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教行业是个良心活儿”,特殊孩子各有各的问题,情况千变万化,有的地方甚至用智障孩子的特殊当借口,反而连普通意义上的“教育”都没有了,真正的特教老师是在凭良心做事。
肖中林一直弄不懂,什么叫“特教”。
自从生了个“傻”儿子,他就跟这个词掰扯了半辈子――儿子有智力残疾,属于国家划定的针对残疾人开展的特殊教育范畴,但辗转暗访了许多培智学校,他还是不明白“特教”特殊在哪里。
直到转学,认识了张育才,接触了智障孩子的“奥林匹克”,“我问孩子,明天还去不去上学?孩子说,去!我就知道,遇上好老师了。”
“特奥”改变的“特教”
“跑!”枪声响起,一群穿着竞赛服的孩子从起跑线冲向终点,半途中一个孩子忽然停了下来,“教练在场外大喊‘别停!快跑!’,他说要等一下同伴”,张育才看到的这一幕,发生在1987年3月在广东省深圳市举办的全国首届特奥运动会上,当时全国只有13个省、市的三百名运动员参加了田径等三个项目的比赛。
彼时,从师范学校体育专业毕业的张育才,刚刚踏入这个陌生的领域,“特教”。
1984年,张育才调到了刚成立的北京市崇文区培智学校,这个年轻教师一个人拖着又长又重的拔河绳从器材室走向操场,身后跟着一个孩子,绳子一动,他就伸脚踩住,“我回头一看,他就冲我笑,松开脚;我扭头再走,绳子又被踩住。我有点生气,别的老师告诉我,他只是觉得好玩。”
有几年的时间,面对这群有学习障碍、脑瘫、唐氏综合症、甚至综合残疾的孩子,张育才很迷茫。
列队稍息,有人出左脚有人出右脚,几十号人,有的长得很像,记不住名字,干脆给每个人编上号,让他们自己记得自己站队的位置……
“我不知道该做什么,忽然失去方向了。”科班毕业的张育才对体育教育原本有着浓厚的热情,梦想做出一番成绩,毕业时,分配的学校不同意他继续深造、报考北师大,年轻气盛的张育才就对领导说“任何学校都可以去,只要支持我学习。”
阴差阳错,张育才就这样接受了这个从未听说过,还没有什么老师的“特殊”学校伸来的橄榄枝,“同学聚会,问我在哪里工作,我说得很快,别人没听过‘培智’,就当成‘培训’,说工作不错,我就支吾过去。”
体育教练最大的梦想是出成绩,面对这群学生,张育才感到失去了自己的价值。工作辛苦报酬少难出成绩不说,家人也很难享受到原本能有的特殊待遇,比如孩子可以优先上自己所在的学校就读等等,看着身边的朋友一个个赚钱,张育才也动心过,可是想到那些他走了就更“没人管”的天真的“傻”孩子,心又软了。
培智学校缺老师,体育老师更缺,“那么小的操场,我走了,他们可能连‘体育课’都没有了吧……”日子在犹豫中一天天过去,原本脾气急躁的张育才在日复一日的工作中开始变得像“奶妈”一样耐心、细心。
“他们都是‘一根筋儿’的孩子,接触得时间长了,就会被他们感动,你对他们好,他们对你更好,有时你交待过什么事情你都忘了,他们还一直记着。”
真正的转折来自于1987年第一次带学生去香港比赛,“他们特别快乐,回来以后到处拿着奖牌给别人看,还把奖牌挂在我脖子上,我第一次体会到特奥给这些孩子带来的巨大冲击,感到那种快乐,第一次感到他们也‘能行!’他们可能永远无法在数学、语文方面获得成绩,但特奥会却为他们提供了展示自我、取得荣誉的平台。”
“我对自己说,这可能就是我的事业。”
张育才成了北京、乃至全国最早的一批特奥教练之一,很多家长通过他知道了“特奥”――专门针对智障人士开展的国际性运动训练和比赛,补偿智障儿童的身心缺陷、增强体质、开发潜能。体育,一门在普通小学里的标准“副课”,成为培智学校里,改变这些特殊孩子一生的机遇。
一把钥匙开一把锁
每次去外地参加比赛,直到回来下了火车,把孩子们都交到家长手上,张育才才敢真正松一口气。
