９．１１事件发生后，恐怖分子的非理性和滥杀无辜，使人类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各国都倾向于将非传统安全的认知锁定在恐怖主义身上。然而，随着非典、禽流感等全球性的瘟疫的爆发，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对人类生命安全构成威胁的，还有比恐怖主义更具杀伤力的瘟疫：１４至１６世纪欧洲流行的鼠疫，至少导致３０００万欧洲人死亡；２０世纪初爆发的大流感，夺去至少２１００万人的生命；自１９８１年发现的艾滋病，已造成８００万人死亡……
而现代医学又同人类开了一个大玩笑。医学证明，大部分瘟疫的病菌都是由和人类朝夕相处的动物传播的，如鼠疫传染病，是由老鼠传染给人的；横行南亚的霍乱，其病毒是由鸡传染的；已有百年历史的炭疽病，病毒来自牛、羊等食草动物；还有１９８５年在英国发现的疯牛病，是由牛感染给人的；等等。
于是，当人类一波接一波陷入瘟疫的恐怖中时，也一次又一次置身于与动物的不和谐中。如今，禽流感又通过禽畜类和鸟类向人类发起了进攻。难道人们又将生活在动物的“恐怖主义”之中？
★“恐怖”疫情
一位旅客带着鸡匆匆赶往火车站，准备回家过年。或许他察觉到了什么，突然停住脚步，把鸡装在袋子里扔到了路旁。谁知，此举引起路人的高度警惕，一位出租车司机很快报了警，警察迅速赶到，在现场足足守了两个小时，见没有什么异样，才把鸡送到环卫所。
这是２００４年禽流感肆虐亚洲时，在北京西客站上演的一幕。
人们对禽流感的恐惧与防范远的不说，近的则始于１９９７年。
那一年的５月，一宗“离奇”的病例突然出现在香港一家医院。患者是一个三岁的男孩，因咳嗽、发烧而住院，但病情很快恶化，出现呼吸困难，医院给他使用了大量的抗生素药物，上了呼吸机，可还是没能保住小男孩的性命。香港卫生署检验后无法证实死者感染的是哪一类型的流感，遂将他的血清样本送往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及荷兰实验室进行化验。结果让人难以置信：死者竟然染上了一种只在禽畜及鸟类身上产生的Ｈ５Ｎ１亚型禽流感病毒。这是近几十年来全球首宗人类感染禽流感死亡的病例。此后，又有１８人感染，其中六人死亡。１２月２８日，香港特区政府颁布“格杀令”，在两天内把全港１３０万只鸡全部宰杀并销毁。
如同最初人们不相信疯牛病会传染到人一样，只在禽畜及鸟类身上产生的病毒竟“移恋”到了人类，这一不同寻常的“质”的“飞跃”，不能不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警惕。
然而，这一切又似乎仅仅是个开始。２００３年３月，荷兰的一位兽医在对病鸡进行检验时感染禽流感，并死于肺炎并发症。在死者身上，检查到了Ｈ７Ｎ７型禽流感病毒，与Ｈ５Ｎ１亚型病毒同样具有高致病性。很快，荷兰又有８０人感染禽流感。尽管德国、比利时等国采取了许多防范措施，但是，Ｈ７Ｎ７型禽流感还是在这些国家有所蔓延。
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１２日，韩国首席兽医官向世界动物卫生组织递交一份紧急报告，称汉城附近的一家养鸡场的鸡突然大批死亡。四天后，疫情扩散到另外两个养鸡场。化验结果证实，这些鸡感染的也是禽流感Ｈ５Ｎ１病毒。
此后，不断有疫情报告。２００４年１月１２日，越南官方首次承认，其国内有１２人死于禽流感病毒。同一天，日本农水省证实，在日本山口县的一家养鸡场发生禽流感。１月２３日，泰国首次确认，有两人感染了禽流感……
至２００４年１月底，在亚洲，除了韩国、越南、日本和泰国外，在感染禽流感的国家名单中，又增加了柬埔寨、老挝、印尼，中国内地等。
今年下半年，全球各地突然密集地发布感染禽流感的报告，禽流感也已开始了跨洲的传播。至此，禽流感不但感染了数千万只野鸟和家禽以及猪等哺乳动物，而且已感染了１２１人，
