。
而在肖仕英住宿的板房里，记者看到她床下的青砖缝里竟长出了不少杂草，角落里的砖上还长了青苔。被褥也被空气浸润得很潮湿，手一摸就觉得很润。
李勇也表示目前住板房最大的问题就是潮湿，“屋子两天不住就要起霉，而且从9月就得开始用电热毯了，不然潮得没法住。”
北川干部的工作条件更加恶劣。由于北川新县城的选址一直待定，北川县委､县政府的驻地在灾后数易其址。很多单位在地震后什么都不剩，有的机关连公章都没有了。办公也只能数家单位一起拼凑，甚至还得自己在外面想办法。
“我们再怎么受灾，起码还是在自己的地盘上办公。北川的干部搬到了新的地方，更加没有归属感，加大了心里不安定的感觉。”江油市的一名政府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不少北川的干部朋友由于工作地点的数次变更，精神上更加焦虑。
“现在我最希望的就是能休个假，彻底耍一耍。”宋军坦承，“现在不管你是偶尔和朋友聊个天，还是凌晨两三点，都不断有事情找你，需要你处理，没办法停止工作，甚至都没有宣泄悲伤的时间。”
心理辅导缺失：亟须双重关怀
董玉飞自杀后的第7天，是第17个世界精神卫生日。这一天，由卫生部､世界卫生组织等单位联合主办的灾难后心理社会响应高层研讨会在北京召开。
同样是10月10日，北川羌族自治县委､县政府决定让干部实行正常双休日并执行新的作息时间。
然而，灾区干部们内心的伤痛是否因恢复双休日就能平复过来?
“我们还需要专业的心理辅导。”茶坪乡乡长宋军说，“目前干部们的心理问题，大多是通过自我排解及旁人的劝慰，没有专门的疏导途径。”
据记者了解，灾区干部们宣泄情绪的方式主要是和家人､朋友聊天。“工作繁忙的时候，往往家人一句温暖的话语就能让你舒心很多。”江油市的一名基层干部表示。
但并不是人人都会主动进行心理疏导。宋军告诉记者，像上文中说到的那位头发白了的副乡长，其实是一位意志非常坚强的同志，他不愿给组织､给政府添麻烦，自己的困难都是自己默默地解决。
“但这样其实对自己的心理健康非常不利。”宋军说，“我为这事专门找他聊天，开导他，但我毕竟不是专业的心理专家。”
据安县基层干部介绍，在地震后初期还有大量的志愿者来灾区开展心理辅导工作，虽然说辅导的主要对象是受灾群众，但干部们有时也能受到一定的关怀帮助。但当灾区建设进入恢复重建阶段后，现在的专业心理干预和辅导处于一片空白。
除了来自专业人员的辅导，组织上的关爱也是帮助干部们心理恢复的重要支持。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副教授马弘表示，政府应该开展“行政救援”，对灾区的干部实行强制性轮替､轮休，进行心理干预。
据北川县委组织部负责人介绍，目前他们正在制定针对全县基层干部的异地轮训计划，加强对一线灾区干部的心理干预及辅导，在地震中失去子女和同时失去配偶子女的干部是轮训的主要对象。同时，灾后重建期间，抚慰､关爱､解决特殊困难等措施也在同步进行。
除此之外，提高经济待遇以及制定合理的工作目标，对于减轻灾区干部的压力也有不可小视的作用。在采访中，很多基层干部都提到了经济上的压力，希望在以后能有所改善。并且，上面在制定工作目标时，要考虑基层的实际情况，既要给任务，还要提供完成任务的必要条件。
心理专家建议，灾区的干部们可多参加一些朋友聚会，多交流多沟通，也可以阅读一些心理健康教育的书籍。
中科院管理学院副院长时勘向灾区干部建议：合理授权，不要事无巨细都放在自己身上；团体合作，集体决策，用集体的智慧共渡难关；工作再忙，也要抽时间给家人打个电话。
灾区干部急需来自专业人士和政府组织的外界心理援助，同时也积极进行着自我心理疏导，人人都不希望出现第二个董玉飞。然而，如何及时发现干部心理异常的端倪，如何及时有效地引入心理辅导专家，如何从根本上改善灾区干部们的工作生活环境，这，不仅仅是灾区干部需要承担的课题。
编辑/衡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