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9日,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在与以色列总统佩雷斯激烈争论后愤然离场｡一些评论家称,埃尔多安“发飙”直接改变了达沃斯论坛的沉闷气氛,嗅觉敏锐的世界各大传媒纷纷把这一“风波”作为头条来报道｡然而,单从媒体的报道来看,这似乎只是一个偶然性的突发事件:佩雷斯为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高声辩护;埃尔多安则高声指责以色列滥杀无辜的不人道行径;当主持人以超时为由试图打断他时,他发火说:“别打断我,你们不让我说话｡我再也不会来达沃斯了｡”随后,他起身退场｡事后,埃尔多安说他离场是因为主持人没给他足够时间来回应佩雷斯的发言,主持人给了佩雷斯25分钟,而只给了他一半的时间｡
作为一个新闻事件,其经过与原因都有了说法,但显然并非如此,我们应该有多角度的解读和深入的分析｡
先来看原因｡埃尔多安解释说,他这样做是为了表达对主持人所给时间“不公平”的愤怒｡虽然不能完全排除这种解释的可靠性,但是,若因此而说出“再也不来达沃斯了”似有反应过度之嫌｡即使我们认可他的说法,我们也必须说,他在当时一度失去了理智｡但是这种解释又太过于简单了｡因为埃尔多安毕竟是位久经考验的两届国家领导人｡这样来看,埃尔多安也可能是有意而为之,而这个“意”或许只是现场反应,或许是早有预谋｡
埃尔多安及其所属的正义与发展党(AKP)代表着冷战结束以来土耳其伊斯兰复兴的主流｡自2002年至今,正义与发展党两度执政,牢牢掌控了土耳其的政权｡2007年赢得大选后,本来表现含蓄的正义与发展党开始日益强调其伊斯兰主义的一面,推行了很多讨好“深绿”选民(伊斯兰主义者)的措施,在土耳其引发了一波又一波的“教俗”之争｡2008年的金融危机对土耳其影响较大,而2009年3月底,土耳其又要举行地方选举｡埃尔多安在达沃斯论坛上“发飙”,也许意在转移国内民众对正义与发展党统治下经济形势的不满,从而巩固土民众对该党的支持｡作为穆斯林国家的土耳其,大部分民众对以色列入侵加沙非常愤慨,埃尔多安在达沃斯高调反以,自然会为其政党加分｡当埃尔多安从达沃斯返回伊斯坦布尔时,大量民众在机场外举着标语欢迎他,他俨然成了英雄｡
同时,埃尔多安的强硬姿态还是一个象征,象征着冷战后土耳其重新寻找其国家定位的焦虑感｡作为北约成员,土耳其曾是美国的盟友,是以色列的中东战略伙伴,长期以来一直寻求加入欧盟｡冷战后,土耳其大大丧失了其对美国的战略意义,欧盟又以各种理由阻挠土耳其的入盟进程,这种挫折感刺激了土耳其人的情感,使土耳其成为一个日益民族主义的国家,其结果是对欧美的反感与国内的伊斯兰复兴联姻｡民调显示,2005年以来,支持加入欧盟的土耳其人从80%多下降到不足40%;数据显示,土耳其是目前最具反美情绪的国家｡美国智库专家忧虑地提醒,应该密切注意土耳其这个伊斯兰民主的“样板”正在“变色”｡
过去,土耳其在阿拉伯人主导的伊斯兰会议组织中没有任何软实力｡但今天,亨廷顿的预言却似乎正在变成现实,即土耳其人要获得软实力,就只能“向东看”,重返中东和中亚｡土耳其总统居尔数年前曾说,土耳其在西方最多是“末头狼”,而在中东却有望成为“头羊”――领袖｡“发飙”之后的埃尔多安,立刻被广大的阿拉伯穆斯林称赞为“伟大的领导人”以及“一个真正的朋友”｡
但这并不意味着土耳其将不再面向西方｡作为东西之间的“桥梁”国家,土耳其正在改变其过分关注西方而忽视周边的做法,要以同样的程度重视其在中东的利益｡埃尔多安在“发飙”之后已经通过电话与佩雷斯和解,并且重申了其不反犹的立场｡显然,土耳其绝对不想当哈马斯的“辩护律师”,仍然需要维持其与以色列―美国―欧盟的关系｡土耳其军方在埃尔多安“发飙”之后表示,与以色列之间的军事技术合作不会受到影响｡
