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６０周年之际，本刊编辑部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编辑部，邀请几位学者对这场战争留给世界、留给中国的遗产展开热烈的讨论。本刊与《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０５年８月号）同时发表各位学者的精彩发言片断。
６０年后再回首
王逸舟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
２００５年是一个重要的年份――二战结束６０周年、联合国诞生６０周年、万隆会议召开５０周年，等等。这样的时刻会引起人们很多的思考。过去常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使殖民体系崩溃。但现在有关新殖民主义、有关“重造”一些不发达区域的声音在欧美又在上升。有的是反映出一些利益的、战略的需求，有的是反映出对落后地区的失望，有的是体现出现有国际关系结构的问题。人们也看到德国和日本对二战历史的不同总结和反思。从广义上讲，不光这两个国家，欧洲、美国对这段历史以及后来走上的道路也有不同看法。有美国学者认为，二战证明了正义战争是必要的，对于邪恶势力不能搞绥靖主义；对于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和恐怖主义要采取强硬的、坚决的打击。而欧洲学者更多地谈到战争悲剧为什么发生、人类为什么没有理性地对待战争的威胁、有哪些可以做的工作没能去做。他们强调从欧洲一体化的制度建设上去设计新的安全体制，既要防止国际间的冲突，更要防止国内社会、宗教、种族的冲突。总之，欧美对二战历史的理解各有特色，导致其不同的发展路径。二战后，美国靠军事力量称霸世界，而欧洲人更多靠社会建设、福利制度、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等制度和理念，来保持社会的和谐和国家间的和平。东亚地区同样是反法西斯的重要战场，遭受过战争的蹂躏。在东亚，人们也有诸多讨论，例如：二战之后的世界格局――东西方的对峙、两极格局的出现，如何造成了东亚地区特殊的安全态势，这个格局向何处去，等等。对于二战后形成的雅尔塔体系，人们又有不同的思索，美国对此进行再批判、再解释，而俄罗斯坚持原先的解释。那么，从思想史、学术史研究的角度，怎么来看二战之后６０年的世界历史进程？
纪念是为了塑造和保持历史记忆
刘北成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资中筠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前所长
历史记忆对于人类个体和整体都十分重要，因为它帮助人类个体和整体确立历史方位。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记忆，更是如此。纪念不仅仅是为了慎终追远，而且是为了当下和未来。
回顾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本身的历史，考察历次纪念活动的主题和方式，有助于我们理解今天的纪念意义。
１９６５年，即反法西斯战争胜利２０周年时形成一次纪念高潮。那一年，中国纪念活动的中心事件，是《红旗》杂志发表林彪的文章――《人民战争胜利万岁》，突出反映了当时构成世界基本形势的几个因素：冷战，民族解放运动、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等。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乃至更长的时间里，作为战败国的日本，纪念活动的重点是悼念广岛原子弹轰炸死难者。
１９９５年形成又一次纪念高潮。５０多个国家在莫斯科一起庆祝反法西斯战争胜利５０周年。那一次是二战结束后，当年五大盟国，也是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的领导人首次聚会，反映了冷战后的新形势。
今年５月９日，５０多个国家领导人和代表再次聚会莫斯科，出席了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６０周年的庆典。最引人注目的是，德、意、日三个当年战败国的领导人都出席了这次盛典。
