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延续畸形的发展模式，还是动用足够的行政和经济资源来为数十万少数民族群众，也为川西北高原设计一个可持续发展模式?汶川重建的意义，是要在少数民族区域实现原有的生活方式、生存文化到现代文明的良性对接。这将是一项高难度的系统工程。
“政府南迁就是逃跑，历史上没有哪个政权放弃过威州(汶川县城)。”在文化馆临时办公的帐篷里，汪友伦激烈地指责汶川县政府“南迁”的决定。灾难过后的一个月，街市已经恢复繁华。但是，围绕县政府是否该南迁，引发了大规模的争论。汪友伦是记者在汶川县城走访的所有人中，最激烈的反对者。
尽管科学家们已经用翔实的实地调查资料证明，这里不再适合大规模的人类居住和城市建设，尽管县政府一次又一次苦口婆心得劝说百姓同意搬迁，县城里的年轻人，包括他的大部分同事、亲友也都希望尽快搬走。
但是，这些统统不能动摇这个年过70的羌族老人留下来的决心。这个平时看起来有些唯唯诺诺的老人，在南迁问题上大义凛然的态度，让所有人感到惊讶。他说，就是死，自己也要死在威州。
对于羌族人来说，威州是他们的文化故乡。羌人最好的大学和中学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威州民族师范学校、威州中学都在此地。威州是羌族历史、文化的重要本土研究和推广中心。这里镌刻着羌人最后的文化记忆。
但是，对于阿坝州来说，汶川更多的是作为一个经济发动机，一个县占据了整个阿坝州1／3的经济总量。地质灾害的威胁只是“威州南迁”最浅显的依据，汶川所处的岷江上游河谷地带在过度的人类活动和经济开发中，已经支离破碎，早已无法承载大量的人类生存。
大地震只是将长期积累在这一地区的生态危机表象化了，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一次大规模的生态移民，只不过，移民的契机缘于大地震，受影响最大的民族是中国历史上一支最古老的少数族裔，就像当年，西北草原变成西北沙漠之后，他们的祖先不得不南迁至川西北高原一样。
地质灾害有多可怕?
尹稚是汶川南迁最重要的动议者和支持者。他是建设部驻阿坝规划专家组组长，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院长。地震之后，四川地调队经过一周左右大量艰苦田野调查所提供的数据显示，汶川县原有地质灾害点160处，震后新增3590处，其中直接威胁县城安全的新增危害点达79处。
从5月23日起，尹稚带着助手在汶川实地考察了将近一个月，几乎跑遍了所有地质灾害点。“随着雨季的到来，如果这些点里面，半数以上发生、达到预计爆发效果，这个县城不会有任何空地是安全的。没有被震垮的房屋，都会被掩埋掉。这是我们基本的判断。”尹稚说，所以县城必须搬，而且要快，这是人命关天的事。
汶川县山高、谷狭、沟深，地形复杂，地震之前，就是四川省政府确定的地质灾害重点监控县，多年来，滑坡、泥石流、洪水等各种地质灾害从未中断过。
“从2003年到2008年，地质灾害年年发生，年年死人，5年来死于泥石流和山体崩塌的人数一共有43人。”汶川县常务副县长张通荣对5年来发生的一共7起较大的地质灾害事故如数家珍，其中2005年，九寨沟县公安局局长等5人公干途经汶川时，正赶上山体滑坡，5个人全部被砸死。
从专业的角度，尹稚还能列举一连串的论据来证明县城搬迁的不容置疑：比如这个城市没有公园和绿地，而这些设施都是建设在地震带上的城市最起码的紧急避险空间；比如这里晴天时沙尘暴，雨天是泥石流，怎么还能再适宜人类生存?总之，对于第一次来汶川的尹稚来说，这是一个糟糕得不能再糟糕的地方，即使没有地震，也很难想象，怎么能在这样一个地方建设城市，而且容纳了将近5万人?
