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作为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不仅在一个国家的国内政治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而且通常与国家利益交织，影响一国的对外决策，从而牵动国际关系的发展演变。冷战结束以来，由于全球化背景下国家间的联系和交往空前加强，各种利益关系更加错综复杂，意识形态对国际关系的渗透和影响被逐步放大，并呈现出一些新特点。
意识形态：既是目标也是手段
意识形态的基本内涵。现代意义上的意识形态随阶级的出现而产生。作为上层建筑的核心组成部分，它反映的是特定阶级或集团对世界和社会的系统的思想观念和看法，它代表了该阶级或集团的利益，又反过来指导该阶级或集团的行动。在国家内部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不仅影响人们的观念、信仰、价值观、世界观、道德体系以及文化传统，而且对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选择起着关键作用。
在国际关系领域，意识形态现象更多的是指国际关系各行为主体基于自身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而产生的对国际关系格局以及对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看法，反映了特定国家和组织在国际社会里的利益诉求和行为方式。意识形态既是国家利益的组成部分，也是一个国家实现其利益目标的重要手段。一个国家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感召力构成了该国“软实力”的核心内容之一。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相互交织、相互作用，广泛渗透到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其外延涵盖了政治文明、发展模式、价值观、世界秩序主张等内容，影响决策者对基本国家利益和外交政策的判定和对自身行为方式的选择，从而对国际关系产生长远而深刻的影响。
意识形态对国际关系的影响。意识形态从多个层面对国际关系产生影响。首先，意识形态构成多数国家的外交理念。一国对外政策的根本出发点是其国家利益，而国家利益的选择和判定是建立在一定的伦理道德基础上的。意识形态为国家观察、分析世界提供基本认识的框架，决定一个国家对外政策的基调。其次，意识形态是各国实现对外政策目标的重要手段。意识形态对内可以作为动员、争取公众支持的工具，对外可最大限度遏制对手、团结盟友，起到超越政治、经济、文化斗争的作用。意识形态还可以掩饰本国的真实利益目标，一些国家常常给本国的国际活动披上意识形态的外衣以抢占道德的制高点，通过意识形态的理想主义色彩掩盖真实的利益诉求。再次，意识形态作为一种现实力量影响世界的历史进程。意识形态从理论和思想上影响国际体系和多边机制的规则、规范和机制的制定。世界各国尤其是大国纷纷提出对国际秩序的主张以及解决各种全球性问题的方案，哪个国家的意识形态能够在世界上得到广泛的传播，它对世界历史进程的影响就越大，在国际体系塑造方面就拥有更多的影响力。可以说，意识形态既可以是一国对外政策的目标，通过对外活动推销其意识形态，同时意识形态也是其实现利益目标的一个工具。意识形态因素在国际关系中是一把“双刃剑”，能拉紧与盟友的关系也能排除异己，使对外政策具有更多的“道德力量”，然而“意识形态至上”也常常损害国家利益和国家关系的发展。
冷战以来国际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演变：硝烟并未散去
冷战时期国际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突出体现为两种制度之争和两大阵营对立。二战结束后，由于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差异，美苏双方都认为对方对自己构成巨大的结构性威胁，世界出现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两大阵营在相互攻击和否定对方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的同时，都竭力推销自己的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整个冷战期间，美苏都把意识形态的选择与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联系在一起，双方都强调国家间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对立，都将之提升为在社会制度上互不相容的较量。意识形态斗争既是冷战爆发的主因，也是冷战发展的主线。资本主义阵营长期的意识形态斗争与渗透最终诱发了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不稳定，是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
后冷战时期国际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一度被“淡化”。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之后，争取国家间关系非意识形态化的呼声渐起，一些学者认为全球化带来的“全球意识”将超越意识形态界限，意识形态斗争将随着经济、科技的迅猛发展而走向终结。以福山为代表的西方学者则提出“意识形态终结论”，认为意识形态斗争已随资本主义的“胜利”而终结，“自由民主”已成为唯一的政治憧憬对象。亨廷顿等则提出“文明冲突论”，认为冷战后文明的冲突将取代意识形态和其他形式的冲突，成为未来左右全球政治的最主要的冲突。然而，“意识形态终结论”既忽视了世界范围内经济、科技发展不平衡所导致的政治、文化差异性，也忽视了不同意识形态和民族文化的传承性与反作用，其之所以被炒得沸沸扬扬，实际上就是要否定非西方的意识形态，否定世界文明的多样性。
进入新世纪后国际意识领域呈现“一个体系下的多元共处”的格局。当前，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地球村意识与合作意识不断加强，冷战时期的两个阵营互相对抗和互相隔绝的状态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国际意识形态斗争由“两个平行体系”之间整体性对抗转变为一个世界体系内长期的竞争共存，斗争主体和斗争方式也日趋多元、多样，制度之争演变为发展模式、民主人权、价值观、政党制度等多个方面的竞争较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内部不再是铁板一块，美欧在发展模式、国际秩序、内外政策理念等诸多方面也存在分歧甚至竞争，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则都在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道路，坚持不同的发展理念、价值观和文明，国际意识形态更加丰富多彩。与此同时，国际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并没有消失，西方国家对外政策中的意识形态色彩也没有减弱。意识形态仍是一些国家结盟的基础和排除异己的工具，在国际关系中的影响转入更深层次，仍然具有重要影响。
国际意识形态领域：交锋与渗透
不同意识形态之间斗争性与调和性并存。当前意识形态日趋多样，各具特色，彼此暗中较量、相互竞争甚至发生冲突，但由于处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国际大背景下，各种意识形态之间存在竞争较量同时也相互交流、相互影响、相互借鉴，不再是简单的非友即敌关系，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多重互动关系。各种意识形态在坚持自身特色的同时日益呈现出一些全球共性，既相互交锋、对立和斗争，又彼此渗透、吸纳和借鉴，成为新世纪国际意识形态领域一道独特的景观。
意识形态竞争趋复杂化和长期化。全球化所促进的国际合作和交流没有也不可能消除意识形态的分歧和对立。各国在政治体制、经济模式和文化等方面的差异使意识形态更加多元化。各种意识形态之间一定程度上的相互交错使得当今国际意识形态格局呈现出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错综复杂性。西方强势意识形态从未放弃对非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和影响，不同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的竞争和较量不会停止，将长期存在，并向多领域、深层次渗透发展。
意识形态扩张的主体更加多元，方式也随之更加隐蔽。除了政府、政党等一些传统的意识形态传播主体之外，近年来，跨国公司、国际非政府组织、新闻媒体等在国际关系中空前活跃。这些行为主体表面上看与意识形态关系不大，但实际上在意识形态领域同样发挥着不可低估的作用。跨国公司依靠雄厚的经济实力，在分工、生产、交易、服务和管理的过程中，把原属国的意识形态散播给其他国家的广大员工及相关人员。西方国家还广泛利用形形色色的非政府组织，对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实施渗透，助其在“颜色革命”中充当“急先锋”的角色。而新闻媒体更是西方掌控国际话语权、推广其意识形态的无形推手。
涉及领域更加广泛。随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化的不断推进，各种力量不断分化组合，各种利益关系纵横交错，一方面各种意识形态间竞争和较量的形式和领域日趋广泛和多样，另一方面，意识形态竞争日益渗透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推进其对外政策目标时，将军事打击、经济制裁、政治污蔑、思想渗透、文化影响与意识形态工具交替使用，意识形态斗争的多样性、进攻性和隐蔽性同时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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