７月８日，菲律宾出现首例人感染禽流感的病例。
７月２１日，印度尼西亚一名３８岁的农场工人因感染禽流感而死亡。
７月２１日，俄罗斯紧急状态部官员宣布，在对３００多只死亡的鹅、鸡检疫中，发现了禽流感病毒，以后又有六个地区接连出现禽流感疫情。
９月２６日，印度尼西亚一名２７岁的妇女感染禽流感后在医院里死亡。
１０月７日，欧洲出现了近两年来第一个疫情。在罗马尼亚多瑙河三角洲地区的一个乡村发现了３只死鸭，鸭子的血液标本被紧急送往英国检测后显示，鸭子死于Ｈ５Ｎ１型禽流感。两天后，另一个乡村也发现了死在湖边的天鹅，检测结果仍是Ｈ５Ｎ１型病毒所致。到１０月１９日为止，罗马尼亚已有近６０只禽鸟死于禽流感，杀手都是Ｈ５Ｎ１型病毒。同一天，土耳其西北部的一个省也出现禽流感疫情。１０月１３日，希腊爱琴海一岛上的农民向政府报告说，他饲养的火鸡出现了奇怪病症并开始死亡。动物检疫专家在对提取的火鸡样本进行检测后，确认其中的一只感染了Ｈ５型禽流感病毒。
欧洲疫情的出现，掀起了一场不小的波澜。欧洲各国紧守大门，严防病毒流入。一个前往土耳其演出的保加利亚马戏团回国时，马戏团里的一群鸽子竟遭遇禽类运输禁令，被挡在了国门之外。与此同时，比禽流感传播更快的是一种无名的恐惧，这种恐惧迅速在欧洲弥漫，欧洲许多民众甚至达到谈“禽”色变的程度。西班牙和意大利等国有超过５０％的民众担心本国会爆发禽流感疫情，法国有４０％的民众对此忧心忡忡。一些国家口罩脱销，甚至抗流感药物在市场上也难以买到。人们不再喜欢遛鸟，不再敢吃鸡肉。德国《世界报》甚至说，欧洲人对于禽流感可能大规模爆发的担忧，已等同于对恐怖分子袭击的恐惧。
在美洲，１０月１０日，哥伦比亚政府宣布，托利马省的一个农场出现禽流感疫情。这是美洲地区发生的第一起禽流感疫情。很快，邻国委内瑞拉关闭了与哥伦比亚接壤的边境地区，并在全国启动了禽类监视系统。另一邻国厄瓜多尔也派遣军人与农牧技术人员加强边界检查。美国民众更是感到大祸临头，因为禽流感已“飞”到了家门口。早在今年４月，布什签署行政法令，将流感列入可授权总统下达隔离令的传染性疾病名单中，以便能做到防患于未然。
★追查“恐怖元凶”
１０月６日，美国最有影响的科学杂志《自然》发表了美国科学家对１９１８年大流感研究的最新成果：１９１８年的Ｈ１Ｎ１型流感病毒与Ｈ５Ｎ１型禽流感病毒有着相同的特征，１９１８年Ｈ１Ｎ１型病毒最初也出现在禽类身上，通过突变而跨物种传播给人，并具有极强的传染性和致命性。这可能意味着，人们现在遭遇的Ｈ５Ｎ１型禽流感病毒，正在沿着１９１８年的禽类病毒变成人类杀手的路径开始演变。Ｈ５Ｎ１型禽流感病毒完全有可能成为同１９１８年大流感一样具有杀伤力的世界性超级病毒。这一研究成果一发表，更增加了人们对禽流感在人与人之间传播的担忧。
１９１８年爆发的大流感是人类在２０世纪经历的最严重的一次瘟疫。据相关资料显示，大流感最早出现在美国堪萨斯州的一个军营里，起初患者的症状是头痛、高烧、肌肉酸痛和食欲不振。由于病情发展迅猛，患者几天内就都丧命。英法等国军队很快也出现了疫情。两个月后，疫情又传至意大利、西班牙、德国、非洲、印度的孟买和加尔各答等地。１９１８年夏天，疫情似乎突然消失，大家松了一口气。但到了８月下旬，它又卷土重来，猛烈地吞噬人类，全世界均被波及，死亡人数急剧上升。一直到１１月，疫情才缓慢消退。在这次大流感中，全世界有超过５亿人感染，死亡人数最保守的估计也有２１００万，最高估计达到１亿。美国死亡人数５０万，仅１０月１０日费城就有７５９人死亡；西班牙包括国王阿方索三世在内的８００万人患病，马德里１／３市民受感染，一些政府部门被迫关门，电车停运，学校停课，娱乐场所空无一人；英王乔治五世也未幸免，英格兰和威尔士死亡人数达２０万，皇家舰队三周无法出海，影响作战；印度死亡７００万人，有一个村庄总共８０人，死了７３人。许多国家尸体如山，白天满街出殡，夜晚救护车穿梭。这就是１９１８年大流感展现的恐怖威力。
当时医学界一直以为只是一种细菌造成的传染病，直到１９３３年，一位英国科学家从人身上分离出病毒，并命名为Ｈ１Ｎ１。
