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伴随着欧洲经济不景气以及美国金融危机的扩散，欧洲经济和政治发展模式面临诸多难题，社会政治思潮趋于活跃。 批判美国式资本主义，坚持欧洲发展模式
最近，从美国发生的金融危机对欧洲产生很大影响，并引起欧洲人的许多理论思考。总体来看，主要是积极维护欧洲自身发展模式，大力批判美国的自我放任政策，主张推行国家干预。
法国总统萨科齐表现得异常活跃，他以欧盟轮值主席的身份，一反常态率先扯出“反美”大旗，推动建立“有序资本主义”，高呼彻底改革现有国际金融秩序。他倡导召开欧盟峰会，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一道访美，力促布什召开国际金融峰会。欧盟成员国领导人还在2008年11月7日特别峰会上推出全球金融体系改革“蓝图”，针对华盛顿20国集团金融峰会提前统一了立场。欧盟“蓝图”提出四点设想：一是对所有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实行监管或监控；二是提高金融市场透明度和问责机制；三是加强风险评估和建立预警系统；四是扩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职能和资金规模。
欧洲国家应对金融危机的态度并不一致，各有各的打算和做法。萨科齐主张欧元区要发挥“经济政府”的作用。这引起了非欧元区成员的不满，并威胁到欧洲中央银行的独立性，触犯了德国的利益和底线，因为与英德相比，法国银行在放款方面相对保守，抵抗金融危机的能力相对要强一些。法国还是中央集权的国家，有国家干预的传统。
欧洲政治和思想界对于欧洲应对金融危机的后果有乐观和悲观两种估计。乐观的估计认为，经过成员国政府、欧盟大力干预，一两年后渡过危机，并能建立起更加健康和完善的金融和经济机制。悲观的估计认为，今后几年，欧洲金融危机将长期存在，社会矛盾将加剧，极端势力上升。民族主义、保护主义、排外主义、社会不满和反抗将上升，国家之间矛盾会加剧甚至导致冲突或战争。
政党政策、政府政策走向实用主义
欧洲政党政治左、右两派的分歧将减弱，政策主张趋同趋势明显。欧洲左、右两翼政党只在社会改革程度和代表社会阶层方面有所差别，而在根本政治问题和经济危机、气候变化等重大问题上基本一致。与美国的共和、民主两党相比，欧洲右翼传统政党，如法国的人民运动联盟、德国的基民盟、英国的保守党，比美国民主党甚至还“左”一些，体现在社会经济政策、国家干预、宗教政策等方面。
实用主义也成为一些欧洲国家政策的主要表现。以法国为例，萨科齐上台后在政治上招揽社会党人入阁；在经济政策上以新自由主义为指导，鼓励市场竞争；在外交上，与美国靠近，与布什称兄道弟，目的是保持国内政治稳定，同时在国际舞台上更多借重美国，提升法国的国际地位。但在金融危机后，萨科齐又主张国家干预，甚至想取代美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其举措实际上体现了法国传统的波拿巴主义，即在社会危机到来时，以超党派面目出现，希望成为全体民众的代表。
欧洲反华论调有所上升
在对华政策中，欧洲和各国议会要比欧盟理事会和各国政府更为强硬，因为民选代表可以不顾外交谈判和运作，只求反映选民情绪。在对华关系中，左派比右派更加强硬，右派重视自由竞争和民族独立，左派则强调国际主义、普世价值，更多支持藏独，批评中国人权状况，认为中国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
从20世纪90年代起，欧盟逐步改善对华关系，给予中国积极评价，并着力双边合作的深化。因为欧洲人认为冷战结束后，伴随着社会主义阵营瓦解和苏联解体，中国在推进改革开放的同时也会逐步加深对欧洲的认同。2006年10月，欧盟推出第六个对华战略文件，标志着欧盟对华政策完成了初步的调整。欧盟对华政策基调是：中国的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在不断提高，因此应推动其承担责任。此后，伴随着欧洲经济不景气、社会问题增多、国际竞争力下降以及中国经济发展和国际地位的快速上升，欧盟对中国的指责不断增加，从经贸关系扩大至能源和气候变化等领域。2008年，欧盟一些成员国政治家借拉萨骚乱发出了抵制北京奥运的呼声，同时，在巴黎等地发生了干扰奥运火炬传递等一系列的反华事件。
欧洲人对中国有着复杂的情感和认识。一般欧洲人的世界观深受欧洲中心论影响。基于欧洲的历史，欧洲以自身的标准和发展历程来衡量其他文明，产生了民族国家理论、帝国崩溃论、共产主义瓦解论以及欧洲发展模式典范论等。虽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提供了另外一种发展模式，但西方人不能理解，也不愿接受。此外，欧洲在金融危机冲击下，也有求于中国，不能把中欧关系彻底搞僵，这在欧洲形成一种复杂和矛盾的心理。
欧洲人对全球化的担心是欧洲对外部世界特别是中国发展感到恐惧和不安的深层次原因。全球化的迅速发展使欧洲人越来越担心欧洲企业国际竞争力走向衰弱，担心经济由此陷入长期衰退，繁荣景象不再。同时，失业率居高不下和移民大量涌入也引发欧洲人对全球化进程的非理性抵触情绪。在欧洲的外交决策者看来，发展中国家的贫困、动荡与人道主义危机，全球环境的恶化和气候变暖，艾滋病蔓延与毒品的泛滥等等，所有这些问题都对欧洲人的生活方式造成潜在的威胁。
当然，在看到欧洲反华论调增多的同时，也应看到积极的一面：一些欧洲政治家、学者、企业家批评反华宣传，指责欧洲人的傲慢与偏见。法国哲学家戴尔索尔在《费加罗报》上发表了题为“是否应该抵制与我们不一样的国家”的文章，对西方国家的价值普世主义进行了反思。
(本文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王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