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毕竟是个弱女子，她勇敢地捐出了眼角膜，救治一个更需要眼角膜的患者。捐出眼角膜的她术后感到不适，她将医院告上法庭。由此也引发了国内活体器官捐献第一案。
捐献
2004年12月21日下午，飞机在深圳上空盘旋的时候，浓重的雾气笼罩着，有些要下雨的感觉，其实这种天气在深圳是经常见到的。这种天气给人一种压抑，有些透不过气。
拨通杨萍的电话，她说她正在上班，让我到她的单位深圳特区图书贸易中心见面。
“我是在深圳的一份报纸上，看到我们这里的眼科医院眼角膜移植成功的新闻，我才作出捐献决定的。”在图书贸易中心的楼下我见到了杨萍，一边上楼她一边讲事情的经过。“我本来是想，我的左眼睛已经没有视力了，捐出眼角膜还能让其他人受益。”“我也没想到从1999年到现在，会有这么多事情发生……”我注意看了杨萍装了“义眼”的左眼，不特意观察看不出这是一只假眼睛。而杨萍手中一直拿着纸巾，擦拭从左眼流出的分泌物。
杨萍1岁时不慎从自家二楼的窗户跌落，造成脑水肿，并挫伤视神经，导致左眼完全失明，左眼球无法自由转动，但眼球完好无损。1999年11月17日，她在报纸上看到我国首例活体眼角膜捐献者段国生的事迹后，她想了很多：“我的左眼已经失明30多年了，我还不如像段国生那样，把眼角膜捐出去救治另外一个人。”她打电话给深圳市眼科医院，并找到了中国首例活体眼角膜移植手术实施者姚晓明医生。“姚晓明当时很热清，他说你捐献角膜后，我们会给你装上义眼。义眼可以随着健眼一起转动，会很好看的。”杨萍回忆说。“他这样说我就更动心了，就在眼科医院做了检查。检查后他们说我的左眼视功能已完全丧失，但是眼角膜完好透明可以移植。”
1999年12月16日，是杨萍作角膜捐献手术的日子。她的妹妹杨晖身怀有孕，妈妈当天早上从唐山赶来照顾妹妹，马上就要下火车了。“妈妈这么大老远的来了，我总要去接一下吧，再说我捐眼角膜的事情也没有告诉她。”此时的杨萍已经在深圳眼科医院。“我这样一说，姚晓明就说你不要去接妈妈了，万一她知道了不同意怎么办，你看记者都在外面等着呢。”杨萍没有去接妈妈，她走进了手术室。“后来我才知道，我妈妈很不高兴。我妈妈也是医生，她说杨萍你们不懂，真的你们不懂，就这么把手术作了。我很愧疚，我觉得对不起妈妈。”
手术需要家属签字，妹妹在手术单上签上了字。其实妹妹杨晖也不同意姐姐的做法，但是她还是支持姐姐的义举。12月16日11点左右，杨萍的眼角膜移植到了深圳建筑设计师黄瑞的眼睛上，杨萍也装上了义眼。手术还算顺利，12点多杨萍和黄瑞被推出手术室。这个时候杨萍是最激动的，她拉着黄瑞的手问长问短，自己的眼角膜在别人身上发挥作用了，这在她心里是莫大的幸福。现在黄瑞和杨萍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经常带着女朋友去看杨萍。
杨萍的义举感动了深圳市民，这其中也包括一个叫王东的青年，王东后来成了杨萍的丈夫。事情到这里，本来是个皆大欢喜的结局，但是杨萍的眼睛却出现了新的问题。
凹陷
“我眼睛一直流浓水样的分泌物，上眼睑开始凹陷，我就害怕了。赶紧去找姚晓明医生。”手术后半个多月的时间，杨萍眼睛出现了问题。
“我跟姚晓明医生说，是不是我洗头发时候不注意流进水的原因。他说可能是，告诉我尽量注意一点。”“从这以后我就不自己洗头了，到理发店干洗，这样不会有水在眼睛周围流动，更不会流进眼睛里。但是这种状况却越来越厉害。”无奈之下，杨萍再次找到姚晓明。“好，就为这事情，每个礼拜我要去找他，还要事先给他打电话。到医院后，要不他就去开会了，要不就出去了，反正总是很难找到他。”
2001年3月的一天，杨萍见到了姚晓明。姚晓明提起深圳市红十字会医院，杨萍去那里看医生。“我交了6000元准备治疗。姚晓明说不要去那里看。没多久，也不知什么原因，人家就把6000元钱给退回来了。“
此后不久，杨萍来到北京一家医疗机构，通过另一位眼科专家了解了一些情况。“那位专家说，眼睑凹陷的原因，是手术造成的毛细血管断裂、肌肉萎缩。也就是说凹陷是必然的。”“而且他说你现在这种手术，我们国家还没有好的方法来解决这种眼睛凹陷的问题。”这位眼科专家告诉杨萍，只有再过一两年，等眼睛凹陷得厉害了，再做一次手术就可以恢复一些。“我说我都四十了，我还要作多少次手术才能好呢？为什么姚晓明医生在手术前没有告诉我这些呢？”2002年下半年，杨萍的眼、面部凹陷得有些变形。她再次找到姚晓明。“他说医院派医生出去学习了，回来以后就可以给你治疗。后来我了解了一下，出去学习的医生根本就不是去学习相关医术的。”
深圳市红十字会接到了杨萍的投诉。我电话采访了赵丽珍秘书长：“这也不是什么大事，应该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杨萍是因为眼科医院态度问题引起不满，她说没有捐献前态度那么好。我也给他们作过调解，希望双方坐下来谈一谈，和解了就非常好。但是最终没有达成。”