两次莫斯科庆典体现了两个重大变化。首先是超越了冷战的意识形态。反法西斯战争本身就是盟国在搁置意识形态分歧的基础上共同完成的伟业。随着冷战一页翻过，西方和俄罗斯都开始承认彼此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作用。东西方对这场战争开始可能有一个共同的叙事架构了。当然，即便在二战叙事方面，冷战思惟也还没有完全消失。但变化是明显的。
其次是超越了战胜国和战败国意识。这主要是由于战败国意识发生了转变。在经历了战后失败的困惑和争论后，德国实现了从“失败意识”到“解放意识”的转变。其标志是１９８５年联邦德国总统魏茨泽克在纪念二战结束４０周年时发表的讲话：“１９４５年５月８日是解放之日，它将我们所有的人从蔑视人权的国家社会主义暴力制度中解放了出来。”德国在战后彻底清算了纳粹的罪行，并且始终公开承认纳粹德国的战争罪责，赢得了世人的理解和信任。
相形之下，日本的情况就差多了。但日本也是在承认侵略事实、在宪法中承诺放弃军队和交战权的前提下，才取得了各国的谅解，才得以重返国际社会。不论出于何种原因，日本首相毕竟不得不出现在莫斯科的庆典上。当然，日本如何彻底完成从失败意识到解放意识的转变，还有待日本人民和国际社会的努力。
红场观礼台固然有座次的不同，原来的五大盟国理所当然地位居正席，德、意、日领导人叨陪末座，但是同台就座本身就象征了６０年来的进步。这其中至少表明国际社会基本形成了一种共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不仅仅是战胜国的胜利，也是战败国人民的胜利，是全人类的胜利。
从全人类的角度来讲，超越社会制度、超越战胜国、战败国的界限来纪念二战，本身就是进步。我个人越来越主张“和平主义”了，觉得什么都比战争好，除非真的面临侵略必须抗战。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应该用和平手段解决矛盾，而不要诉诸武力。这跟我从解放以来所受的教育是相反的。那时我们一直都是批判和平主义，而且，在６０年代，连不同制度的和平共处都批掉了，甚至说“和平共处就是用和平的手段慢慢消灭它（资本主义）”。当时从这个理论出发，认为只要帝国主义存在，世界大战就是不可避免的，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出了一批社会主义国家，第三次世界大战打完就全世界一片红了。
我现在觉得，人类武器已经拥有如此巨大的威力，用多少努力建设起来的文明，一个导弹就全完了，就是那个自杀性爆炸也够呛。所以，无论如何应该反对战争宣传。每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人们都在思考能不能以后再也不打仗了，联合国讨论来讨论去，就是想解决如何摒弃用武力来解决国际争端。战后多年，联合国还是有比较大的成绩的，至少作为一个各国具有平等权利的讲坛。虽然决策时是不平等的，但是至少它有平等的发言权。在避免战争、在推进人类福利方面起到了作用。
战争遗产：冷战、独立和思潮的变化
章百家
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
战争的遗产与战争的破坏作用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从战后国际关系发展的角度来看，二战的破坏作用主要在于它打破了原有的国际格局和原先各种国际力量的对比，为战后新的力量对比和新格局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从这个角度看，二战的遗产主要有三项：
第一，造就了美国和苏联两大强国，为两极冷战格局奠定了基础。战后，美国的综合国力远超过任何国家，以美国为主导建立起来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可以说是对战前世界体系的一种改良。苏联虽成为世界两强之一，但在战争中损失惨重。面对美国领导的西方世界的排斥和遏制，苏联企图另建一套世界体系，这个体系表面看来是新的，实际却是封闭的、落后的，其结果不仅不成功，而且最终成为导致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之一。冷战结束已有十余年，以回顾的眼光来看，两极冷战结构虽对遏制新的世界战争起到一定作用，但总的来看，它是二战留给世人的一个消极遗产。