其实,就在达沃斯论坛之前不久,埃尔多安也曾在布鲁塞尔展现了他强硬的一面｡2009年1月19日,埃尔多安开始了其为期三天的布鲁塞尔访问行程,目的是商讨土耳其加入欧盟的谈判进程｡近四年来,这一进程因为种种原因处于搁置状态｡但埃尔多安并未以低姿态向欧盟示好,反而在很多方面说了欧盟不愿意听的话,他还多次节外生枝地谈到巴以问题,甚至说是阿巴斯要求以色列不宽恕哈马斯的｡这些话除了引起伊朗外交官和阿拉伯民众的赞扬外,并没有什么作用｡在土耳其加入欧盟的谈判中,塞浦路斯问题可谓一个死结｡在访问期间举行的一次演讲中,欧洲议会的南塞浦路斯议员打断了埃尔多安的演讲,并说土耳其“入侵”了塞浦路斯｡埃尔多安当时勃然大怒,大吼着说:“对你们所做的事情,我们在土耳其有很好的说法｡但是,把它在这里说出来是不合适的｡”
埃尔多安这些强硬态度都在宣示:土耳其是一个重要的国家,不容忽视或轻视;它不会再像过去一样低声下气地讨好欧美;土耳其要成为国家定位多元化的国家｡
有人说,是我引发了20世纪晚期两次最重大的金融危机――1987年的美国股市大崩盘,以及11年后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TCM)对冲基金大崩溃｡其实,这一说法不完全正确,我只是与这两次危机密切相关｡如果说华尔街是一个经济发电站,那么我绝对是其中的操控者之一｡那个时候,我做了什么,在整个市场环境中无关紧要,而我所引起的后果也绝对不是故意的,就好比你不会故意损失投资者成千上万亿的资金｡这正是本书的核心――这种现象将会再次发生｡如今,我们构建的这一金融市场是如此复杂,交易速度是如此之快,以至于明显是孤立的行为,甚至看似微小的事件都可能引发灾难性的后果｡
我遭遇这些金融灾难的经历,或多或少纯属偶然｡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得经济学博土学位之后,我默默地安身于学术界｡之后不久,我所感兴趣的领域――期权理论――成为华尔街的革命中心,华尔街变得倾心于“宽客”(即数量金融师)｡宽客可以借助数学模型和大规模计算机处理能力,开发金融产品和交易模型｡1984年,我被说服加入不断涌向金融界的学者大潮,前往纽约,满足金融界对数量金融人才的需求｡在华尔街,我最初也是主要研究金融产品｡然而,随着金融衍生品――一种有着无穷变体的金融构想的出现,我从数据资料中走出来,开始开发和交易这些被设计用来冲销风险的新产品｡之后,我先后在摩根士丹利和所罗门兄弟管理全公司的风险｡1987年10月,在摩根士丹利,我参与了市场低迷期的恢复行动,1998年,在所罗门兄弟,我协助启动对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危机管理｡
我遭遇的首次危机,即1987年的股市大崩盘,造成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以下简称“道指”)下跌逾20%,它在一天内摧毁的市场价值超过整个世界经济在过去两年创造的价值总和｡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对冲基金的崩溃,使外汇互换市场和信贷市场变得相当不稳定,而这两个市场恰恰是世界金融体系的支柱｡在此过程中,它几乎摧毁了世界上最大的一些金融机构｡虽然这些危机令人愕然,但我们认为,它们是不可避免的｡毕竟,市场有风险,而且我们也是自担风险进入这个市场的｡让我们聊以自慰的是,人们会把这些不可思议的损失归咎于自然力量和不可避免的经济不确定性｡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更多时候,危机并非由突如其来的经济衰退或自然灾害造成｡实际上,过去几十年内发生的所有不幸都可以在金融市场本身的复杂结构中找到根源｡
在此,我的目的是为了解释,为什么我们似乎正确行事,却总是事与愿违｡市场继续开发着用于满足投资者需求的新产品｡监管部门必须寻求方法来确保这些进步带来公平的竞争环境,以及广泛且同时的信息发布和价格透明度｡然而,不知何故,这些改革使我们的投资更具风险｡而且,讽刺的是,更多监管或许反而使风险成倍增长｡看起来,市场中似乎存在一个未被制服的魔鬼,一个我们自己制造的魔鬼,它使我们所做的种种努力付诸东流｡
(摘自该书导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