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关于中国人的电影 2004年11月的北京曾经举办了一次安东尼奥尼作品的回顾展映，在这次活动中，安东尼奥尼的纪录片《中国》首次在中国大陆放映。这部曾经备受诟病的纪录片记录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中国人的生存状况，它诞生于1972年，当时的中国，还处于文革后期极度的封闭状态。
1970年，中国与意大利建交。在随后的1971年5月，一个由当时意大利外贸部长率领的代表团访华，当年7月20日，意大利国家电视台向中国政府提交申请，表示希望在中国拍摄一部纪录片，并委托安东尼奥尼担任导演。一位外国人在当时的中国拍摄纪录片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安东尼奥尼的行动仍然受着极大的限制：关于他可以经过和不可以经过的路线，他和意方代表与中国官员讨论了整整三天，最终他惟一可以选择的方案是“妥协”，放弃原先从意大利带来的长达近半年的计划，改为在短短22天之内匆匆赶拍。
安东尼奥尼自称是“一个带着摄影机的旅行者”，想要拍一部不带任何教育意义的纪录片，在来北京前几个月，安东尼奥尼在寄往北京的“意向书”中曾写道：“我计划关注人的关系和举止，把人、家庭和群体生活作为记录的目标。我意识到我的纪录片将仅仅是一种眼光，一个身体上和文化上都来自遥远国度的人的眼光。”本来对中国的美景有着美好向往的他想把这部纪录片拍成风景纪录和大场面纪实，但是看到当时真实的中国之后，他决定把摄像机对准每个中国真实的民众。《中国》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拍摄于北京，展示了一个小学的学生们、城市的老区、使用针灸技术的剖腹产手术，还有一个棉纺厂及其工人等。第二部分参观了林县的红旗渠，还有河南的集体农庄，以及古城苏州和南京。最后一部分拍摄的是上海的码头和工厂。影片在长达20分钟的中国特色的杂技表演中结束。
始料不及的批判
作为“天生的悲观主义者”，安东尼奥尼眼中的世界确实是不完美的；作为西方现代电影的重要代表人物，他非常重视通过影片表达自己的个人体验。但是由于当时中国对于西方纪录电影观念的极大差异，以及中国当时所处的特殊政治时段，使得这种个人体验似的影像表达成为了被批判和被指责的对象。
影片拍摄完成后，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猛烈批评，对安东尼奥尼而言可谓是如暴风骤雨般。1974年1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恶毒的用心，卑劣的手法――批判安东尼奥尼拍摄的题为〈中国〉的反华影片》的评论员文章，虽然当时的普通中国人并不知道这部纪录片到底说了什么，它开启了后来陆陆续续进行一年的针对影片的国内批判活动的序幕。人民文学出版社还将1974年2月和3月间发表的部分批判文章就结集了一本200页的书，名为《中国人民不可侮――批判安东尼奥尼的反华影片〈中国〉文辑》。
当时国人批判安东尼奥尼影片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影片对中国人民在“文革”中取得的伟大成就不屑一顾。在一系列批判文章中就提到“安东尼奥尼要拍什么‘偏远的农村’、‘荒凉的沙漠’、‘孩子的出生’、‘人的死亡’等等的计划”，“在镜头的取舍和处理方面，凡是好的、新的、进步的场面，他一律不拍或少拍，或者当时做样子拍了一些，最后又把它剪掉；而差的、落后的场面，他就抓住不放，大拍特拍。”等等诸如此类。
出乎意料的是，在1974年的威尼斯艺术双年展上，安东尼奥尼的《中国》也遭遇了指责和批评。影片起初安排在威尼斯最好的凤凰剧院上映，但消息传出之后由于受到各方压力影片最终改在另外一家影院放映。出乎意料的是，安东尼奥尼在进入影院时被突如其来的一大群观众包围住了。面对这一切，安东尼奥尼有口难辩，不仅不被中国人接受，而且在自己的国家也受到攻击，并被指责“背叛了中国”。