第二，一大批新兴民族独立国家的出现，为国际关系的发展注入了新因素。通常，人们把冷战的出现看做是二战后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但我认为，更深层、更长远的影响来自一大批新兴民族国家出现给现代国际关系带来的那种不可逆转的变化，这种影响可能到现在还未完全显示出来。
第三，思想潮流的变化，对战争、革命与和平看法的变化，也是国际力量对比变化的一个重要方面。这是二战留下的一个深层次的遗产。我想，西方人和东方人特别是中国人对大战的体验和感受并不一样。对西方人来说，战争遗留下来的最主要的东西可能是一种长久的、具有震慑力的恐惧。两次世界大战可以说是西方文明孕育的怪胎，还引起了世人对西方自以为优越的文明产生深刻怀疑。西方人对二战的反思即以这样一个基础为起点。即便是战胜国，当人们为艰苦奋战而取得的胜利感到喜悦和自豪时，内心仍然带着一个深深的疑问：我们究竟为什么会打这样一场战争？在我们民族的记忆中，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一部分的中国抗战，不仅自始就是一场反侵略的正义战争，而且是与民族的解放和社会制度的革命性变迁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这场胜利引发的自豪感和成就感极为强烈。这使我们不仅强调反侵略战争所具有的正义性，也更加强调战争在引起革命方面所具有的积极作用。相比之下，在回顾二战的历史时，西方人的基调是灰暗的，充满着一种不可抑制的和平主义；中国人的基调则要明亮得多，充满着苦难中的乐观精神。这里无所谓对错高下，而是人们在不同历史文化背景下，沿着不同路径的思考。我以为，这两种思考需要交流、交汇，它们可以在维护世界和平的目标下殊途同归。
现代文明的价值坐标：和平与人权
牛 军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刘北成：
我认为，反法西斯战争的核心价值集中体现在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以及联合国宪章中。
１９４５年～１９４６年纽伦堡审判中有一个重要争执。被告和辩护人说，战争的罪魁祸首希特勒已死，剩下的都是执行者。军人尤其没有罪责，因为他们的天职是服从，应该免罪。依照当时的国际法，没有足够的依据给这些人定罪。但是公诉方反驳说，面对明显的谋杀和野蛮的犯罪，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人们有一个最基本的道德选择，而德国的军事领导人明知他们的领袖是罪恶的杀人犯，却始终追随他，理应受到严正的惩罚。法庭最后以破坏和平罪（指策划、发动和实施战争）、战争罪（指违反战争法规或战争惯例）和违反人道罪（指对平民的屠杀、灭绝和奴役等）这三条罪状对战争罪犯进行了判决。随后，在１９４６年～１９４８年的东京审判中，远东国际法庭也是以这三条罪状给日本战犯定罪。
这三条罪状体现了反法西斯同盟国的共识。英、美和苏联在战前并不友好，都有利用德国来牵制、甚至损害对方的图谋。但是纳粹德国的侵略与恐怖，使双方有了共同的敌人，从而超越了分歧结成同盟。那三项罪名是对这个共同敌人的罪行认定。
从表面上看，德、意与日本在政治体制上并不相同。意大利是法西斯主义的发源地。德国后来居上，成为更典型的法西斯主义国家。日本不是德、意那样的凭借下层运动夺取政权的元首制国家，它到底算不算是地道的法西斯国家，国外到现在还有争论。但可以确定的是，军国主义的日本也是极端反民主的国家。在国家主义、种族主义以及倡导绝对服从的威权主义方面，日本与德、意同气相求。在发动侵略战争和野蛮屠杀方面，日本也绝不输于纳粹德国。它与正牌法西斯的德、意结成轴心国，构成了有色差的法西斯光谱。上述三条罪状，就是它们的“最大公约数”。
这三条罪状背后是千千万万惨遭涂炭的生灵与冤魂。如此高昂的代价，换取的是国际社会对和平与人权的确认。反对法西斯，就是维护和平与人权。这也是建立联合国的宗旨。《联合国宪章》开宗明义地宣告：“欲免后世再遭今代人类两度身历惨不堪言之战祸，重申基本人权、人格尊严与价值，以及男女与大小各国平等权利之信念，创造适当环境，俾克维持正义，尊重由条约与国际法其他渊源而起之义务，久而弗懈，促成大自由中之社会进步及较善之民生。”其中的核心理念就是和平与人权。
