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中共十七大之后，大型国有企业的老总出任党政要职成为一种趋势，尤其在今年4月迎来了又一轮相关人事任免潮：2日，原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总经理王志刚出任科技部党组副书记，并主持党组工作；11日，苏树林被任命为福建省政府副省长、代省长，而在上个月，他的身份还是在世界500强中排名第7的中国石化集团公司总经理。
加上之前的山西潞安矿业集团董事长任润厚、河南煤业化工集团董事长陈雪枫分别当选为本省副省长，这一群体正陆续成为从商场转战官场群体中的新力量，社会各界对这种“商而优则仕”的趋向，有着热烈的关注和讨论。
先例不胜枚举
中央于去年及今年先后出台党政机关与国企干部交流机制，建立高级经理学院，使之成为中国六大高级干部学校之一，加强了对国企高管的培养力度，政企高官（管）相互间的角色转换也日趋频繁。
媒体在报道这些消息时也大多持肯定态度：“在中国推进现代化和改革开放的进程中，长袖善舞的国企老总，也有望在政治领域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其实，在我国的干部管理体制下，国企老总和政坛干部之间的对调从来就不少见，大部分的国企老总本身就是党政干部。而2006年8月的《党政领导干部交流工作规定》就要求实行党政机关与国有企业、事业单位之间的干部交流。
著名公共行政学专家、国家行政学院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竹立家教授指出，1999年中央曾发文取消国有企业行政级别，随后又发文称44家大型国企老总享受部级干部待遇。从理论上和程序上看，国企老总已不属于公务员序列，而是介于管理高官或技术高官两个序列之间的高官。
在地方党政首长中，和苏树林履历类似的是一抓一大把。如北京市委书记刘淇曾任武汉钢铁公司经理，海南省委书记卫留成曾任中海油董事长，广西区委书记郭声琨曾任中国铝业党组书记。
有相当一部分人赞同，正是苏树林的学识和经历决定了他在商界、政界中可以做到游刃有余。2006年，他从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的任上转任辽宁省委常委、组织部长。仅8个月之后，中石化董事长陈同海贪腐案发，苏树林迅速脱离政界成为救火队长。加上此次履新，苏树林已是在政商两界几进几出。
同样，在中央和部委领导中，也不乏王志刚这样履历的领导干部，且更有分量，这也是过去“重工”思维下形成的渊源。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就曾任中石油总经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兆国曾任二汽党委书记，工信部部长苗圩曾任东风汽车公司总经理，前国务院副总理吴仪更担任过北京最大的石化企业燕山石化公司党委书记。只不过，过去政商之间的角色转换是渐进式的，远没有近两年这样集中和频繁。
优势带来活力
粗略翻看这些过去的企业家、如今的政坛新生力量们的履历，不难发现，他们都主要来自钢铁、电力、石油、汽车等在国家经济中占支柱性地位的重点行业。
“除了对市场经济运作非常熟悉之外，国企高管通常还拥有国际化的视野和现代化的管理理念。”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郭巍青认为。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越来越迫切需要一批具备现代化、国际化视野和管理经验的党政官员。相较于单纯的政工干部、理工科干部，国企高管在这方面无疑更具优势。在国际地位日益提升、与世界打交道越来越多的中国，这种人才也备受倚重。这似乎是解释“商而优则仕”的主流原因。
例如53岁的王志刚，长期从事电子科技研究，2003年9月开始任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总经理。他是神舟载人航天工程副总指挥、嫦娥探月工程副总指挥，被誉为“航天少帅”。此番进驻科技部，王志刚责任重大。
