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七一”讲话中指出，中共面临“四个危险”（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和“四个考验”（ 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全面总结了执政党面临的挑战。那么，考验和危险来自哪里？如何总结经验应对挑战？记者就此专访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王长江教授。
盛世不太平
《南风窗》：胡锦涛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前所未有地提出“四个考验”和“四个危险”，您怎么解读？
王长江：这说明执政党的危机感还是很强的。有些人老鼓吹，今天是太平盛世、莺歌燕舞，在我看来，今天是盛世不太平。如何提供足够的诉求渠道，满足老百姓的需求，是一个关键问题。相比过去，这种渠道确实是多了，但还是不够。如果体制内提供不了更多的渠道，诉求溢到体制外，就容易出问题。
《南风窗》：中共走过90年，执政长达61年。从世界政党发展的规律来看，您认为长期执政的考验来自哪里？
王长江：说到底还是党和人民的关系，一切都是由此派生出来的。经济要解决的是基本生活保障问题，民生是解决分配问题，民主是解决好人民当家作主问题，文化是解决民族复兴问题，这些统统与人民连在一起。过去存在一种不太准确的认识，认为执政党只要把经济发展好，就能够解决一切问题。但从世界政党发展的历史来看，有些党经济搞得不错，也可能失去执政地位。党群关系是综合性的，政党是代表老百姓行使和控制公权力的，如果没有足够代表性，就会失去执政资格。人心向背，老百姓的认同，是执政合法性的根本来源。
“躲不开，绕不过”
《南风窗》：胡锦涛总书记也强调，“四个危险”中，脱离群众是中共执政后的最大危险。过去在处理党群关系上，有什么经验教训？今天面临哪些新问题？
王长江：在1949年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党的领导就意识到，最大的危险是党的变质、脱离群众。中共八大时，邓小平也强调，执政时间长了，脱离群众的危险也增加了。但后来还是犯了这样的错误。归根结底，还是因为照搬了苏联模式，以为搞社会主义就是由党包揽一切，这是对社会主义的错误理解。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执政党不允许人们追求自己的利益，害怕人们产生新杂念，产生资产阶级思想。过去过分注重意识形态，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了一边。改革开放以后，发现走不下去了，还是要回到人们对利益的追求，自然就走向市场经济。
把人对利益的追求作为社会发展的原动力，与过去的否认态度，分属两种不同的体制。在市场经济中，人们存在许多不一样的利益诉求，显然不能再由执政党来代替，执政党所起的只是代表作用，不是亲自去做，而是为老百姓提供渠道。这种情况下，做得太多反而不好。归根到底，执政党还是要转变观念，重新思考如何在执政中体现老百姓的诉求。对这些诉求，执政党应对得不够好，加之存在权力腐蚀问题，老百姓不是很满意，“四个危险”都是从这里生发出来的。
《南风窗》：官僚政治、权力腐败一直是老百姓最为痛恨的问题。
王长江：这带有一定的必然性。现在还是有人停留在“人民当家作主就是党代替人民作主”的老观念中，以为只要权力掌握在共产党手中，就能保证正确运行。但事实证明，权力无论掌握在谁的手里，只要不受监督，都会导致滥用。过去的体制运行了这么长的时间，不仅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存在缺陷，还沉淀出了一些既得利益。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既得利益的影响越来越大。如何防范既得利益挟持改革，是下一步改革要解决的问题。改革进入深水区，不能再打游击战、敲边鼓，而要打攻坚战了。胡锦涛总书记的讲话中，有一个表述很贴切，“躲不开，绕不过”。现在很多问题到了非正视不可的程度，推进深层次改革需要勇气。
形成党内共识
《南风窗》：中共党员已从建党初期的几十个人发展到现在的8000万，面对如此庞大的党员群体，如何将领导层的忧患意识贯穿下去，形成党内共识？
王长江：这是一个很大的难题，目前虽然规模很大，但是权责关系很弱。我认为最重要的还是发展党内民主，还党员以权力，巩固党员的主人翁地位，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求理论创新。政党总是由价值观念来形成共识的组织，因此，要统一全党的思想，还是需要理论。目前最大的问题是，过去革命时期、经济计划时期的理论与现在的理论混在一起，形成一些矛盾，内部难以取得意识形态上的共识。没有这种基本共识，所谓理想和信念也很难形成。