可以说，反法西斯战争留下的最主要的思想遗产就是，国际社会确立了现代文明的价值坐标：和平与人权。我们今天回顾战后６０年来的历史，越发领悟到这一价值坐标对于现代世界的意义。
历史记忆是需要不断塑造的。在塑造和保持那一段历史的记忆方面，我认为，犹太人对人类做出了特殊的贡献。二战期间，犹太人尚未组成一个国家，不是一个交战国，但是他们却首当其冲地遭到了灭顶之灾。据研究，在战争前期，盟国几乎没有人相信大屠杀的传言。只是在盟军目睹集中营的惨状之后，大屠杀的罪行才昭显于世。二战后，犹太人几十年如一日，不断地诉说他们的苦难，不懈地追究刽子手的罪责。犹太人的控诉让全世界认知了犹太民族的血泪史，认知了法西斯最黑暗的一面，从而肯定了反法西斯战争的价值。
因为犹太人的问题，让二战变成了两重性的问题。一个是国家层面的反对侵略，反对民族压迫。还有一个层面就是人的问题。因为当时德国人残酷对待犹太人，但犹太人没有国家，这是对人的虐待。所以反法西斯战争一层是民族自决，一层是人权，是人的自由解放。在我们的观念中比较多的是强调反侵略的一面。我同意这一点，即犹太人对他们的历史和对纳粹残暴统治的反复追究，就是在不断提醒人们，这场战争除了国家的侵略战争的层面，更深层次还有一个对人的迫害问题。
二战给人类留下的基本经验、能够让人类普遍接受的最基本的价值是什么？一个研究美国冷战史的专家说，为什么二战结束后，西方有一种普遍的危机感，是因为二战结束后，在欧洲有一种对资本主义的幻灭。不是说资本主义不能创造先进的生产力，而是两次世界大战证明，欧洲的整个制度不能阻止人类发生这种灾难。所以，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在当时有过那么大的吸引力，很多资本主义国家都感到强烈的冲击。当时人们考虑的不是制度问题，而是谁能给我和平，谁能保证不再发生战争。我相信他讲的这点。人们在社会层面追求的、真正影响着历史进程的，是和平，是对和平的追求和对战争的恐惧。
苏联电影《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的导演８０年代到中国来时讲，人们需要理解苏联人对战争的看法。苏联在勃列日涅夫时代都在拍这样的影片，由此可以理解二战后那里的人们是多么地渴望和平。可以说，二战的后果和经验被冷战扭曲了，以为只要追求一种制度就可以给人们带来美好生活，但是当时人们在支持某个政府或政策的时候，想的就是一条：它能否给我带来和平。
１９４１年８月美国和英国领导人公布的《大西洋宪章》里讲的四大自由，包括了“免除恐惧的自由”。经过前年的“非典”，我真正理解了什么是“免除恐惧的自由”，真正理解了有恐惧的生活是最没有质量的生活。我认为《大西洋宪章》里讲的四大自由是真正能够把全世界的人团结起来实现和平、消除恐惧的核心的东西。我现在还是坚持，从历史的角度讲，和平是最基本的人权之一。维护和平，说到底就是保证人们的一个最基本的人权。
欧洲和美国：不同的理解
王逸舟：
在总结二战遗产时，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如何看待民族主义。不光是理论上，而且在现实中，对这个问题的看法都存在很大的分歧。欧洲现在坚持的“多元一体”方针，既坚持民族融和又保持各民族自主性，取得一定成功。对比之下，美国非常不同，亨廷顿最近的新书《我们是谁》，就表现出对美国传统的颠覆性看法。过去人们常说美国是个“熔炉”，美利坚民族可以吸收和包容各种民族、肤色、宗教。但是，亨廷顿认为美国正在走向巴尔干化，正在走向分裂，原因是非白裔人种上升了，再过几十年，美国就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美国，会陷入分裂和严重矛盾，美国的立国之本将不复存在。这表现出少数保守主义思想家对主导地位的危机感。这种心态跟美国文化原先的那种胸襟很不同。回过头来看，６０年过去了，民族主义是一直没有得到解决的大问题。到底是欧洲人所坚持的多元民族共同体好呢，还是单一民族的、不融合的好呢？现在有一种说法：“熔炉”变成了“沙拉盘”或者“马赛克”，即使搅在一起，仍然是彼此分明，不能吸收、融和。
对民族问题的看法又涉及对战后殖民体系、帝国主义崩溃的看法。现在又出现新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论。尽管不是用强权的方式，但是认为那些国家落后、无政府，是无赖国家，所以就要对他们实行托管，用自己的选举模式、规则去改造他们。布什的“泛中东改造计划”就是如此，即按照西方的模式进行改造。
