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广西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长子，十几年的读书学习生涯使我深切感受到中华民族从来不乏激情和理想，最重要的是如何将其转化为行动的力量。 我于2001年3月创办了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以下简称当代观察），并以此为舞台，实践创造公民力量的梦想：为普通劳动者创造公平的发展机会，推动社会和谐持续发展。
虽然很多人把当代观察视为一个维护农民工权利的草根性非政府组织，但从严格意义上说，它是一个以促进体面劳动和社会公正为目标的公益性社会企业。因为生活在城市底层的农民工最集中代表了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劳动者的普遍命运，我们才把保障农民工的基本权利作为工作的重点之一。
我经常被问及，为什么要选择走这条路？人们似乎很难把一个文学博士与农民工联系在一起。
走到民众中间
1998年1月，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从法院知道有个名叫周立太的重庆律师在深圳为伤残外来工打索赔官司。两天后，在深圳龙岗镇三和村一幢村民楼房里，我见到了周立太和他的当事人――10多名伤残工人。他们的悲惨遭遇给我心灵以极大的震撼，驱使我去深入了解深圳繁荣里面包含的血泪。同年6月19日上午，周立太和工人们流着泪拿到胜诉判决。次日，我在自己供职的报纸独家报道这则消息，并在6月28日以头版头条的显著位置，首度详细介绍这起民告官案件的曲折过程以及“民”与“官”之间的意见分歧，从而引来国内外新闻媒体对深圳工伤问题的广泛关注。
在1999年春节前后的3个月时间里，我和《工人日报》记者孙覆海一起，遍访工厂和医院，两次将调查结果以内参形式反映给中央，在引起重视的同时也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中央多个部委联合下发了要切实保障工人生命健康和安全的红头文件。
但由于体制性的弊端无法解决，红头文件并不能扭转现实中日益严峻的劳工命运。于是我开始思考造成劳工困境的相关因素。
我同样来自农村，但因为我有幸进入体制内，而这些勤劳而聪明的外来工仅仅因为他们没有深圳户口却被排斥在社会结构之外，我为这样的体制安排感到不安。如果我不能站在他们身边，又可以指望谁？于是，我下决心辞去公职、走出体制，开创一个独立的行动空间，以行动来实践理想，将激情转化为力量。
探索行动方案
当我刚刚起步的时候，立即遇到很多挑战。首先是知识的挑战，我的文学博士生涯对当时的工作没有任何帮助，倒是在报社5年的实践经验和自学的法律知识给了我一点力量，可是远远不足以支撑一个组织的运行。
虽然报社的工资和太太的生意足以让我的小家庭过得很宽裕，但当我建立当代观察之后，发现最初的10万元投入只是杯水车薪，当年不足6万元的项目资助仅能让两个助手勉强度日。
再次是法律身份的问题。谁允许一个文弱书生为工农的权利战斗？我被迫迎接这些挑战，没有知识，就在实践中摸索，从书本和互联网中学习，向前辈同行求教；没有钱，就开源节流，拓展筹资渠道，借鉴商业经验；没有法律身份，我们就尽量小心翼翼，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寻找生存与发展空间。经过一年多的探索，我们终于建立起一套行动方案，并形成了支持这套行动的知识系统，开拓出一条能够生存和发展的道路。
劳工权利不是简单的物质利诱或意识形态的旗幌，而是由国际人权公约和国内法律保障的基本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保障劳工权利并不仅仅是追讨欠薪、工伤赔偿、解雇或续约等技术性的问题，而是赋权工人，使他们有自我保护和自我发展的能力。于是，我们开展了三种促进劳工权利的方法，即研究倡导、教育培训和推动企业社会责任，这就是当代观察目前工作的“三架马车”。
研究倡导工作实际上也是当代观察知识体系的积累过程。我们从劳资关系、工业领域的管理知识、法律知识、实践经验着手，进行劳工问题、工伤赔偿、人权保障、供应链管理、企业社会责任、社会发展的研究，与学术界、非政府组织、工会、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广泛接触，直接感受全球化时代各种利益群体的交织博弈。