那么，１９１８年大流感的病因是什么，Ｈ１Ｎ１病毒为什么会如此致命？这一问题对于许多病毒学家来讲，一直是个未解之谜。破译引发１９１８年流感的“元凶”和毒性，也就成了医学家们攻关的方向。
美国军事病毒学家陶本伯格是众多研究者中的一位。１９９６年，陶本伯格和同事们开始了梳理病毒基因组的研究工作。他们认为，如果患者感染流感病毒会很快死去，死时肺部一定会活跃着大量病毒，尸体的样本也会保存当年病毒的基因痕迹。
他们先在一个尸体解剖储藏室里找到两具士兵尸体，这两个士兵都死于１９１８年的流感；又从死者肺部提取切片组织；再从中采集流感病毒的某些基因断片。后来，他们得到一位退休的病理学家的帮助，又在阿拉斯加冰封的一个大型坟墓中，挖出一具因纽特女尸，从其身上提取到第三份样本。在因纽特女尸坟墓中，他们还意外发现了死者生前用的手绢，在上面也提取到了某些基因……通过点点滴滴的积累，陶本伯格及同事终于将整个基因序列梳理出来，并复制了病毒的基因组。研究结果表明：１９１８年大流感就是禽流感的一个变种，将其病毒试验于老鼠身上，老鼠很快死去。
虽然到目前为止，亚洲出现的禽流感病人，还都仅限于与禽类直接接触、被禽类直接感染。但是，谁也不敢肯定Ｈ５Ｎ１病毒不会自身发生基因变异，获得人间传染的能力，或者在某个患者的体内，与普通的人类流感结合，变成致命病毒。而绝大多数科学家和世界卫生组织官员所担心的就在于此。当然，人们更希望禽流感停止“从禽鸟到人类”的前进步伐，但形势难以让人乐观。
在１０月１４日出版的《自然》杂志上，美国、日本和越南的研究人员称，一名患有Ｈ５Ｎ１型禽流感病毒的越南患者对目前最有效的流感药物“达菲”已具有抗药性。鉴于此，研究人员警告说，禽流感病毒的变异速度大大超出人们的想像，后果将比“非典”疫情更加可怕，更难预防。
与此同时，美国一位传染病研究专家说，流行性大疾病平均每３０年左右爆发一次。现在距上次流感（１９６８年）已近４０年。世界卫生组织也发出警告，全球性流感可能随时爆发，它会夺去５００万到１．５亿人的性命。一时间，国际社会风声鹤唳。
★“恐怖分子”插上了翅膀
２００５年５月的一个早晨，中国青海湖自然保护区的一个管理员在进行例行巡查时，发现一只斑头雁有些异常，走路时踉踉跄跄。管理员以为是被其他野兽咬伤了，可仔细检查，并未发现外伤。很快，这只斑头雁死了。
接下来的几天，如同多米诺骨牌效应，包括斑头雁、鱼鸥等越来越多的候鸟都出现奇怪症状，不到两个月，有大约６０００多只候鸟相继死去。５月１０日，中国科研人员赶赴现场，最后确诊候鸟的死亡系Ｈ５Ｎ１亚型禽流感病毒所致。研究人员还发现，Ｈ５Ｎ１型病毒可能在传播的过程中发生了变异，较之以往的禽流感病毒，更具杀伤力。
关于青海湖的候鸟是如何染上禽流感病毒的，中国农业大学的一位专家在研究了候鸟迁徙的路线后认为：这些候鸟可能在东南亚等地越冬时，将禽流感病毒携带到了青海湖地区。
到目前为止，在越南、日本、泰国、柬埔寨、老挝、印尼、中国、俄罗斯、蒙古、土耳其、罗马尼亚等国均已发现鸟类感染这种病毒。
１０月２１日，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部长莱维特表示，候鸟是禽流感的传播者，禽流感病毒很有可能沿候鸟的迁徙路线传播。
候鸟的主要迁徙路线有八条，途经世界各地，有三条路线几乎覆盖了中国的全部领域。科学家们担心，随着秋冬两季迁徙季节的到来，插上翅膀的病毒会飞遍全球。目前，世界各国虽已纷纷出台了候鸟检疫措施，但有时也是防不胜防。
１１月４日，中国农业部发布消息，经国家禽流感参考实验室确诊，辽宁省黑山县的一个村庄养殖户出现了鸡死亡疫情，为Ｈ５Ｎ１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专家认为，黑山县地处东亚澳大利亚候鸟迁徙路线，这起疫情可能来自候鸟的传播。
候鸟染上了禽流感病毒，就表明，病毒可以进行远距离传播了，禽流感不再是某一个地区小范围内发生的事件了。
★反“恐”之战：隔离？合作？
