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母三迁的故事如今有了现代版本。今年7月，张嫒忍痛卖掉了位于深圳蛇口的三室一厅电梯花园套间，同时以1.5万元，平方米价格买下了蛇口另一个福利房小区爱榕园的二室一厅单位。
“新居”建于1990年代，外观已经非常老旧，张媛的房子在8楼顶层，没有电梯。每天气喘吁吁地爬楼梯时，她就会怀念以往舒适宽敞的旧居，心头百般滋味。
卖大屋换小屋，卖新房换旧房――促使张嫒做出这个“委屈”决定的原因是去年出生的宝宝。“几年前对深圳学位政策并不了解，宝宝出生后才知道我们的楼盘属于一家条件薄弱的小学学区，上好初中的机率也不大。为了孩子的将来，只好重新置业。”而爱榕园小区属深圳育才二中、二小学位，楼房虽然老旧，却因被望子成龙的家长们热捧而价格飙升。
在深圳乃至全国各大城市，像张嫒这样的父母很多。在楼价逐年飙升的大环境下，为了让孩子能上一所好学校，他们要么放弃原来舒适的大房子、新房子，选择小房子、旧房子，要么省吃俭用、到处举债购买昂贵的学区房。
来自世华地产及满堂红等地产公司的经纪分别告诉记者，虽然2010年以来国内接连出台房地产调控新政，但学区房成交量及价格一直坚挺。以北京中关村为例，某些二手学区房价格比同一地理位置同年代建造的非学区房要贵上5000～1万元/平方米；而挂上了名校学位资源的新楼盘，保证价格逆市上扬及销售更不成问题。有监测数据显示，进入8月份以来，很多大城市累积的学区房房源几乎已被抢购一空。
但讽刺的是，即使上百万的付出，家长最终未必能如愿把孩子送进理想学校。笑到最后的，往往只是挟教育资源以涨身价、一路飘红的房地产市场。
“学区房”背后的悖论
诚然，自有商品房自由交易以来，配套教育资源就一直被纳入人们置业的考量因素当中。然而这几年中国民众对“学区房”近乎偏执的追捧，已引起了越来越多的社会争论与反思。
表面上，“学区房”大热是因为中国城市在适龄儿童小学入学政策上采取就近免试入学：对哪条街道哪一栋楼房里的孩子可以进哪一所小学都作了明确划分；而哪几所小学对口哪几所中学，分配到重点中学的比率亦大致可以计算出来。因而重点中小学划片内的房子自然成了房地产市场热炒的概念――家长买学区房，为的是孩子进入重点学校接受优质教育，房子小点、性价比不高也能忍受。
然而，在这个看似理所当然的逻辑背后，却存在着一个悖论――按地区入学，本意是为实现教育资源的公平分配：通过各学校的生源平均化，达至教育质量的平均化，最终使各个社会阶层的孩子都能享受同等的9年义务教育。
但由按地区入学衍生而出、以重点中小学与普通学校教学质量差异为依托热炒起来的“学区房”概念，却形成了对教育公平的现实性反讽。
年过70的陈建明老师曾在广州市荔湾区一家公立小学任教30年。当我们穿过隐藏在小巷道的校门走进熟悉的老校区时，他不无感慨：“在我整个任教生涯里，我们的校园就是一个小操场、一个游泳池及一栋旧教学楼，占地面积不过数百平方米。上世纪80～90年代，教室里很多桌椅已经破旧不堪，却没有经费淘汰。而就在同一片区，西关培正小学的占地面积却有2200平方米，建筑面积4400平方米，他们大楼崭新、教学设备之完善在片区内首屈一指，每年还能得到区教育部门不菲的拨款。”
这并不是荔湾区或者广州独有的比对。应该说20世纪70年代末期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与经济建设上集中体现“效益优先，兼顾公平”一样，全国各地的教育政策也都在价值取向上发生同一趋向的变化――开始强调质量和升学率，开始兴办重点学校并将有限的人、财、物等资源集中在重点学校上。