资中筠：
民族主义到什么程度有积极作用，这个度是很难掌握的。没有民族主义，就没有民族凝聚力。中国的抗战非常悲壮，就是靠民族主义把人们凝聚起来的。而德国就由民族主义发展到法西斯主义。过去认为，强国的民族主义是侵略性的，弱国的是防御性的。但现在看来也不见得。恐怖主义都来自于弱国的民族主义或者是宗教意识等。香港大学前校长王赓武先生现在在新加坡，他站在东南亚小国的立场，认为大国的民族主义非常可怕，中国兴起的民族主义对东南亚小国来讲就是感到很可怕。他认为中国作为大国，在发泄、释放民族主义能量的时候要特别小心。
民族主义会导致战争，很多次战争都是由此引发。欧洲人觉得，欧洲联合的理念是最先进的，能够成功地避免战争。欧盟国家之间今后绝对不会打仗。不能说他们每个国家没有自己的民族认同，而是找到了一个最佳的结合点，很多问题都可以一同解决。好像是全人类都应该朝着这样的一个方向走，但是欧洲具有的条件是任何其他地方所没有的。首先它们有共同的价值观、共同的文明和历史，虽然说起来各有不同，但在大的框架里还是相同的。另外，他们的社会发展水平相近，而且互相交流已经持续了几百年，并到了一个非常深的地步。欧洲具有独特性。它作为民族国家的发源地，在几百年的战争里，民族主义得到了充分的释放。现在他们找到了一个框架、制度，甚至于可以制定法律。
王逸舟：
欧洲人的安全理论强调和平的实现不光是要有一种渴望，依靠自助过程（强大的国防），而且依靠制度、规范与区域合作。二战前英国首相张伯伦等人推行绥靖主义，其实也是希望实现和平，但是没有达到目的。所以欧洲人在战后明白了，要避免战争，不是通过与对手妥协，而是要建立一个区域安全共同体。但这是有条件的，比如，遵守大体相同的规范，都相信人权，信奉民主或自由这些价值，都能以市场经济为基础。在国内体制相仿的基础上建立的安全共同体才能够避免相互间的战争，从而形成区域安全共同体。
欧洲的和平主义学说，与美国人的安全理论大相径庭。我近年试图思考欧洲和美国战后以来在国际关系理论、在关于安全的思想上到底有什么不同。相同的是它们都强调民主自由，强调它们体制上的先进性，但是在实现的方式上很不一样。美国的安全研究实际上是一种战略研究，研究博弈论，决策过程，包括防御性、进攻性的现实主义等等。欧洲人的安全研究则不同，也叫和平研究，跟他们过去和平主义的思潮，跟欧洲的历史、文化的基础很有关系。欧洲人谈得更多的是实现和平的社会基础是什么，如何更进一步强化国际秩序如联合国、国际法。美国人是在狭义的军事层面谈论和平，而欧洲人则是关注社会的、经济的、生态等各方面的安全，是一种复合安全。
普罗迪曾经讲道，欧洲人与美国人的安全观很不同，从用语上就能看出，美国人的语言往往黑白分明，如“暴政”、“邪恶”“无赖”等，欧洲人则很少用这类词汇，尤其是他们的政治家和在对外交往中。相反，他们更多地强调历史性的妥协，强调南北关系的沟通，强调通过非暴力的方式实现不同的行为体（有的是国家，或者是地区、个人、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妥协和共识。例如在解决中东问题上，美国是支持以色列通过强权确立某个秩序，欧洲则注重中东贫困的根源、难民问题以及是否可以通过联合国的某些法律去推行中东和平。美国和欧洲都认为，只有将不民主的国家改造成民主、自由的才会避免战争。不同的是，美国人要用强权的方式推动这个过程，而欧洲人是要通过对话、国际法、联合国来进行。法国也希望伊拉克的萨达姆政权倒台，也希望那些所谓的无赖国家变成民主政权，但是欧洲人不希望通过暴力的方式，希望通过联合国的制裁，通过大家的说服。他们认为只有当这个政权的性质变化了，变成民主的，尊重人权、自由的时候才有真正的和平。我觉得，对二战的总结，欧美之间存在相同的地方，但确实有非常大的不同。按照陈乐民老师的判断，欧洲人更多地从文化、历史、社会角度去判断怎么实现安全、和平。而美国人就像是一个强壮的小伙子，完全不懂也没有耐心去理解历史和文化的区别，他完全就是靠手中的大棒和胡萝卜来推进他期待的秩序。
资中筠：
根据“民主和平论”，美国认为，世界上只要还有专制国家、不民主国家，战争威胁、对美国安全的威胁，就永远存在。尤其是现在恐怖主义的威胁又凸显。所以它现在的理论就是要改变那些不民主国家的制度，而且无论用什么手段都是正当的。赖斯就讲，美国解放了伊拉克，对朝鲜也不排除采取行动，只是未必用同样的手段而已。