但是，对于久居此地的人来说，生活远远没有科学家们描述的那么糟糕。70多岁的汪友伦是汶川县文管所退休馆员，对地质灾害的论调不以为然。“自然灾害是很正常的，人类总要与自然作斗争，在我们羌族人几千年的生存经验里，这些自然灾难算不了什么。”
他能举出一连串的例子来证明地质灾害不那么可怕：比如山上明代修的土城墙，几千年了，从来没有被什么地质灾害摧毁过；还有县政府背后的姜维城，也是几千年不倒。“虽然这两样古迹都在这次地震中倒掉了，但是这样大的地震几千年不才一次吗?”汪友伦认为尹稚的观点以及政府的宣传都是危言耸听。
事实上，羌族口头流传下来的传说里，最多的除了跟汉人和藏人的战争，就是各种各样的自然灾害以及与自然灾难作斗争的经验。尹稚也承认，老祖宗的智慧非常了得。通过翔实的实地调查，他发现，虽然经历了这么大的地震，百年以上的村寨几乎都不需要搬迁，损坏不大，地质条件也大都很好。
真正出问题的村寨，绝大部分都是形成于农业学大寨以后，随着人口的膨胀和对农业产量的追求，越来越多的人，要么砍森林来种植，要么就深入到一些地质条件不稳定地区去开垦新的耕地，带来的问题是生态的超载和老百姓的不安全的程度的增加。这次大地震，几十年来扩张出来的村寨和小城镇几乎全都要重新还给大自然。
在汶川采访期间，记者随县地质局的工作人员实地察看了几处最危险的地质灾害点，县城头顶比比皆是的断崖和碎石让人触目惊心。也有专家认为，这些地质灾害点是可以通过人工技术来修复的，并不一定非得搬迁县城。对于这些看法，尹稚几乎破口大骂。
“他们是在草菅人命，不来现场，依靠一些卫星拍摄的遥感图就在家里瞎参谋。”在汶川重建选址的问题上，尹稚一直认为自己比他称之为“办公室地质师”、“办公室规划师”的专家们更有发言权。
都江堰的诱惑
在科学家们看来，在生态脆弱的高山峡谷中，大规模的城市建设，从一开始也许就是个错误，如今，大地震将这个错误极端地释放了出来。尹稚说，汶川县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土地占70％，较不适宜的占20％，这样的论断几乎为汶川原址重建判了死刑。
但是，科学家的理想与百姓的生活经验发生了背离，尤其是那些早已习惯了灾难和困苦的百姓。公园、绿地对他们来说都是太过奢侈的想象，他们相信生死由命、富贵在天。千百年来，羌族人在中原政权和西藏高原政权的双重挤压下，不得已才隐匿深山。所以，对于那些熟悉自己民族历史且保有着强烈认同感的羌族人来说，地质灾害简直就是一个可以忽略不计的问题。
汪友伦就是一个这样的人，对于他来说，县城搬走了，羌族人的文化中心也就不复存在了。他太了解自己民族的迁徙历史了，从栖息之地西北草原被迫南迁，沿着藏彝走廊南下至岷江河谷，在汉藏的夹缝中，顽强生存了这么多年，如今，经过近百年的建设终于有了一个繁华小城，威州已经是羌族人引以为豪的文化故乡，他们无论如何也无法理解，这么好端端的一个家园，为什么必须放弃?
在文化局的帐篷里愤怒地指责政府的 南迁决议时，汪友伦的同事不时地跑来提醒他，不要忘记党员会议上是怎么说的。他是个老党员，对这样的提醒，他沉默了，对于共产党，他有着太深厚的感情，但是，他又会说：“我是毛主席教育出来的干部，跟现在这些不一样。”毛泽东时代人定胜天的理想主义仍然在这个老党员的心里根深蒂固。
但是，如今那些年轻的党的干部不再保有这样的信仰，他们甚至早就不想在峡谷中的威州镇办公了。事实上，汶川的经济中心早就是在映秀、漩口这些汉人居住的中心地带，如果不是考虑民族地区的因素，也许汶川的县城早就在映秀附近了。
而那些年轻的羌族后代，他们大都对困苦的高原生活没有什么留恋，大部分人都不再像汪友伦那样，保有强烈的民族认同。他们不愿意搬迁，只是因为不知道会搬到哪里，以后怎么生活。但当政府官员放出风来，可能会搬到临近的都江堰时，他们大部分人的态度都发生了变化。
对于羌族人来说，都江堰是一个有着特殊意义的城市。在老一辈羌族人的观念中或本地传说中，都江堰是汉人与羌族的势力交界点，是羌族人进入汉区的第一个大城市，都江堰与岷江上游居民的经济生活有着密切关系。
都江堰自古以来便需要大量的淘沙工人，岷江上游的羌寨便是此项劳力的主要来源，如今，都江堰仍然是许多羌族人心目中“找钱”的最理想之处。对于许多经济状况良好的羌人，都江堰成为他们享受现代化最方便的地方，不少羌人早已在此买房置产，搬来城中居住。