其次要承认党员也有自己的利益，在这个前提下，进行利益协调，整合形成执政党的共识。不说清楚这一点，权力与利益的边界就很难划分开来，因此在权力运行过程中，利益可能变成既得利益，导致腐败问题。
第三，要使党员、党组织真正地贴近老百姓，具有真正的代表性。如果手中的权力都是为老百姓服务，就不容易因利益问题产生冲突，也可以通过老百姓是否满意来检验工作。
《南风窗》：党员的权力内涵很丰富，当下最迫切的是还党员何种权力？
王长江：最重要的是让普通党员对代表党掌权的人有决定权，没有这一条，再怎么鼓励党员大胆、积极地说话都没有用。这点越来越重要。近年来，民主参与、民主监督还是有所进展，但在授权民主，即民主选举方面，进步还是太小。这方面有很多事情可以做，比如赋予普通党员对掌权者更多选择权、加强党员对干部的监督、定期及时地公开信息、建立更开放的考评机制，等等，让权力使用和运行处于党员的眼皮底下。只有让多数人敢说话，才能形成活跃的党内气氛。但如果缺乏机制的保障，说真话、提意见的风险总由个人来承担，就没有人或只有很少人会站出来。
《南风窗》：要将忧患意识落到实处，就要适应社会变化，进行机制创新。但在现实中，往往存在这样的情况，党员在体制之内寻求创新，却很难得到认可，甚至被打压，说与做难以统一，问题出在哪里？
王长江：高层领导有强烈的忧患意识，要求部门更加开放、更加贴近群众、更加适应社会新变化，但与此同时，体制也要求部门负责任。在这种情况下，部门更宁愿采取保守方式，不愿意冒风险。因为对部门起决定性作用的，主要是部门考评，而不是老百姓的满意度。部门不是对老百姓负责，而是向上负责，更准确来说，它也不是向上负责，而是向自己的位置负责。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领导人到地方，从个人角度来说，他们都是很愿意接近群众的，但制度就想方设法地隔开，因为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安全、不出事才是最重要的，为了跟老百姓说几句真心话，而冒部门可能出问题的风险，是他们绝不愿意的。这说明机制出了问题，整个机制运行与要达到的目的形成了冲突，体制体现的不是全党的意图，而是某些部门、某些人的意图。
避免陷入经验主义
《南风窗》：建党90周年之际，很多地方都在总结经验教训，您认为这个过程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王长江：一个党执政这么长时间，必然有丰富的经验。今天在面临困难时，过去的经验可以提供捷径，但要尤其注意经验的局限性。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无论国内环境还是国外环境，党内状况还是社会状况，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这种时代的变化之中，经验用不好，很容易流于形式。那么，怎么能够摆脱局限性呢？就是进行总结归纳，提升到规律层面。要注意总结规律，不要陷入经验主义。
《南风窗》：具体哪些规律值得注重，哪些错误应该避免？
王长江：无论姓社姓资，执政党都要遵循一些普遍规律：
公共权力运行的规律。没有执政党愿意失去执政地位，因此要获得老百姓的支持。
社会发展的规律，即如何处理好公共权力与社会的关系。执政之前，政党作为一个社会组织，本来就在社会之中，很容易与老百姓融合，但执政党本身具有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属性，因此要保证贴近群众，用手中的权力为老百姓服务。
政党自身建设的规律。在革命时期，政党高度组织化，缺乏沟通渠道，这符合当时的需要，进入市场经济建设时期后，执政党组织形态要向扁平化转变。
《南风窗》：面对自己的历史，执政党要继承什么、发展什么？
王长江：我们过去遭受的挫折，许多都与墨守成规、受“左”的思想的束缚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改革开放以来，遇到的问题也往往与不自觉地用革命党的思维思考执政党的问题、用革命党的手段来搞建设相关联。因此在党的建设领域，尤其要强调对改革创新精神的继承。
联系今天的实际，我认为要在这三方面下功夫：一是观念创新。所谓观念的创新，就是在理论（有时其实往往就是过去的经验）和实践发生矛盾时，不是要求实践服从理论，而是要求理论根据实践的发展来调整自己、完善自己。二是思维方式创新，要抛弃革命党思维，从超越政党性质意义的普遍性、共通性进行理性思考。三是体制创新，推进顶层设计。
90年的成就来之不易，把已经开创的事业继承下去更加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