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写这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时，毛泽东刚刚32岁。
这一年的早些时候，即1925年3月，59岁的孙中山在北京去世。临终前，孙中山留下了人所共知的《总理遗嘱》，第一段是这样说的：“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废除与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也是他记挂着的，并体现在遗嘱当中。
孙中山先生一生努力，“求中国之自由平等”，拳拳赤子之心无人怀疑，他的声名和威信也正是靠人格魅力建立起来的。但真诚能感动朋友，却不能打动那些阻碍中国走向自由平等的力量。谁是敌人，谁是朋友，这个毛泽东关注的首要问题是孙中山所忽略的，或者说没有找到解答。
孙中山一直在靠直觉奋斗，乃至于希冀借助那些阻碍中国走向自由平等的力量而实现中国的自由平等，结果可想而知。直到生命的最后几年，孙中山才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一些进步，这集中体现在《总理遗嘱》和关于三民主义的多篇演讲，可惜天不假年，未及耳顺之年便撒手人寰，没能进一步系统化和加以实践。
孙中山对于民族主义认识的进化颇有代表性。也许由于幼年时所受的教育和经历，孙中山对西方列强的恶感并不强，而将中国落后的罪责完全归于满清政府。在檀香山组织成立兴中会的时候，他提出的口号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这时的孙中山尚未形成现代的政治民族概念，只是简单地从人种学的角度定义民族，将满族政权视为是外来的。但在晚年的演讲中，孙中山已不再秉承汉民族主义，而是将满、蒙、藏、回等民族与汉族视为一体，创造了中华民族的概念。民族主义的作用是团结中国人，在世界各民族中求生存。
早期将满清政权视为主要敌人的斗争还是取得了成效的。孙中山发动了一次次小规模的、经常因保密工作失败而被镇压的暴动，虽没有直接达到推翻清政府的目的，但部分促成了辛亥革命的潮流。当满清这个主要敌人消失后，继起的北京政权又成了孙中山的头号敌人，这主要是因为对袁世凯背叛共和与暗杀宋教仁的义愤。在将矛头指向内部的时候，孙中山一直企图拉拢帝国主义列强作为帮手，帮助他实现创建共和的目标，为此他不惜开出条件，甚至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1915年，日本逼袁世凯签署的“二十一条”激起了全中国反帝的浪潮，而孙中山为了让日本帮他推翻袁世凯，对日本开出的条件甚至比“二十一条”还过分。
孙中山几乎寻遍了当时在中国横行的强权力量，个别的时候，他确实看到了希望，但更多是失望，列强无一例外和他的死对头搅合在一起，任凭他大声疾呼拼命阻拦都没有作用。这样的努力几乎耗费了孙中山一生的精力。回头去看这段历史，这位“受挫的爱国者”（该书副标题Frustrated Patriot的本义，“壮志未酬”是译者的擅作主张）的命运是注定的，因为他错误地判断了形势，把真正的敌人当作了盟友。
帝国主义列强与腐朽的中国政府实质上是一种利益上的共生关系，他们都是中国革命的敌人。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目的是将他们的面包涂上黄油（费正清语）。一个腐朽的中国政权对他们是有利的，只有这个政权妨碍他们发财的时候，帝国主义才凶相毕露。所以，英国人因为禁烟发动了鸦片战争，一旦拿到赔款和不平等条约之后，立即开始帮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在孙中山和袁世凯之间，帝国主义者的明智选择当然是后者。
直到晚年，孙中山才在口头上开始反对帝国主义。这主要是受苏联的影响，十月革命后苏俄政府宣布放弃沙皇时代在中国获得了一切不合理权宜，使孙中山大受震动，终于放弃了对那些“不平等待我之民族”的幻想。晚清以来的历次革命运动，都集中于政权的更迭，没有进行过社会革命，改善在战争和日益沉重的赋税下挣扎的普通民众的状况。在苏联代表的影响下，孙中山将目光投向了蕴藏着真正的革命力量的民众，认识到“唤起民众”的必要。但孙中山已没有时间践行这条道路，他的国民党后继们也没有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将这片沃土留给了共产党和毛泽东。
孙中山是一个值得尊敬的真诚的爱国者，能将国家利益置于个人利益和党派利益之上，故而能在1912年拥戴袁世凯当上大总统，自己淡出政治投身实业。这是我们这个国家迫切需要的品质。他的弱点是过于不切实际，不切实际到一味与虎谋皮，将中国的希望寄托在帝国主义者身上。直至耗费一生，才在敌友之分的问题上接近了正确的认识，而这对于毛泽东而言乃是常识和认识的起点。孙中山也没有毛泽东长寿，59岁本应是一个政治人物的黄金年代，如果天假以年，让他在晚年开辟的新路上继续走下去，中国近代史会否是另外一番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