翻看1990年代末的统计数据：1999年，北京市各区县排名在前5％小学的生均经费支出是末5％小学的近15倍，相差7291元；到2000年，这个差距拉大到8320元，前者是后者的14倍。
“薄弱学校每年对整间学校的投入，可能都比不上重点学校对一个示范班级的投入。”办学条件及资源分配的差异进一步导致学校间师资力量的悬殊对比，“名校毕业的年轻教师都不愿意到这样的学校来。”那时候，弱校学生对数学老师兼教体育、体育老师兼教美术等等怪现象都已习以为常。
这其实是一种政府主导的精英主义教育政策，人为地将学校划分为三六九等，在培育出不足10％的“重点”及“示范学校”同时，牺牲了90％的非重点学校。校际资源差距向两极分化，更造就出一批备受歧视的所谓“垃圾学校”。
尴尬的“就近入学”
随着广大民众对教育越来越重视，对教育均衡发展的需求近年终于被提上日程：按学区人读小学，取消升中考试、对口中学派位等政策的推行，均是基于教育公平的目的。
然而长久以来义务教育资源分配失衡形成的痼疾，并非一夕间就能通过简单的政策调整得到转变。
就近入学的最直接初衷，是打破以往名校与弱校间通过入学试筛选形成的学生分流现象。就这个初衷来说，对薄弱学校当然是利好。
但在资源和教学质量的巨大落差面前，一刀切的对口入学，对很多望子成龙的家长来说，比起以往“公平竞争”形式的入学筛选更令人难以接受。“仅仅因为彼此住址相隔十数米，别人的孩子人读重点学校，我的孩子则只能进入‘垃圾学校’――如此‘公平教育’，岂非造就另一形式的不公平?”他们诘问。
而进一步造成人们对“对口人读小学”排斥的另一个原因，则是“小升初”的配套对口政策。
广州市海珠区一家市一级中学初中教师黄英告诉记者，对口入学政策下的“小升初”虽然号称也是秉承平均分配入学原则，但公立重点中学、普通中学及极薄弱学校间的实际生源还是差异甚大。
首先，每年“小升初”派位前，各重点学校都会有“择校试”。对成绩有自信的学生，可以通过在“择校试”中取得优异成绩而获取该重点学校的“择校”资格，再交纳不菲“择校费”，则可绕过电脑派位直接取得心仪的重点初中学位。其次，每家小学都会有一定的升中推荐生名额，可保证在小学五、六年级一直取得优异成绩的资优生在第一批电脑派位中派到比较优质的学校。
而当“择校”及第一批派位完成后，才轮到剩下的学生进行二批电脑派位。此时重点中学的学位其实已所剩无几，剩下的多是普通中学及薄弱学校学位。但即使是这个时候，派位也非完全按平均化原则进行。学生可在派位前先按意愿顺序填报志愿，“也就是说，在二批派位过程中，与薄弱学校相比，条件较好的学校依然更容易优先录取到相对资优的学生。”
如果说一刀切的小学对口入读政策体现了政府对教育公平的迫切追求；那“小升初”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择校”、“推荐”加“派位”组合政策却又明显遗留着上世纪“精英教育”倾向的痕迹。 这种思路的矛盾性和摇摆性不仅体现在入学政策上，在教育经费的划拨上也时见端倪。“以往，教育部门划拨的资源和经费绝大多数都集中在重点学校上，近年这种情况有所改善，区教育局不时会以包括资金投入在内的各种形式扶持薄弱学校发展。”黄英说，但这种倾斜并不稳定，常随着官员短期的政绩需求而变动。“想冒尖子的时候，就向重点学校集中资源；想提高整体成绩时，就倾向于往普通学校投入，不一定。”