羌族的父母希望他们的子女离开阿坝州，他们认为男孩到外地工作才有发展，女子嫁到州外才不会吃苦，而离阿坝州最近的都江堰，则是这些父母心目中最理想的子女工作、成家地点。许多州内的退休干部，也选择在都江堰置产度其余生。因此，羌族人多少都有些亲友、熟人住在都江堰。
支离破碎的川西北高原
岷江上游的高山密林养育了羌族人的同时，也让这里早已变成人口严重超载区，大量的人口繁衍和人类活动对这块原本就不适合人类居住的生态脆弱区造成了毁灭性的破坏。
由于越来越严重的汉化，羌族人慢慢失去了视树林为神灵的传统信仰。汪友伦说：“每个羌族寨子都有自己的树神，那些真正的说羌语的寨子是绝对不会乱砍树林的。”但是，让他痛心的是，真正的羌寨已经越来越少了。
1999年以来，由于此前长江中、下游年年水患，由国家筹划的退耕还林在羌族地区全面推行。大部分羌族村寨在高山密林中开垦出来的耕地都不准再耕作，由国家按亩发给补偿金，但是补偿根本不足以让他们安居乐业，村民们只能到新的地方重新开垦。“我不相信法律能够保护好大自然，因为有很多人根本不遵守法律。”汪友伦说，只有信仰才能保护好自然。
退耕还林切断了羌族村寨大部分的农业生产，却并没有从根本上缓解生态危机不断恶化的现实。“只有在这一地区大幅度削减人口，才能恢复人与自然的平衡。”尹稚认为。
今天，族群间的争斗早已不似冷兵器时代那般激烈。本着民族自治的精神，中央政府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来扶持少数民族地区，具体的发展战略和规划则甚少干涉和指导。事实上，这些年来，正是由于民族政策的简单化处理，造成了川西北高原的畸形发展。
这种关起山门，让阿坝自己发展的政策带来的恶果显而易见。方面，这些地区人口膨胀，城镇建设热情高涨，却没有使老百姓从根本上脱离困苦的生活，他们仍然在一种最原始的靠山吃山的状态下生存。另一方面，自治州政府则无力阻拦，甚至为了增加有限的收入而极力欢迎那些高载能工业的发展，水电开发，矿业开发都在一种无序的状态下疯狂发展。
在百姓的日常生产和政府主导的工业开发中，川西北高原的山体和水生态日益支离破碎，天府之国的后花园、长江流域的生态屏障终将不复存在。“不搬就等于逼着他在那走一条更恶性的水电和高载能工业之路，这是死路一条，付出的代价将会是惨重的。”尹稚说，“这个代价四川省在乎不在乎我不知道，但是至少国家会在乎。因为龙门山脉和虎门山脉这一带，是我们国家很重要的一个地理位置，从整个国土来讲，有不可替代的生态价值。”
对于川西北高原来说，早就该休养生息，停止大规模的开发。如果延续原有的做法，国家只需要加大财政转移的力度，给予阿坝更多的生态补贴，一直达到彻底不需要自己造血的地步。“中国这么大，把这10多万人养活起来还不容易吗?”尹稚说，可是对于这类多民族混合地区，剥夺了其经济发展机会，或者说使它丧失发展动力，从政治角度来讲未必是一个最优选择。
尹稚认为最现实的办法是给阿坝再造一个经济发动机，至少应该让它具备最起码的发展能力，又不至于用牺牲环境的代价来换取。“如果以后还是关起山门，让阿坝自己在山里发展，那整个川西北高原只会越来越糟糕。”尹稚说，从这个角度讲，县城的外迁更加必要，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让阿坝摆脱对水电工业，高载能工业的过分依赖，在成都平原附近找一块新的土地，建立新的发展机会，实现工业的彻底转型，这相当于给阿坝这样的少数民族地区外挂了。一个发动机。
如果不是大地震的发生，川西北的生态移民也许永远都提不上中央政府的议事日程，但如今，震后的重建，将岷江上游多年来积聚的畸形发展问题彻底摆在了中央政府的面前，对于川西北高原来说，这是一场劫难，同时也是一次涅?的机会。
是延续畸形的发展模式，还是动用足够的行政和经济资源来为数十万少数民族群众，也为川西北高原设计一个可持续发展模式?汶川重建的意义，是要在少数民族区域实现原有的生活方式、生存文化到现代文明的良性对接。这将是一项高难度的系统工程。
移民的成败
民族的感情可以割舍，县城的危楼可以放弃，科学家们的报告也在不断地佐证移民的必要性。但是，生态移民，对任何一级政府来说，都是一个无比沉重的话题，虽然汶川县打了一次又一次报告，中央政府却一直不肯轻易表态。
