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前有人给廉思打电话,“我现在卖数码相框你要吗?”这是廉思采访过的一个“蚁族”,《蚁族》在书店卖到脱销,媒体关注也好,社会关注也好,“他们个人还是没有改变。” 廉男第一次去位于北京城乡结合部的唐家岭时,并没有意识到他将披露的是一个悲壮的震撼中国城市化进程的群体性现象。“现在我不知这么做是对是错。作为研究工作应该做,但在人性上面,确实有点(残酷)……”
“中国有这么多年轻人在做着城市的梦。他们有知识有梦想有体力,但是没有钱没有机会。”一个个年轻的面孔在唐家岭破旧的街道上划过。“他们原来可能只觉得自己是这样,现在报道出来全国至少几百万人……我把这个梦给打破了。”
别说我住唐家岭
唐家岭、小月河像一个标签,很多蚁族不想向朋友介绍自己的住处。
“唐家岭很少见到本村村民,很多人在城里买房子,看房子的都是农民工。”《蚁族》引起关注后,政府要在唐家岭盖廉租房,村民只能拿很低的补偿费,“不断有人给我打电话、发短信威胁,海淀公安局问我要不要派警察保护,我说身正不怕影子邪。”
廉思喜欢记者写他的一句话:“一开始,他就知道走的是一条孤独的路。”
“调查的时候就有人告诫我少管闲事,一些政府官员觉得我在揭伤疤,蚁族对我也没什么好感”,他们管廉租房叫“白宫”:“要建白宫,我们就走。”唐家岭到北京两三个小时,房租便宜,现在得搬到五环六环外,“廉思让社会关注我们,也让我们越来越走向城市的边缘。”
对“蚁族”的调研始于奥运期间,北京市政府交给廉思调查城乡结合部的工作暂时停了,他就自己组织人员调查那里的“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唐家岭和小月河是主要地点,简称“聚居村”。
这样的“村”北京有10个左右,课题组调查了7个,在全国,这样的群体则不计其数。许多“蚁族”成员都在“聚居村”形成了自己的生活圈和社交圈,大都是自己的同学或老乡。熟悉的人群能给他们带来安全感。
廉思在唐家岭租了间房子,与蚁族同吃同住半年多,“我没想到同龄人在这种状态下生活,都是穷二代,50%来自农村,来自省会的不到7%,七八人一屋、一个厕所,蚁族月平均工资1500到1700元,比农民工高二三百,但农民工有包工头管吃管住,蚁族收入风险是城镇居民的3.5倍,1/3的人没签过正式劳动合同,37%没上过‘三险’,67%一个月没有过性生活……”
“我们不是去猎奇,而是倾听,跟他们一块儿买菜做饭,喝酒聊天,一篇小故事背后可能是三四十小时的录音。
没有失败,只是尚未成功
山西人邓琨是廉思在唐家岭的邻居,他在为《蚁族》做的序里写道:两年间我做过销售、干过技术,考过研,搞过传销,也自己创过业。现在我依然要重新开始,可我并不认为我是失败者,只是我尚未成功――“这些话激励了很多蚁族”,但最终他还是选择离开北京去云南创业。
“有一件事我印象很深,一天早上,邓琨的室友说,‘邓你昨天晚上哭了’,他不知道自己哭了,但枕头、床都是湿的……什么是悲伤,悲伤就是连哭都不知道,内心挣扎,却依然在强撑着。”
从2008年12月到2009年1月,课题组从北京7个聚居村回收了563份有效问卷。经过对蚁族的工作、学习、婚恋、业余生活、社会公正感、生活满意度、网络行为、心理健康等全方面的调研,揭开了这个群体的真实境遇。
“我们注重复合型研究,团队里有3个社会学、3个心理学、3个统计学专业的,还有一个学工科的,一个学外国语的(研究国外类似情况)”,廉思的朋友在苏州街附近给他们找了一个会议室,大家经常在里面唇枪舌剑地开会。
调查问卷设计了二百多个问题,心理学、社会学问题各占一半,做完一份需用近两个小时。问卷反映出了许多意想不到的问题。
蚁族比较倾向于理想主义,其完美主义人格倾向显著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所定目标远高于普通人。他们大多数看起来乐观积极,但标准SCL90心理量表得出的结果却显示蚁族在强迫、抑郁、敌对、人际关系敏感、焦虑、偏执、精神病上平均分高于正常成人值,心理状况普遍亚健康。
“蚁族普遍处于为梦想奋斗的初期:三年一辆车,五年一套房――北京人都不敢想。当期望与现实产生巨大差异时,持续的挫折感会让他们极易产生相对剥夺感。我更关心的是梦醒后的事情,如果五年后没有房,那个时候悲剧才刚刚开始,而聚居的生活状态可能会使这样的认识和情绪广泛传播,形成群体认同。”
廉思将蚁族与社会稳定问题联系起来,课题归类为潜在危机:随着城市化、人口结构转变,劳动力市场转型、高等教育改革等一系列社会结构性因素的变化,蚁族数量还将急剧增加。
留下来,不是为了自己
上海的群租房里,一个中低档小区的三室一厅,可以打出15个隔间,有房东给隔间里安了厕所,一冲水,就是“环绕立体声。”从北京广州到郑州南京杭州,全国一线到二三线城市里都有蚁族,只是聚居形态不一。课题组统计蚁族留下来的原因:一为了梦,二为了父母,三为了下一代过得好……,就是没有为自己。
“有人认为蚁族是继农民、农民工、下岗职工后的第四大弱势群体,他们的父辈是前三大。贫困在代际间的传递相当显著。”蚁族身上肩负着上一辈的希望,很多人不告诉亲人过得如何。聚居村也有人月入一万,但又多长时间才能赚一个首付还有父母的养老钱?“很多50后60后,蚁族的爸妈在买我们的书,一个母亲说她看了两天书哭了两天,感到自己那么无力。”
一线城市靠实力,二三线城市靠人情,蚁族是手机互联网培养的一代,有人总结:高知,弱小,群居,无保障,无保险,没门子。“蚁族”的社会政治态度比较激进或偏激,这与他们认为自身政治地位较低和对自身民主权利不满意有密切关系。
“有蚁族问我,知识改变命运,为什么没改变我的命运?”国家就业政策为一部分人继续留在大城市提供了政策支持。在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向大众化、产业化转变过程中,教育预期高于劳动市场的再定价,令“蚁族”失落感骤增,认知和情感趋向负面。他们渴望有一天像马云或者王宝强那样,但现实却是大学生就业难与民工荒同时存在。
“做为80后的老大哥我想为他们做点什么。研究报告只能让少数人了解,所以我们选择出书,让尽可能多的人了解,这是普遍现象而不是个案。”
书出来后,CNN、BBC……基本上世界上所有著名大媒体都想找廉思采访,但因为内容比较敏感都被他拒绝了。“书里我们只说了一半的话,另外一半在写给中央的报告里,政府对此非常重视,但是改变不是一朝一夕的。”
廉思认为,《蚁族》引起社会巨大反响的根本原因是涉及到了成千上亿与蚁族相关的家庭和亲人:“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蚁族。”
“一个重视知识的国家,掌握知识的人却被抛到了后面……如果蚁族的问题得不到解决,就会造成新的读书无用论。蚁族的生活我没权去评价,社会可能让他们更加切合实际,蚁族自身也要做些改变,他们跟农民工不一样,再过10年15年,肯定有一个跃升,一个人年轻时如果觉得社会不公平,当他四五十岁成功时,将如何看待、回报社会,教育下一代?从这个意义上,关心蚁族就是关心中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