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很容易在公众的视野中被聚焦，无论是生人或是逝者，是历史还是现实。 近日，又有诸多北大校友呼吁把蔡元培先生遗骨迁回北大，但遭到蔡家后人拒绝，表示蔡先生墓应留在香港，这让许多人为之遗憾。然而回头一想，即使蔡先生归骨北大、葬于燕园一隅，然其魂将何附、魄将何栖？魂兮归来的蔡元培将何以观今日之北大？说到底，今日之燕园不是昔日之红楼，雕栏玉砌虽犹在，朱颜早已改。
邵燕祥等先生在感叹蔡先生遗骸难归之后，终于还是说了“不归也罢”。我倒觉得这不是罢不罢的问题，而是何必归去、更无需归去。蔡先生怀抱天下，所幸其思想自由、学术上兼容并包的理想一息尚存，正是天涯何处无桃李。君不见吐露港畔校园人声鼎沸、师生问学四方、思想雀跃，更兼年年有弦歌灯火不辍。蔡先生在此蓝天之下面朝大海，卧听百年波涛，又有何不好？
哲人远矣，然其风范与理念仍常常启人回眸静思。看近日北大校园有辞退某人之议，有论者以“兼容并包”之训为念，称此议有悖自由主义之旨。这事情本不值得一议，但由于关涉到对蔡元培先生当年办学用人的宗旨，可略作申论。向来论者都认为蔡先生的用人方针是兼容并包，杨晦说是“新旧派别，无不网罗，五光十色，应有尽有”。郑天挺等则恐此论有被误解之虞，而力言“兼容并包”是指学术流派而言，而许德珩则更认为“所谓兼容并包并不是新旧一揽子全包，而主要是罗致具有先进思想的新派人物，对那些腐败守旧人物则尽量排除”。
有学者认为此说是实情，从具体的考察中可知蔡先生用人，既有学术上兼容并包的一面，也有以“模范人物整饬学风”的另一面。因此，即使先不谈应如何以自由主义之思想原则看待此事，仅从对蔡先生当年“兼容并包”的用人之道的全面理解，实未可片面轻言“并包”。
百年北大，浪淘尽多少风华人物，蔡元培之后是胡适、蒋梦麟、傅斯年的时代，在马寅初以后就无声地滑入了犬儒、卑微的时代。眼下北大校园中传出的阵阵喧嚣的声浪，无论是叫骂声声还是恶俗无比的载歌载舞之状，难道还与蔡元培和胡适们的北大有什么关系吗？如果说已经实在找不出两者之间还有什么精神的维系，这样的北大还有什么值得说道的呢？
或许在聚光灯外，北大法学教授龚祥瑞的一生比很多知名的“北大人”更能反映出北大的精神命运。龚祥瑞青年时代在英国系统地接受西方政治学、法学教育，一生不变的主线是对中国宪政问题的研究、思考和奋斗。在20世纪中国社会的政治风云中，人们可能会想象其命运应坎坷曲折。然而，龚先生的一生还是以谨慎的性格、超然的中间立场和温顺的行事策略顺应着现实而生活，甚至还揭发、批斗过他的老师。而在这种“说不上是正剧还是悲剧的人生命运”（陈有西语）中，人们可以更痛切地感受到一代中国知识精英的性格及其精神命运。
但在其晚年，他毕生不懈的学术追求终于焕发出风采，时代风云终于把一个宪政主义者的学术良知和深邃思考推向了思想前沿，直至他生命的最后时刻。据今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的《盲人奥里翁―龚祥瑞自传》记载，在1989年的11月，龚先生在广西大学与法律系师生座谈，出现了令人动容的一幕：在回答一位同学关于风波的提问时，“我怆然泪落，默默地慢吞吞地走回讲坛，自言自语地说，似乎是向全班的同学说：‘你们还年轻，无需有丝毫的悲观！’当我回到讲坛后，下课铃响了”。我认为，这一幕情景对话应该写入20世纪中国法学教育史和北大的校史。
从龚先生的回忆可以获得一丝安慰的是，尽管前面说过“北大舆情”是很大的错位，但毕竟“北大”是存在过、也影响过现在很多人的。因此，仍然愿意关注北大的人们，应该更多地在精神的废墟中寻找与接近那些很普通、但在内心深处仍存“北大”之念的教师与学生；无论他们现在还是如何稀少的一群，无论那些精神的光芒还是如何的微弱，毕竟还是蔡先生魂兮归来的最后希望。
作者系著名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