历史的经验也告诉人们，政府强制的生态移民成功的案例并不多，中国历史上最近的一次大规模移民――三峡移民出现的诸多问题让中央政府在此问题的决策上不得不慎之又慎。
尽管如此，尹稚还是觉得中央政府应该下决心搬迁。“不能拿三峡移民发生的问题来预估现在的移民。”他认为，三峡移民糟糕的地方在于淹没的低地都是最好的良田，最好的河谷盆地，淹没区是适合人类生存的，而移民区是不适合人类生存的，那是倒着迁，生存条件比原来更恶化了。但是，汶川移民总体上来讲，能使老百姓离开极恶劣的生存条件而获得更好的改善。
对于汶川移民来说，成败首先在于中央政府有没有足够的决心来重建川西北高原，扭转早已濒临崩溃的发展模式。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老百姓的生存条件能否真正获得改善，将取决于基层政府的操作意愿和执行 能力。
国务院颁布的灾后重建条例中规定，灾后移民或者整体搬迁的程序里首要的一条是尊重民意，必须有公开的民意调查。但是，如何尊重，如何操作，对于基层政府来说，是相当大的挑战。张通荣说：“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老百姓的认识还不能统一。”
杨厚学是离县城最近的双河村较场口组组长。记者到他家时，他正在统计搬迁意向的调查表。“双河村有1170多口人，大约有一半人不愿意搬走。”杨厚学说，填写调查表的时，老百姓都问搬到哪里、怎么搬，这些都确定不了，谁会贸然同意呢!
政府制作的调查表只是要求被调查者在“同意”或者“不同意”的选项上打勾，这种“隔口袋买猫”式的民意调查让很多人都犯了难。对于基层政府来说，搜集民意很多时候也是出自真切的决策需求，但面对这种基础的操作事务，他们却显得缺乏技巧，民主藏在细节之中。最有效的方式还是一遍又一遍地开会，统一思想，甚至挨家挨户做工作，希望百姓们相信科学家的判断，从而同意搬迁。
“真正的民意调查应该兼顾多种价值导向。如果设计得过于偏激，或者价值导向单一，不是黑的就是白的，这就不是民意调查了，而是民意误导。”尹稚说，干部普遍没有受过相关的专业训练，当决策走向民主的时候，他并不知道如何收集这些民意。
事实上，对于绝大部分面临搬还是不搬选择的百姓来说，他们没有汪友伦那样的民族情感和决绝态度，更多的只是自身利益的考量。他们害怕的只是，在一次大规模的社会重组中，本就剩余不多的资产如何得到保障，在很多时候，面对强势政府，百姓缺乏足够的信心和能力来保护自己的利益。
双河村村民被认为是汶川县城最富有的一个群体。由于靠近县城，1980年代以来，随着县城规模的扩大，村里的土地大部分都成为了城市发展用地，村民们也获得了丰厚的征地以及房租收益。但是，所谓的富有也仅仅是体现在房产上。
“就拿我家来说，一辈子的积蓄全都在这些房子上了，有1000多平方米，价值100多万。除了这些，我其实也是一无所有。”杨厚学说，最担心的是搬到了新县城，这些房子怎么办，政府会不会给予补偿，他们将何以安身立命?
已经做出灾民住房损毁救治安置意见的都江堰市的做法更让杨厚学忧心忡忡。都江堰公布的办法规定，政府将向每户受灾家庭提供建筑面积为70平方米的救助安置住房，或者14万元货币救助，但得到这些救助的前提是，必须放弃原有的房屋和土地权。这样的救助方式，政府征地的诉求似乎过于明显，无异于城市拆迁，让很多受灾居民难以选择。
政府趁机发展的冲动取代了重建民众生活的热情，这样的结果在汶川重建中怎样避免?这正是这样一次大规模生态移民成败的关键，如果处理不好，移民引发的社会矛盾、人文冲突，将会演化成一个长期性的东西，不仅仅有搬入居民与政府的矛盾，还有那些被迫搬走的原住汉人居民的不满。即使搬迁完成，新的县城，将会在未来的很多年里，成为社会矛盾的火药桶。
对于中央政府来说，汶川重建的成效将会是对执政能力的一次严峻考验。成功则不仅仅是川西北高原生态危机的缓解，更将为中国未来更多的生态移民提供经验，所谓“多难兴邦”，也可以添上一个有说服力的注脚。如果不那么成功，或将使这数万百姓成为游弋于成都平原和青藏高原间一个极大的不稳定因素。
尹稚说，汶川县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土地占70％，较不适宜的占20％，这个论断几乎为汶川原址重建判了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