２００３年新加坡前总理吴作栋访问美国时恰逢亚洲遭受“非典”肆虐，也正值美国等一些国家对亚洲“灾区”的隔离还没有完全解除，于是他经历了这样一种尴尬：他必须确保体温正常，且没有任何发烧迹象，才被允许进入白宫。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最近发表文章评论道：“在人类自我保护的本能面前，外交礼节和国家责任甚至被远远地抛在了脑后”。
的确，对一些国家来讲，当时“非典”病毒因为没有插上“翅膀”，采取隔离措施还可以将其防在国门之外，国家与国家的交往也可以因此减少。但如今，当成群的候鸟飞跃壁垒森严的国际疆界，把病毒带到世界各地时，当人类生命面临瘟疫全球化的威胁时，是否还能隔离，还要独善其身？各国如何在全球化的理念之下共同迎接危机全球化的挑战？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的学者达巍认为：禽流感和其他非传统安全危机之所以考验我们这个时代，原因就在于我们只能以尚未全球化的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去应对全球化了的非传统安全危机。有这样一种说法：欧洲大陆腹地的一只野鸭扇动翅膀，就可能引发一场全球性的公共灾难。这种说法就表明了禽流感等非传统安全的全球化属性。“非典”的经历已经显示，如果没有全球化的运输手段（国际航班），“非典”不会蔓延；如果没有全球化的通讯手段，对“非典”的恐惧也不会如此迅速的扩散。与此相对的国际政治现实是，应对非传统安全的基本单位仍然是一个个民族国家。国家都有主权的边界，应对没有边界的危机显然不够。
达巍还认为，民族国家应对禽流感等非传统安全无非有两种思路。一个思路是隔离。比如，人为限制甚至切断全球化的联系，让国家重新成为某种程度上的“孤岛”。在“非典”期间，我们就看到，许多国际活动被取消，国际旅行能减少就减少，各国从疫区撤离大量外交人员，还有就是在边境上强化检疫措施等等。这种限制甚至切断全球化联系的措施，显然会对世界经济活动和其他社会活动造成损害。比如，仅“非典”疫情给东亚和东南亚造成的经济损失就达约１８０亿美元。这种隔离和限制还有一些无形的伤害，前面提到的新加坡前总理吴作栋在白宫的尴尬，相信很多人在“非典”期间都曾经遭遇过。再比如，美国为了反恐，采取了入境的外国人必须按指纹等措施，这也是一种“隔离”或者限制措施，也招致很多国家的抗议和反感。此外，人们在面对非传统安全威胁时常常还会产生一种心理上的隔离。在“非典”的时候，国际上就曾经出现过一些“中国非传统安全威胁论”，把危机归咎于某个国家。谁又能保证在禽流感疫情中，不会出现“亚洲非传统安全威胁论”呢？
另一个思路是合作。合作显然比“隔离”高明些，也更符合危机全球化的特点。但是，也必须承认，国家之间无论如何加强合作，也仍然形成不了“世界政府”那样程度的一体化。因为国家的边界再模糊，毕竟还是存在的。不仅如此，合作中也会产生新的问题。比如，在全球合作应对非传统安全时，总有人从传统安全的角度去理解问题。比如，中国如果在应对危机时向国外伸出援手，总有人会解读为中国在扩大影响力；与此相对应，美国的一些行为，也总有人解读为扩大地缘影响。这正说明了国家边界不仅是划在领土领海上的，更是划在人们心上的。
在面对禽流感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时，各国政府及相关组织能否抛弃成见，能否在透明、合作的前提下，建立起全球性的信息共享机制以及危机预警、防范、控制体系，对于阻击禽流感至关重要。疾病的全球化在挑战人类全球化的理念，也从本质上挑战了现今国际政治的核心责任和核心理念。
★反“恐”的联合
禽流感疫情的传播速度出乎人们的预料，经繁衍变种之后的病毒杀伤力又急剧增强。各国政府都意识到，只有同舟共济，加强合作，才能狙击禽流感对人类的攻击。如今，地区及世界范围内的合作正逐步展开。