美国在打败法西斯方面起了关键的作用。它的民主制度也是真的。但是美国在国内实行民主的同时，种族优越感以及国际社会达尔文主义还很强烈。１９０１年上台的老罗斯福总统，在国内进行具有进步意义的改革，抑富助贫，向平等方面推进，但他同时又认为，假如一个国家没有力量保卫自己，就没有资格在世界上存在。现在的虐俘事件从某种意义上就反映了种族主义：非我族类的敌人不必以人看待，怎么对待都可以。到目前为止，欧美某些人在潜意识里、实际行为里的种族主义还是相当严重。别看像赖斯这样的黑人已经进入了统治阶级，但是美国的文化里面，广义的种族优越感，或称文明优越感还是很强。这些因素与美国的霸权主义相结合，令人忧虑。
亚洲没有走出雅尔塔格局
王逸舟：
亚洲同欧洲不同的一点是，欧洲在地区合作、安全共同体、各国经济一体化方面不存在政治障碍。而在亚洲，推行这些做法的政治障碍特别严重，与欧洲有质的区别。到上世纪６０－７０年代，欧洲已经基本结束了外部的占领，实现了欧洲的和解，变成了一个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共同体，尽管还存在很多内部的差异和矛盾。但是亚洲地区直到现在还是一个被分割的区域，有人甚至说是被占领的区域，因为美国的存在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不可缺少的，如果美国撤了，这个地区的平衡就会被打破，就会出现一些混乱或者超出预料的麻烦。所以，从长时段来看，亚洲确实还有很大的危机。
李光耀强调亚洲的价值、亚洲的文化，但是，东亚作为一个区域的概念到底存在不存在？从地缘政治或者历史上讲，这个东亚到底是什么，是个纯粹的地理区域，还是一个政治区域或文化区域？现在朝鲜半岛双方是对立的，中国的大陆与台湾是分割的，这个地区仅存在一些次区域的小范围合作，谈不上整体区域的合作。我深感亚洲地区还是雅尔塔格局严重存在的区域，没有完全走出旧的阴影。６０年过去了，我们远没有欧洲人走得那么远。日本有时也会自嘲地说自己还是一个被占领的国家。所以，亚洲地区真的是值得反思的。
中国是一个文明的国家，希望做个负责任的大国，那么，对东亚区域秩序的形成，对东亚走出冷战的阴影，我们能不能起到积极的作用？我们现在的目标是把自己做大做强，这当然没有错。但是，我们对于东亚这个区域应该承担的责任，做得还不够。所以，反思二战６０年的时候，也应当思考自己所在区域的缺陷和问题，思考为什么东亚还处在这样一个相对落后的阶段，思考在未来的发展中如何在经济建设的同时也能够在思想价值方面、在国家关系方面提供一些公共产品，提供若干能跟变化的时代匹配的东西。
牛 军：
二战历史对亚洲的影响和对欧洲的影响是完全不同的。欧洲的精英决定了他们自己要走一个联合的道路，而在东亚地区就找不出可以成为地区核心的国家或组织。这个地区的国家都认为，在这个地区真正起关键作用的是美国，认为自己地区的任何国家都没有能力起主导作用。因此东亚其实是继续走了一条依附道路，冷战不过是它的表现而已。
今年是万隆会议５０周年，万隆会议对亚非国家到底意味着什么？万隆会议的精神是什么？从现象上看，就是曾经有过这样一次机会，亚洲和非洲国家的代表能够坐在一起，寻找它们之间的共识。这个共识是什么？周恩来讲的“求同存异”，说到底是他找到了一个认同。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又与苏联结成同盟，周边国家都害怕。所以他就讲，我们来是寻找共同点的，共同点就是我们都有过受殖民统治的经历，我们现在都希望和平发展。他是在寻找跟亚洲国家的一种认同，希望在这样一个认同的基础上建立新的关系。周恩来做得非常好。只有找到这样一个认同，大家才有可能在一起共同发展。
亚洲的殖民主义统治虽然结束了，但殖民主义造成的对强国根深蒂固的依附还没有根除。亚洲的问题就是那个时候遗留下来的。
中国：交织在一起的四重使命和复兴的枢纽
章百家：
中国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部分，但中国的抗战又有自己的特殊性，它不同于欧洲的战争、苏德战争和美日战争。我以为，只有把中国抗战放到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寻求解放和复兴的大背景下，才能更好地理解这种特殊性，理解中国人和外国人对这场战争的不一样的体验，理解中国抗战对我们自己以及对世界的意义。