对此，教育学博士朱新梅向记者表示：“重点学校与薄弱学校间的软硬件发展不平衡是由先天因素及多年政策、资源投入倾斜累积而成的，在生源和师资都无法达到平衡分配的局限下，很难通过一些简单的再投入将其教育质量大幅提升至与重点学校相当的水平。更何况，对于‘出尖子’的潜在需求，使目前国内很多地方的教育投入依然通过项目经费等方式实现向重点学校的隐性倾斜。”
升学压力的下行传导
“小学择校，说白了，最终目的是为了进一步择初中的校。”张嫒说。
上世纪，人们把中国的高考形容为“千军万马挤独木桥”。但自2000年前后全国高校开始扩招，情况已悄然发生转变――全国大学持续10年扩招，现在一个高中生只要参加了高考，基本上都能读上大学，差别只在于读大本还是大专、公办还是民办而已。但与大学学位的膨胀速度相比，高中扩招却要慢很多，初中毕业生升读高中的比率远远不如高考上榜率。因此，以往集中在高考上的升学压力渐次向下传导，上一个什么样的初中显得非常关键。
在这样的背景下，“择校”的愈演愈烈势所必然。
年初，张嫒就仔细分析过在现行政策下择校的各种途径。“一是购买重点小学所属的学区房，进入省一级小学，努力提高成绩，毕业时直接去考拥有优质教学资源的民校，或参加重点中学的择校考试；二是购买与重点中学对口小学所属学区的学区房，通过成为推荐生参加第一批派位进入重点中学。”但这两个途径都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学习成绩需达到一定的优异程度。
另一个更为保险的方式，则是购买城市里中学教育资源相对发达片区的学区房。比如北京的中关村、广州的越秀区原东山区片，这些地段对口的中学即使不是省级示范性学校，教学质量也普遍处于全市的中上游水平，即使孩子成绩达不到推荐水平，在第二批派位中亦不至于被统筹到太差的学校。
“与重点中学对口的重点小学每年招生人满为患，相应学区的学区房价格也节节飙升，薄弱学区的学校则门庭冷落。”周玲是广州市天河区一家小学的招生负责人，“我们学校很早就评上了市一级学校，每年毕业考试的成绩都不错。但由于对口几家中学条件不太好，连带我们也不受家长们待见，每年即使依靠区内统筹也未必能招满学额。”她认为，这其实是择校带来的教育资源浪费。
而学区房概念越炒越热带来的另一个后果则是：很多家长不惜牺牲生活质量购置了学区房，最后却未必能让孩子如愿人读心仪的学校。
贫富分化
去年，孙斌在环市东路嘉富广场购置了一套房子。与其他家长一样，除了户型和地段外，他最看中的是即将搬迁到嘉富广场配套校舍的广州市第16中学学位。然而，今年4月，越秀区教育局公布了区内20所学校的调整方案，其中明确表明16中取消了搬迁至环市路的计划，转而选择较为邻近的79中作为初中部。而原定为16中搬迁所用的校舍则转为水荫路小学使用。
“政策一调整，花100多万购买的学区房就变得毫无意义。”孙斌非常沮丧。
这几年，与他有相似遭遇的人不少。
满堂红地产经纪曾先生告诉记者，其实越秀区的二手学区大多已经非常老旧，只是因为拥有优质学位资源才在二手房交易市场备受追捧。所以，现在占住、购买学区房的人，绝大部分都是家有适龄入学儿童的家庭，一旦孩子顺利进入初中，家长就会迫不及待地把老房重新出手，再次刷新学位的使用权。“这么多学龄儿童同时集中在少数片区，对口名校自然被挤爆。”
另一个增加公立优质资源稀缺性的原因，是2000年后全国各大城市兴起的“名校办民校”热潮。
2002年，广州的省级重点中学――广雅中学建立了民校性质的广雅实验学校，随后，广雅进一步取消了原来的初中部，自此，广雅初中成为了一家收费性质的“民办学校”。同期，广东省实验中学、执信中学、华师附中等赫赫有名的公立名校也办起了省实天河附中、南海执信、华附南国实验学校等。