９月１４日，布什在联合国大会的发言中首次提出了“预防禽流感国际合作计划”，他说：“如果不对禽流感病毒采取行动，它有可能引发２１世纪第一场全球疫情。”１０月６日，美国主持召开了为期两天的“国际禽流感伙伴计划”会议，全球８０多个国家、地区和联合国的有关官员、专家学者参加。分析人士认为，１９１８年大流感首先发生在美国军队，当时美国海军有４０％的人受到感染，陆军有３６％的人患病，死亡者最多的是２０～４０岁的军人。如今，美国的军事基地遍布全球，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进行的两场战争，至今未能结束军事行动。基于此，美国人必须重视对禽流感的防范，以防１９１８年大流感在美国及全球重演。
９月２９日，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任命大卫?纳巴罗博士为联合国禽流感和人流感事务的高级协调员。随着疫情的发展，许多国家都希望联合国在禽流感防治和应对方面发挥主导作用，希望联合国及其相关专门机构加强协调与合作，提高国际合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１１月３日，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呼吁各国高度重视禽流感问题，通过加大投入以及促进合作，共同防范禽流感疫情的蔓延。联合国经济和社会理事会在这一天就禽流感问题也举行特别会议。１１月７日，由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和世界银行首次共同发起的全球防治禽流感会议在日内瓦举行，四个组织负责人共同呼吁各国加强对禽流感威胁的重视，开展进一步合作。
１０月１８日，欧盟２５国外长在卢森堡召开特别会议，就如何应对禽流感等问题进行讨论，他们还呼吁，国际社会应加强在预防禽流感方面的合作。
１０月２１日，中国大陆、香港、澳门三地共同签署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合作协议，联手防治禽流感。
１０月２４日，全球３０个国家的卫生部长以及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粮农组织和国际兽疫局等国际机构官员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探讨了如何加强国际合作。
１０月３１日，第七届非洲联盟农牧业大会在卢旺达首都基加利开幕，４０多个非洲国家的代表和２０个国际组织的专家紧急商讨禽流感应对方案，力图将禽流感挡在非洲大陆之外。
同一天，亚太经合组织防治禽流感国际会议在澳大利亚布里斯班举行，来自２１个成员的１００多名流行病专家和国际组织代表探讨了如何加强合作。
１１月４日，世界银行宣布，将拨款３亿至５亿美元，用于帮助一些较贫穷国家政府防治禽流感。
★能制成生物武器吗――另一种担心
２１世纪初，一种神秘的病毒袭击全球。医护人员毫无对策且相继感染，海滩上、医院里堆满了因感染而死去的尸体，个个死状恐怖，满身都是糜烂的皮肤，散发出刺鼻的恶臭……没有人可以逃出小岛、没有人能抵抗病毒、更没有人看得到生存的希望……美国军方大规模出兵，封锁了整座天堂岛，并决定在病毒无法控制时用飞弹摧毁整座小岛，以防止病毒扩散，更为了掩饰军方不可告人的秘密生物武器计划……
这是美国电影《天堂的病毒》虚构的剧情。不过，现实生活中也曾出现过这样的险情，只是惨剧没有发生。众所周知，日本的奥姆真理教分子在东京地铁中施放沙林毒气，残害无辜，引起世人极大愤慨。其实，他们还曾经从东京一些高楼顶上，向下施放炭疽芽孢杆菌――一种用炭疽杆菌制成的生物武器。只是由于丢失了病毒中较为重要的一个质粒，阴谋才未得逞。
与很多重大科研成果一样，人类基因组的研究也是一把双刃剑，存在着被误用和滥用的危险。
