敏锐的观察者指出2005年改革共识成了一个被严肃关切的话题，这个前所未有的迹象令人不安。的确，当改革的全部精神已经成为关于利益分配的技术的时候，共识就会变得越来越难以达成。我们也就更加需要回到改革最初的起点――人民的需要。
柏克说过：“统治国家的首先不是法律；更不是暴力。或有人以为，强力和法规中自有原始的动力，然究其实，它们只不过是工具而已。”“了解人民的脾性、审慎地对待他们的脾性，即可国泰民安。故政治家的第一要务，就是研究他统治的人民之脾性。”在所有的人当中，那些来自乡下的人无疑是最值得我们关注的，这是由于历史和别国的经验告诉我们的，安置他们的方式将决定我们国家未来的面目。
随着城市的扩张，许多农民离开了乡村，他们的心灵和身体一起在城乡之间徘徊流浪。城市就如同一个和他们有着截然不同的风俗和法律的“国度”，对这个“新国家”，他们既不爱也不恨，既没有尊敬也没有恐惧。他们只凭着本能精明或者狡诈来与之周旋，有时甚至不惜冒险使用暴力。不过，一旦他们置身于自己的村庄，或者在亲戚、邻居身边，他们会变得规规矩矩、淳朴善良。因为那里是他们的故乡，在那里他们有自己的名誉观、美德观和正直观。
城市里的生活经验教育他们，他们只相信自己的能力。尤其是那些在城市边缘徘徊着的第二代打工者，一位朋友曾经对他们的天性钦佩不已，认为在他们身上，有着我们久违了的“沉稳的大地品格”，他认为他们勤奋、节俭、勇于进取、懂得自我节制。根据他的观察，他说这些孩子们：“很早就学会准确地判断自己权利的天然界限, 践行自力更生。他们决不想屈从于强加他们身上的命令, 他们有着农村孩子天生的顽固，而且他们知道, 要想得到他人的支持, 就得赢得他人的信任, 并示之以威。因此，他们办事有耐心, 思想缜密, 对人宽容, 行动从容不迫, 定出计划就坚持到底。”
众所周知，就长远来说，无论是出于政治因素还是经济因素，他们都应当留在城市里。而要使他们把城市当作家园，除了赋予他们正当的权利，或许更重要的是理解和尊重他们的价值，肯定他们对正义的追求。没有他们，我们的城市在它的政治和经济进步中就缺乏足够的动力，过于慵懒、怯懦、苟且。这样的城市不足以担当中国的未来。马克思曾经非常深刻地指出：“普鲁士的资产阶级并不是一个代表整个现代社会反对代表旧社会的君主制和贵族的阶级……它一开始就蓄意背叛人民，而与旧社会的戴皇冠的代表人物妥协，因为它本身已是属于旧社会的了；它不是代表新社会的利益去反对旧社会，而是代表已经陈腐的社会内部更新了的利益。”
在我们这个时代，城市吸纳了大量的人才和资源，是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可是，城市并不是这个国家的全部，它甚至也还不是这个国家的头脑和灵魂。它并没有提供我们未来生活的样本。如果它的发达、繁荣、文雅一点也不能从精神和物质上引导整个民族的话，它终究不过是一个虚幻的乐园。
城里人对乡下人的生活和正义要求往往是忽视的，或者在他们眼里乡下人的正义要求不过是未开化人群的偏执，是滑稽可笑的。在电影中，秋菊不惜一切却只为了一个说法，杨红旗认为做了好事就要被表扬；在现实中，马家爵和王斌余的父亲，在自己的儿子，其实也是他们的全部生活希望被在城市毁灭以后，他们表示服从国法。城里人在面临类似问题的时候，大多不会采取这样的方法和态度。他们宁愿去疏通关系，或许太多的生活经验告诉他们，正义只是一个虚妄的东西，只有力量和利益是真实的。
无形的风尚、教育、习俗和有形的法律把这个国家的城市和乡村分为两个相互疏远的部分。如何才能使他们相互亲近、造就共和国的公民精神？美国初立时，也存在着地区和党派之间的深刻对立，对此，华盛顿在他的《告别演说》中提出了自己总的答案：让你们的地区和政治差异屈从于美国人这个共同的身份：将联邦政府看作一个代表了你们的集体利益的盟友而不是敌人（若你们愿意，将联邦政府说成“我们”而不是“他们”）。只有实现了这种转变，改革的共识才能重新凝聚起来，否则“欲士之爱国，民之敌忾，不可得也。浸微浸削，亦终为欧美之陪隶已矣！”
在国家内部各个小团体之间，利益和权利的对立并不是恒久不变的，他们之间的问题也不完全在于利益和权利的分配。他们所期望的是持久的自由和普遍的政治正义，而我们时代的政策专家和理论家们常犯的错误就是：把财富分配简单地等同于社会公正问题；把社会公正问题简单地等同于政治正义的根本问题，以为中国政治的全部问题就在于财富的分配。100年前，章太炎就说过：“方今中国之所短者，不在智谋，而在贞信；不在权术，而在公廉。”今天，这种警示依然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