当然，除了他们对经济工作的熟稔，年龄优势也令外界看好其仕途。他们大多是在改革开放后上大学、参加工作的，年轻是他们共同的特征。如苏树林、竺延风、艾宝俊、陈川平等都是“60后”，稍大一点的李小鹏、肖亚庆等人也是1959年生。
通过出身国企老总的这些政要近几年来的施政表现，可见他们身上往往有着新锐的理念。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前中海油总经理卫留成在刚开始担任海南省省长后，也把企业强调执行力和效率的作风带了进来。他在全国率先制定了一个《行政首长问责制暂行规定》，写明省长有权对基层政府首长的不作为和渎职等行为启动调查和处理程序，包括通报批评、勒令辞职等。
政商两界的界限
但国企老总频繁入仕，并非全是叫好声，尤其在学界，竹立家教授就保留了自己的意见。他认为政府是为公共利益服务的，政府的目标，政策的制订、执行都是要本着公共精神和公共利益的目标来推动。但企业却是在市场中运行的经济实体，其管理和政策目标或价值目标，都与政府目标大相径庭。
政界和商界有融合，但更多的还是区别。海南省委书记卫留成与网友在线交流时曾谈到一个小故事：“在中海油的收入与在海南省委的收入，两者差距是非常大的，当初我还以为是小数点打错了。但是感觉也不一样，作为一个地方官，能够给老百姓做一些好事、实事，得到老百姓认可，是另外一种收获。”
不可否认的是，在民众心中总会觉得，由于主要国企的绝对优势地位，国企老总似乎要比政府官员好当得多。而国企领导转任政府官员，要是成为简单的政治企业家，把政府当作企业去经营，或仅仅为政府自身的利益考虑而使其公司化，那很可能会带来很严重的后果。因为政府行为企业化是一种巨大的风险，这也意味着以提供公共产品为己任的政府更深度地滑入单纯追求效率的泥淖。
“在当下，中国相当一部分地方政府的严重问题就在于他们的公司化，不断为了这个‘公司’的利益做出侵害人民利益的恶行。因此，国企领导人转任政府官员必须调整心态，从企业家转变为政治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所长陈光金的担心不无道理。
竹立家教授则认为这些国企老总在企业界工作多年之后，又回到政界工作，所依据的是什么样的程序和法律法规？而这些人回到政界之后，对政界那些已苦熬多年到达一定程度的高级官员有什么影响？难保不会产生蝴蝶效应。
因为在国外，商人从政可谓司空见惯，但是中国历史上却少有这样的传统。大批国企老总从商人走上官员的道路，他们虽是处在市场经济改革的最前线，转任政府高官对于政府提升效率有其优势，但这一群体几乎都出身于垄断国企，其思维方式和立场难免受到垄断行业利益影响，其自身就存在争议。无论是企业家还是政治家，统率全局的战略眼光都是必备的素质。地方经济要又好又快、可持续发展，对政府管理者的要求应该更高。
深圳在这方面的探索再次走在了前面。据今年2月出台的一项规定，深圳市属国企老总任免权从政府部门手中松动，这些包括水、电、煤气、公交等众多公用事业单位在内的大型国企“掌柜”，都不再由政府部门任命，而是由企业董事会直接选聘。外界一致认为这对破除国企的垄断思维有重大促进作用，也是地方党政领导先进执政思路的完美体现。
政企有别，公众虽不是特别清楚，但会有个大致的概念。政界的工资待遇等即便是部级领导年薪也不到20万元，而国企老总却是动辄上百万以上的年薪。竹立家教授提出设想，高级干部在企业界、学术界、政界之间的相互流动，如果形成一种趋势，应该考虑对国企高管薪资福利等实行公务员化。而目前正在进行中的事业单位推行绩效工资改革问题，就是要探索解决国企老总天价高薪难题。
政府的工作与企业的工作，差别巨大。一个人可能当好企业老总，却未必能当好政府领导，反之亦然。可以想象，随着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过去传统社会里的万金油干部只会越来越少，现代社会治理的专业部门对专业化干部的要求非常高。因此，完善传统干部管理体制下官商之间的双向通道，才是我们乐意看到的。例如科研出身的王志刚能继续在科技部任职，矿业专家任润厚分管山西工业和安全生产。毕竟，培养复合型、专业型干部人才两种方式均不可偏废，那是我们未来的目标，更是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