科学家们将１９１８年大流感的病毒基因复制后，许多人开始担心：基因组序列信息是公开的。既然科学家能够照方抓药合成致病的病毒，恐怖组织难道就不会把它复制并当作生物武器攻击人类吗？相关资料显示，全球有近２０个国家与恐怖组织已经对生物武器产生了足够的兴趣，并开始生产生物武器。世界动物健康组织曾列出１５种可能被恐怖分子利用的病毒、病菌，其中包括禽流感，还有猪霍乱、口蹄疫、羊痘和非洲猪瘟等。
针对这种担心，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的反恐专家李伟认为，生物武器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一种，由于它具有高致病性、高传播性、高死亡率的“三高”特征，而且制造起来并不难，所以容易被恐怖分子使用。但近几年，只有美国发生的炭疽事件得到了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确认，是恐怖分子所为。２００１年，即９．１１事件后的一个星期，美国发生了遭炭疽杆菌袭击的事。当时，美国联邦政府大楼和一些新闻媒介办公室收到一些可疑信件，经检验，里面装有炭疽病菌孢子。一旦打开这些信封，那些足以使人致命的炭疽病菌孢子就会扩散到空气中使人患病。在这次事件中，约有２０人患病，还有死亡病例。
生物武器是通过基因即ＤＮＡ重组，在一些致病细菌或病毒中，接入能对抗普通疫苗或药物的基因，从而产生具有显著抗药性的致病菌，以达到杀伤目的；或者在一些本来不会致病的微生物体内接入致病基因，制造出新的生物制剂。拿流感病毒为例，人类对普通的感冒已经有了一定的抵抗力，但是，经过流感病毒基因变异后，把几种高致病性的基因合成在一起，让其产生变异，使人类在目前的医疗手段上无法对这种病菌进行遏制，从而制成高致病性流感病毒。这在理论上是可以实现的。
由于人们担心会遭受生物武器攻击，以至于对一些传染病病毒的产生及变异也不时怀有警惕。如２００２年发生非典时，就有人怀疑是生物武器所致；１９１８年的大流感，由于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也有人怀疑是德国人搞的鬼。李伟告诉我们，无论是非典，还是１９１８年发生的禽流感，判断它是不是生物武器所致，主要看它的病毒源头，是自然传播的，还是人为传播的；看它深层次的基因变异情况，是自然变异，还是人为变异。
★会留下祸患吗
传说在抗日战争时期，在我国的华北地区，有一批军马患了炭疽病，被封死在一孔窑洞里。由于战争，也由于后来的许多变故，村里的老人都不在了。没有人知道那孔窑洞在哪儿，更不知道那里曾埋葬过患病的军马。到了上世纪８０年代，一个偶然的机会，那个窑洞被挖开。战马早成了枯骨，可扬起的灰尘却殃及挖土的民工，村子里突然流行炭疽热，造成十几人死亡。
炭疽杆菌能活多久？也许，在一定的条件下，它们会一直存活。过去许多地方把患了炭疽的人畜尸体深埋地下，其实，这等于把炭疽杆菌永久性地保存下来，若干年后，就有可能突然流行。
现在，处理感染禽流感的禽类、鸟类，最简单方法也是将它们的尸体用生石灰掩埋或者将其焚毁后掩埋。几十年以后，“死”去的禽流感病毒会不会也像炭疽杆菌一样“复活”而贻害后人？
李伟认为，禽流感病毒是一种很特殊的物质，它必须有一定的寄生体，必须借助其他物体的细胞才能够进行基因的繁殖复制，这种特性也决定了它必须适应寄生体对它的抵抗，然后不断产生变异，以便攻击新的对象。病毒的寄生体一旦死去，它也会很快随之消亡。对于感染禽流感的禽类、鸟类尸体的处理，消毒很关键，由于病毒自身的特性的差异，对尸体焚烧后掩埋，会比较彻底。当然，消毒后采取深埋的方法，也可以消灭寄生体内的病毒。随着身体的腐烂，病毒本身也不可能再存活。
不过，李伟最后强调，对于病毒的解读，只限于目前科学所能认知的范围。寄生体死后，病毒会不会产生其他的变异，这是人类目前的科学所无法认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