上世纪80年代,崇文培智学校接收的第一批学生来自于普通学校里随班就读,智商在55到70之间,略低于正常值的孩子,之后,随着改革开放、残疾人事业发展,越来越多低智力的孩子进入学校,有的智商在20、25以下,为一级智残,甚至有的智商鉴定结果直接为零。
“你不能靠示范、讲解、练习的老路子教这群孩子,不能讲两脚分开、与肩同宽、前后开列……一个简单的转身投掷动作,最后做成什么样的都有,有的孩子甚至会自己摔倒。你不能让他们再因为‘体育’身体上又受到新的伤害。”
张育才想出了笨办法,在地上画上丁字线当坐标,告诉队员左脚尖放哪儿,右脚跟放哪儿,两个脚之间的线大概多长,“这样来保证他们的动作是安全规范的。”原地跳跃练习,下落时需要“屈膝”保护膝盖,张育才把它“翻译”成了“落地时手要摸地”,以孩子们的身体条件,他们只能象征性地做每个动作,但是手要摸地,膝盖自然就弯曲了。
同行们管张育才叫体育教练中的秀才,为了能让队员按能力准确分组,张育才靠实验摸索出一个快速鉴定的“土办法”,让孩子闭着眼睛走直线,靠偏差的程度和方向判断孩子的基本智力水平和思维倾向,这对于大多数培智学校老师只能靠国外的测试卷获得不准确评估结果的现状来说是一个创新,以此为内容写成的论文《弱智儿童平衡能力与智能之间的关系研究》,荣获首届全国残疾人体育科学学术会议优秀论文奖。
在张育才眼中,每个孩子都不一样,一个人一个脾气,打开他们的心扉要靠一把钥匙开一把锁。
经常有家长找他,说张教练帮我们问问孩子怎么了。“跟我们不说的话跟张教练都说。”
有个孩子闹脾气,抢了同学的手机,别的老师喊张育才去解决,“我观察了半分钟,发现他特别宝贝他的书包,就逗他说不还手机,就要抢他书包,马上就还了。”
“对这样的孩子,不能用常人的思维去强迫他,要把智商放到跟他们一样去交流,时间长了,有时候思维好像变得跟他们一样。有个笑话,说出去开会,总举手发言的就是培智学校的老师,举手发言,证明自己不傻。”
健康孩子有的,残疾孩子也能有
第一次看到女儿王晓萌滑轮滑时,李秀云激动得落泪了,“从来没想过她能跟别的孩子一样滑得那么好。”晓萌除了低智,半边身体有运动障碍,平衡能力不好,以前跟着张育才练过篮球、乒乓球,进步很大,“后来孩子说想学轮滑,我坚绝不同意,没想到他们两个人放学后瞒着我偷偷地练,竟然真的练成了。”
“他能看到每个孩子的优点,让他们都发展。”
张育才刚来时,崇文培智学校的操场连普通篮球场一半大小都没有。他却没拿这当借口,让学生应有的锻炼缩水。“那样对他们不公平。”张育才因地制宜,创编了能在小场地开展的,适合智残孩子智力水平的配乐健身、韵律、手指、器械等课间操,不仅在北京市出了名,外省市也纷纷前来取经。国际特奥会前主席萨金特•施莱弗来中国视察时,曾特意评价道:“崇文培智:场地小、人员少、(特奥活动)办的活、效果好!”
一所普通的培智学校成为了中国特教的一个小窗口,对外展示了健康、积极与科学,而这个小窗口又变成了智障孩子们通往世界的大窗口。
张育才想开展国外的地板曲棍球运动,没有器械,他就把别的学校仓库里闲置的,以前用来练习拼刺刀的木杆枪拿来,找木匠刨成球杆,又找来毛毡和皮革缝成曲棍球,自己动手把塑料绳织成球网兜,靠DIY成立了北京市第一支智障地板曲棍球队。孩子们从练习扫地开始,动作合格后再把扫帚换成“球杆儿”。
国际特奥项目在增多,崇文培智的特奥项目也在增多,除了传统的田径、篮球、足球项目外,张育才在北京特奥领域最早开设乒乓球、轮滑、羽毛球、网球、自行车、滚球等项目训练,为了让孩子们开阔眼界体验到更多的运动乐趣,他甚至自己去找关系,带孩子们练“贵族”运动高尔夫,看赛马表演,让他们走出校门,跟普通孩子共享快乐。
“他甚至为了一个坐在轮椅上,想玩保龄球的孩子,专门做了一个轨道,把两根钢管做成的轨道架在轮椅和球道之间,孩子用手一推,也可以像别人一样玩保龄球了。就为了一个孩子的愿望,他也觉得‘值!’”