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华民族自近代以来取得的反对外国侵略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不过，这场战争打得非常艰苦。究其原因不外乎三点：第一，中国当时是一个弱国，工业基础、军事力量要比日本差很多；第二，由于种种原因，中国得到的外援很少。马歇尔承认，中国战场用极其稀少的资源去对抗强大的敌人，这是任何其他战场所没有的情况；第三，这场战争爆发时，中国正处在一个深刻的内部变动的过程之中，这种变动一方面使中国人有了空前的民族觉醒，这是夺取抗战胜利的必要条件，另一方面，它也使得中国内部存在着一时还无法化解的矛盾，这是抗战局面异常复杂的原因之一。如何解释最后一点，我有些不太成熟的想法，在这里拿出来与大家切磋。
以宏观的眼光来看，从２０世纪初期起，中华民族就进入了一个复兴的过程，这个复兴不是一个古老民族传统意义上的复兴，而是从传统向现代的演进，因此这个过程相当漫长，充满了矛盾和曲折。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人面临着四项历史任务：第一是需要进行社会革命，对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进行改造；第二是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恢复民族的独立和国家主权；第三是实现统一，结束清王朝灭亡后存在的国家分裂状态；第四是实现现代化，包括工业化和政治民主化两方面。中国同许多国家不同的情况是，那些国家基本是一个历史阶段面临和解决一个问题，而中国由于外部和内部的压力，在一个历史过程中几乎同时面临着四项任务，而且这四项任务彼此相联，虽然解决起来可以有先有后，但对实现民族复兴来说则缺一不可。
面对交织在一起的四重使命，中国内部代表不同阶级利益的国共两党，各有不同主张。双方的差异不仅在于解决问题的先后秩序和方法上，最根本的差异在于是否要进行社会革命。国民党寻求的只是一种上层的政治革命，而共产党的基本主张是以阶级斗争为手段来实现社会革命。这种对立事实上难以调和。同时，在面临多重任务的情况下，每个政党的各方面政策也难以协调，有助于解决一项任务的政策，可能会妨碍或延缓党的其他主张的实现。我想，这是我们解读中国近现代史诸多矛盾现象和曲折历程的一把钥匙。
抗日战争对中国人来说，既是一场争取民族解放的战争，也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空前的民族危机，使得国共两党都不得不把民族的救亡图存置于首位。在抗战过程中，民族复兴所要求的四项使命都有不同程度的解决。中国社会组织和动员的程度大大提高了，特别是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共产党把农民组织起来了。在争取民族解放和独立方面，抗战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旧的不平等条约体系被取消了，中国的国际地位明显得到提升。国家统一问题，虽然没有最后解决，但抗战期间达成的统一远远高于此前。现代化问题，就工业化方面来说总体上是被打断了，但就政治民主化而言无疑是有所前进的。在肯定这些进步时，我们也无须否认，抗战时期中华民族仍处在整合的过程中，中国内部存在的一系列深刻矛盾仍没有得到解决，这使得国共斗争不可能完全停止，有时甚至十分激烈。
如果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改变了国际关系；那么，作为二战一部分的中国抗战，不仅改变了中国同外部世界的关系，也改变了中国内部的政治关系以及各种政治势力之间的力量对比。在纪念抗战胜利５０周年时，前辈历史学家刘大年先生提出了一个观点：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历史的一个根本转折，是中国复兴的枢纽，一方面是中华民族基本取得了独立，另一方面是人民革命力量的壮大。对此，我十分赞同。有了这样两方面的转变，就为战后不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准备了条件，新中国的成立不仅彻底实现了民族的解放和国家的独立，也为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扫清了道路。