从2003年下半年开始，当代观察成员密集地出席各种论坛和会议，提倡企业社会责任对促进劳工权利的作用。在2006年，又以我们的研究为基础，批评中国各地最低工资标准偏低所带来的危害。非常幸运的是，这些议题引起了媒体的强烈兴趣和公众的参与，对政府的决策产生了一定影响。当代观察因此被2003年末《南风窗》的“为了公共利益”专刊授予推动企业社会责任和保护劳工权利“最佳组织奖”。
对工人的教育培训是我们关注最多、投入最多、困难也最大的工作。因为我们所面对的群体主要是来自农村的产业工人，怎么做这样的工人群体的教育，国内没有多少可借鉴的经验。因为工人需要的不是简单的职业技艺，而是改变其命运的能力。三万多普通的工人直接参与了我们各种教育培训项目，受惠者遍及产业工人、边缘的拾荒者和性工作者等。
企业社会责任是支持我们事业的最好武器。在中国特殊的政治环境下，我们创造性地把企业社会责任作为赋权劳工之创新途径。作为中国本土运用企业社会责任推进工人维权行动的领先者，当代观察几乎从创办之初起，就全面介入推动企业社会责任的各个环节。在帮助公司建立符合国际人权标准的商业发展模式中间，提高工人的议价能力，开创劳资双赢的机会。
因此在2003年3月，我即被总部设于纽约的社会责任国际(Social Accountability International))增选为董事会成员，是该组织第一个来自亚洲的董事。此后，更出席联合国秘书长特别代表的咨询会议，以及在联合国总部、世界银行、欧盟议会中讨论全球化中的劳工权利与企业社会责任问题。
创造转型时代的公民力量
当代观察的标志是由线条组成的三角形，三角的中间是两只不同的眼睛。三个角分别代表政府、商业部门和公民社会，三者缺一不可，而社会的中心就是人。
2006年，当代观察设计了一个创新的扶贫项目，为深圳的拾荒群体探索一条走出贫困的路，得到了世界银行中国发展市场的奖励。最近，我的同事调查发现：拾荒者中有不少人曾是打工者，到30多岁的时候，老板不要他们了，他们只能外出拾荒，而到50多岁后连拾荒的力气都没有了，就只能去乞讨。他们没有办法照顾小孩，更没有能力供孩子上大学，孩子们又在重复他们走过的道路。具有这样命运的人不是少数。
利益集团鲜有体恤民生疾苦，只顾狂欢“大国崛起”。北京大学教授声称改革使官员受损害最大，国有企业的老总叫嚣只为富人建房，每年高达近万亿元的政府官员公车消费、公款吃喝、公费旅游，农民工被拖欠上千亿工钱，这些构成中国目前最不和谐的景象。
和谐社会不会自动降临。我曾经与很多韩国知识分子交流，为什么韩国能够在80年代迅速地从一个军人独裁政权向民主社会转型？他们告诉我，在80年代，有成千上万的大学生和青年教师，放弃大学校园，做普通工人和店员，建立起无数支持工人发展的组织，才使韩国公民社会壮大起来。公民力量使韩国民众从光州事件的血泊之中站起来，成功实现了从军人独裁统治向现代民主自由国家的政治转型。
我看到这几年越来越多热血青年投身社会发展事业，不少人满腔热情的开始，却很快碰得头破血流。因为中国公民社会组织还在草创中，仅有理想在飘扬，缺乏支撑理想的根基。
在全球领域，非政府组织的迅速发展也仅是最近50年的事，相对于工业、商业、宗教、教育，甚至工会等领域而言，这是十分年轻的行业，没有形成相对稳定的运作规律，而且非政府组织的灵魂恰恰是理想和创新，更加难以有一定之规，各个组织往往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但以我的观察和经验，不论何种形式的非政府组织，都必须找到并建立适合其生存与发展的模式，我称之为支撑理想的根基。
从当代观察的历史来看，我们短短的6年也经历过很多挫折，特别是在2004年由于机构的快速膨胀，团队管理产生混乱现象，出现了信任危机。为此，机构及时调整策略，在2004年到2006年间，从加强理事会、完善财务管理和团队建设三个方面全方位提高组织能力，同时建立危机管理、项目管理、行政管理等制度体系来规范机构的日常运作。
我们借鉴了企业管理的经验，理事会是组织的最高决策层，制订发展战略，批准年度工作计划，任免管理层；而管理层则对理事会负责，在理事会的领导与支持下全面主持日常行政管理、执行项目和开发业务的事务；员工依职责分工协作，对管理层负责。同时努力改善员工待遇，让大家安心体面地工作。
我经常强调，当代观察不是一个慈善机构，我们只是一个为理想而献身，为社会公正而生存的社会组织。我们必须以最优质的服务和最高的专业水平把我们的理想销售出去，获得我们生存与发展所必须的资源。非政府组织不应该是可怜兮兮的，它应该有足够的资源、理想和信任，去吸引一流的人才，为民众贡献一流的产品，提供一流的服务，然后才能长成参天大树，为公民社会遮风挡雨。（作者为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