电影大师这一生
1912年9月29日，安东尼奥尼出生于意大利费拉拉一个富足的家庭，并于1935年毕业于波伦尼亚大学的经贸专业。在就学期间，安东尼奥尼学会了欣赏爵士和戏剧，很快就组织了一个学生剧团，上演易卜生、契可夫和他自己的一些剧目。同时，他开始为费拉拉日报《波河邮报》的电影专栏担任主笔，并试图拍摄一部有关疯子的16毫米的短片。1940年，他去罗马的电影界闯荡，在《电影》杂志做编辑。
不久，他开始编剧，一个剧本2000里拉，而且不能署名。他报读罗马电影实验学校，试图学会面对这个排外的领域。结束学业后，他进入斯卡莱拉制片公司拍摄电影。
时值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意大利面临着巨大的混乱和困境，电影业也几乎凋零，面对各种各样的困难，1947年，安东尼奥尼在他31岁时终于完成第一部短片“波河的人们”。这是他第一次直接的经验，他选择了他渡过了童年的非常亲切的环境：故乡波河。安东尼奥尼并不太关心场所和物体，他更关心的是人、贫穷的人、他们的生活状况和他们的感情，总之，他的短片是还没有命名的新现实主义。起初，“波河的人们”的胶片应该长600米，而且不只是纪录片，但战争迫使安东尼奥尼中断了工作。回到罗马后，他被迫逃难到阿布鲁佐大区的乡村，以后又避居在一高山牧民的小房子中。战争结束时，素材在一个仓库的角落中给找到了，但一半已发霉，他只能对另一半、而且不一定是最好的素材进行剪辑。
1950年，在他38岁时，安东尼奥尼开始拍摄他的第一部故事片《爱情故事》。这部电影马上引起了观众和评论界的关注，虽然从票房上来说它并没有获得真正的成功。影片尖锐地调查和分析了当时只是泛泛论及的一个话题――意大利米兰的大资产阶级面对国家从农业社会向工业化国家急速转变的过程中道德的困惑，影片还有着巨大的造型力量。不幸的是，这部电影的发行商几个月后就倒闭了，开始时非常看好的影片的经济命运被突然中断。在这之后的两年中，虽然安东尼奥尼也收到了其他的拍片提议，但他没有工作。
1952年，安东尼奥尼拍摄了“失败者”，这是最让坚持无神论的他痛苦的一部影片，影片充满了某种道德预言，作为“垮掉的一代”的总体精神写照。1955年，安东尼奥尼的“女友”的想法引起了一个小制片人的兴趣，但他的钱不够，经过两个半月后，终于出现了另一制片人来帮助完成这部片子。“女友”获得了商业成功，并荣获很多奖项。
由于拍摄计划失败接连夭折，安东尼奥尼开始了写作和绘画。他相信写作和绘画不是和电影无关的活动，相反，它们是“对眼光的进一步深入”。1983年，他为《晚邮报》撰写的短篇小说被收录在《台伯河上的保龄游戏》中。上世纪80年代初，那个时候安东尼奥尼创作了“魔山”组画，都非常小，最大的也不过是一张明信片那样的尺寸，采用的是照相放大那样的技巧。1983年，在威尼斯电影节期间，它们第一次以一个大型画展的形式展出。
1983年，安东尼奥尼瘫痪在床，并且失去了说话能力。1994年，他又尝试拍摄了故事长片，导演了“云上的日子”。1995年，在电影诞生一百周年之际，安东尼奥尼被授予奥斯卡终身成就奖。2004年92岁的时候，他又完成了短片《危险的头绪》，跟王家卫、索德尔伯格的短片集成《爱神》。无所适从的主角、梦境般的艳遇、不可理喻的迷局结尾，安东尼奥尼的标志仍然那么明显。从电影看，他同另两位导演一样年轻，很难想象究竟是什么力量驱使。2004年他还做了另一部短片――《安东尼奥尼的凝视》。
安东尼奥尼一生收获了包括金狮奖、金棕榈奖等各种影坛荣誉超过150个，他深刻地影响了世界和中国的电影风格。安东尼奥尼的电影善于把捉个人的体验，记录个人的麻烦和困扰，从而透露出某个社会群体的精神面貌。美国影评人理查德?菲利普斯认为，“这位大导演不断地试验表现形式，对他描写的中产阶级病歪歪的状态，却从不向更深层次探究，不去追问背后的社会现实。”英格玛?伯格曼却不太喜欢他这种电影，他曾说过，他不明白安东尼奥尼为什么受到如此的敬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