中国的贡献
■林利民
在世界反法西战争中，中国抗日战争是一场相对独立的反侵略战争，对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的最终获胜起了非常独特的作用。
中国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战略贡献主要表现为：
在精神层面，起到了鼓舞反法西斯阵营与敌殊死战斗，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动员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由一系列局部战争逐步演变为全面战争的。中国抗日战争如从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算起，历时１４年，比１９３９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早了八年；如从１９３７年卢沟桥“七?七”事变算起，则早了两年。换言之，当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还暗流涌动时，中国人民已独立地与日本法西斯进行了多年殊死搏斗。中国人民表现出的中华民族不畏强暴，“一寸山河一寸血”的英雄气概，不但极大激励了世界反法西斯阵营与法西斯强盗战斗到底的决心和信心，也树立了弱国能够战胜强国、正义不惧邪恶的榜样。
在器物层面，极大地消耗了日本侵略军的实力。中国抗日战争是全民抗战，是持久战，是以“空间换时间”，“积小胜为大胜”，以游击战对正规战，这是弱军对付强敌的法宝。在抗战中，中国军民不畏牺牲，不怕挫折和困难，正规战与游击战结合，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相结合，以各种手段打击日本侵略军。日军深陷中国战场，损失百万以上，其准备用于太平洋战争的各种战略物资，如钢铁、石油、弹药、军械及其他重要物资，被迫在中国战场提前消耗，这是日本军队最终被世界反法西斯阵营击败的重要战略原因。
在战略层面，中国坚持抗战打乱了日军的战略部署，也为盟国调整部署争得了战略间歇。
首先，中国抗战破坏了日军的“北进”计划。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日本国内围绕侵略方向，有“南进”与“北进”之争。日本陆军主张“北进”，海军主张“南进”。在盛行武人政治、军部横行的日本，陆军权势一向重于海军权势，因引，“北进”说一度占上风。但是，中国军民的抵抗使日本速战速决的梦想破灭，百万陆军深陷中国战场，已不可能腾出身来用于对苏作战。无奈之下，日本只得放弃“北进”，转而发挥其海军作用，掉头“南进”。１９４１年德军闪击苏联兵临莫斯科城下时，日本军部曾考虑配合德军进攻苏联远东地区，也因陆军主力深陷中国战场，只得作罢。苏联因此而摆脱了两线作战的噩梦，这是苏联在德国法西斯重压下能坚持下来、并战而胜之的一个重要战略原因。
其次，牵制了日军“南进”，使其不能全力对付美英。日军虽然最终选择了“南进”战略，发动太平洋战争，对英美开战。但日本要“南进”，就必须占领东南亚广大地域及太平洋各岛屿，这依然需要强大的陆军。但是，中国战场却牵制了大量日本陆军，使其难以脱身南顾。结果是，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时只能动用区区２０多万陆军。要用如此少的兵力占领从东南亚到澳大利亚的广袤地区，无异于杯水车薪。初战得手后日本曾一度想进兵印度和澳大利亚，也因兵力不足，只得放弃。
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在谈到中国抗日战争的战略作用时，曾动情地说：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败了，日本军队就可以占领澳大利亚，进兵印度，并一直冲到中东，再与希特勒军队来一个会师，孤立苏联，其战略后果将不堪设想。
中国军民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所做出的伟大贡献，早已镌刻进历史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