公立名校创办的民校并不参与“小升初”派位，而是公开向全省招考，并收取昂贵学费。以广外附设外语学校为例，这所素有广州学费最高民校之称的学校，此前初中学杂费为3.3万，此外还需要交纳一次性教育成本费4万元；今年新的收费初步计划为4.6万元/年。
姑且勿论公立名校办民校背后的动因，单就这么多名校同时取消公立学区的初中部来看，首先就产生了优质义务教育学位大幅减少的效应。对公立教育资源的需求只能进一步集中到剩下相当有限的重点学校上。
“因为消化不了学位名额，政府和学校只能对地段生的条件严苛规限。如需要在该学区房住满3～5年、既有房屋产权又有户口、人户一致、只拥有单套住房等。更有甚者，跟祖辈一起居住的孩子，也被踢出地段生范围，推入统筹。”
而即使满足了所有条件，当报读人数仍是太多的时候，家长只能采取排队战术。排晚了，就算是严格意义的地段生也只能被调剂到附近学校。
“如今，省一级学校的学生有一个明显特征――家庭条件绝大多数比较宽裕。”今年刚刚从一家市一级学校调动到朝天路小学的王老师不无感慨地对记者说。如果说早几年重点学校生源主要由原地段生和学区房购买者两部分所组成，那么现在原地段生已经越来越少。
“社会低收入人群如果拥有优质学区的房子，那多半是祖辈留下的。在越秀区、荔湾区等老城区，三代同堂的城市贫民有很多。将与祖辈同居的孩子踢出名校地段生范畴，他们又根本不可能斥巨资去上民校，这等于完全剥夺了社会底层的后代接受优质教育的机会。”
利益与公平
如果再加上每年的政策调整及学区房价格涨幅的高歌猛进，毋庸置疑，如今不仅是贫民阶层，即使普通小康家庭也只能对名校望而却步。在“公平教育”政策的推进过程中，围绕名校的“孟母三迁”早晚只能沦为一个有钱人的游戏。
“以往，名校和薄弱学校间的生源差异主要体现在学生的资质上，而如今却形成了一个权力财富的分层。”朱新梅表示，“在这样的情况下，更有利于名校利用收取‘择校费’、‘赞助费’等，进一步拉开与薄弱学校间的实力差距。公平教育谈了这么多年，形成的却是新的不公平。”而与此同时，同步产生的是联结房地产商、房地产中介、权力寻租者的连串利益链条。
2004年，广州市八旗二马路小学校长张斌因贪污择校费7万多元而被判两年有期徒刑；2008年，广州东风东路小学爆出原校长刘燕文涉嫌挪用巨额择校费，以及收受房地产商的房产贿赂，协助将楼盘划人东风东路小学学区提高楼价。
有人说，与交纳择校费相比，购房择校起码是一种进步，因为它避免了交纳赞助费所带来的权钱交易和暗箱操作，使选择过程变得透明。然而，把择校变成择房，依旧是唯财富论及马太效应的放大，与公平教育初衷背道而驰。
幸而，沉疴之中也有利好。
今年6月1日，长春市取消了在该市运行了15年之久的“改制校”，这意味着备受社会诟病的优质公办义务教育学校“择校费”将在该市全面取消。
而近年，在沈阳、南京等地，教育部门也开始效法日本，进行教师流动制的试验，促进名校和薄弱学校的教师在区内相互流动，以推动师资平衡。
这些，似乎让中国基础教育资源分配不公的痼疾透出了一线曙光。
但朱新梅并不十分乐观：“日本的确通过教师流动制创造了一个公平的教育环境，但就近入学政策的尴尬表明了，中国并不能靠简单复制一个政策就打破沉疴。教师流动是否能真正产生作用，还要跟整个教育制度及官员的教育思路结合起来考虑。流动是一种镀金行为还是真正地投入做实事；档案能否跟随人才流动；公平待遇问题又如何落实?”
这些，今天依然无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