无奈中，杨萍以医院和姚晓明在手术前没有履行明确告知病人术后可能会出现症状的职责，忽视了病人的知情权，将其起诉至法院。要求医院方赔偿她的治疗费、交通费等各项费用。2004年6月3日18点30分，此案在深圳市罗湖区法院开庭。
法庭
在6月3日开庭之前，已经有过一次开庭的日期。那一次不知因何而取消，让在场等待旁听的记者和相关人士颇为不满，引发了口角争执。
6月3日离18点30分开庭还有5分钟，书记员来到法庭要原告方杨萍写明代理事项。杨萍方的代理人是深圳的一位公益事业者崔从政，他知道了杨萍的事情后，主动担任了她的代理人。据他回忆说：“我们不太懂一些程序，我就告诉书记员，你慢慢说，我们好记下来。”“书记员说，我不是跟你们说了吗？你们怎么不早准备？”“我说我们交了3210元诉讼费，要做什么你们就要说清楚，我们不懂，你给个文本我们按照程序来就是了。”“结果书记员站起来，手冲我们一指，你们出去。我们为什么要出去，我心里想谁给你这么大权力赶我们走，我说我们不出去。”“她就扔下钥匙走了。开庭的时候她回来了，一会她就起身流着泪跑出法庭了。”据其他人介绍，45岁的崔从政是个挺善良的人，不过在法庭上语言有些过激。被告方代理人和深圳眼科医院陈副院长出庭。
杨萍的诉讼请求是：请求人民法院根据被告不如实告知原告造成捐献眼角膜后受到伤害的事实，依法判决被告承担医疗责任，判令被告向原告赔偿医疗、误工、交通、整容费用4万元，赔偿精神损害人民币5万元。
在庭审中，法院认为本案属于医疗人身赔偿纠纷案，并就此征求杨萍的意见。杨萍坚持认为本案属于一般的侵权案，而她又只能证明被告侵害了她的知情权，不能够进一步证明知情权的侵害与眼部凹陷、脸部变形之间的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原告杨萍没有完成上述举证责任，一审败诉，被驳回所有诉讼请求。
一审判决书下达后，杨萍提起上诉。2004年12月23日9点30分，此案在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2号审判庭开庭。这次杨萍请了律师。11点休庭的时候，审判长提出希望双方和解。杨萍提出医院方需赔偿3万元，医院方提出只能给1.5万元，双方没有达成和解，只能听候判决。
医生
休庭后，记者赶到深圳眼科医院采访姚晓明。
在深圳眼科医院9楼的墙壁上安装了3块白板，上面是眼角膜的捐献者和被救治患者的名单，杨萍的名字排在第三。等待了半个小时左右，姚晓明乘电梯上来了。
“是你找我吗？”
“是我找你，我是《三月风》杂志的记者，我想了解一些杨萍这件事情的经过。”
“你是第一个我接受采访的记者。”
三月风：最早杨萍是怎么找到你的？
姚晓明：事情是这样的，杨萍最早是来整容的。她的眼睛失去视觉功能后，就开始斜视。她想让左眼能好看一些就来到这里找我，让我帮她解决这个问题。之前她在其他医院也治疗过，没有效果。
三月风：她手术后上眼睑凹陷是因为手术造成的吗？
姚晓明：她上眼睑凹陷在手术前就有。而且手术后会造成几十种后果，我们也不能每一种都告诉她，还有一些不能预料的后果都会存在的。
三月风：应该说这本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最终却走向了法庭，你希望这样的结果出现吗？
姚晓明：杨萍把我告上法庭的时候我正在美国。得到消息后，我赶紧从美国赶回来跟杨萍协商这件事情。也希望双方不要在法庭上见。她以前跟我们的关系一直都不错的，她是我们医院的荣誉员工。我们的私人关系也很不错。
三月风:她说找你很多次你都不见她。
姚晓明：我的事情也很多，给病人作手术，参加会议和学术研讨会。不是不见她，是因为我太忙了。
三月风：我听她说你给她作了第二次手术是吗？
姚晓明：第二次手术是因为当初我们在她眼睛里安装了一颗钛钉，需要取出来。
三月风：杨萍的病历上有一句“本次手术不解决上眼睑凹陷”，杨萍说是这时候加上去的。
姚晓明：我是科主任，我可以在她签字之前我就修改，这有什么奇怪的。
三月风:签字人是杨萍的妹妹杨晖，据杨晖说她签字的时候没有这一句。
姚晓明：不对，是在签字之前加上的。
三月风：她现在要求医院赔偿一些费用。
姚晓明：院方曾经跟她协商过，是补偿给她一些她这几年的交通费什么的费用，而不是赔偿。这是不一样的。
两次开庭审判，杨萍两次在法庭上流泪。她说她很委屈，打官司不是为了钱，只是为了要一个说法。这几年她一直压抑着，心情不好。采访结束就要返回北京了，我跟杨萍见了一面，她说如果这次再打输了，她还会继续上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