“特殊”方法解决“特殊”问题
张育才的地板曲棍球队出了名,1994年受聘担任北京市体育学科特教教研组组长,在北京12个区县逐步推广适合弱智学校的体育教学方式,先后去天津、上海、广东、大连、武汉、云南、四川、新疆、甘肃等地的培智学校交流经验。
特殊教育比普通教育面临的问题更复杂,难题更多,最普遍的是缺经费,缺人才,缺思路,一些运动项目在普通小学尚未开展过,更何况偏远地区的特教学校,在甘肃讲座时,就有老师直接打断他,说张教练你别讲你那个曲棍球,就说说我们这个土操场,弄不到球,也没有钱,怎么开展训练?
张育才问:“苹果你买得到吗?圆一点儿的苹果就能当球;土操场,把地挖下去一些,弄平整,周围垒上砖当边界,就是场地。”
张育才的教学方法在全国推广,有的地方学得好,有的地方反响平平,“没关系,你做一点事情都可能带来一些改变。”
2001年张育才获得中国特奥高级讲师资格,2005年,取得了国际特奥东亚区高级讲师资格。每次去给特教老师讲课,他都要他们先做一个小游戏,甲和乙背对背站立,甲指挥丙给乙穿一件带钮扣的衬衫。
“没人能把这件衣服穿好,扣错扣子的、穿反的、什么样子的都有,这个游戏说明一个道理,教智障孩子,就要注意他们的特点,拿衬衣,要拿衬衣的肩膀,领口冲上边……这些看似‘常识’的东西都需要你分解成具体的动作告诉他们。”
除了教学上的改进,张育才还联系正常中学的学生与队员们一起训练、比赛,让他们在与外界交往中,逐渐消除惧怕心理,增强勇气。北京市家庭支持网建立以后,张育才多次策划他们组织夏令营、小型比赛等众多活动,2000年,张育才获得了中国特奥突出贡献奖,成为全国培智学校中获此殊荣的两位老师之一。
“良心活儿”凭良心干
2001年,母亲病逝的消息传到了全国特奥篮球比赛的工作现场,张育才选择了坚守岗位,“我已数不清到底为训练而放弃了多少……我总说一句话,自私是天性,天秤倾向哪边是人性。”
张育才听过一次演讲比赛,一等奖的作品讲述了一个随班就读的孩子与老师的故事,孩子上课时大小便失禁,老师帮他洗掉……这些让常人感动的“小事”却是特奥教练经常碰到的。一次带队出去训练,一个女孩子不懂来例假了,血弄得宾馆里到处都是,他二话不说就赶快替孩子去洗床单……
张育才上班有一个习惯,兜里时常揣些糖果,随手拿给孩子们吃。“对外人来说他们可能是一个个‘傻’孩子,可是每次看到家长来接送,能感受到他们都是家长心中的宝贝,你有责任好好照看他们,这样的孩子受点儿委屈,家长心里流的不是泪是血。”
“智残的孩子很敏感,一句话一个眼神可能就产生很大影响,所以不能打骂,只能鼓励。” 以前有个孩子刚来时,班上同学拿他的手机当公用电话,现在他知道拿别人的手机打,说明智力水平提高了,“这样的孩子他会‘调皮’了,就是进步!”
特奥改变孩子,也在改变社会。对于很多家长来说,特奥会是一个带来希望的窗口。
2007年上海举办世界夏季特奥会,得到了社会各方面的重视,整体的社会条件、环境有很大改善,“但特奥会开完了,热度就有所下降,现在全国特奥会要召开,热度才又回升。”全国特奥会这个窗口四年一开,对智残人来说,参赛年龄虽然没设上限,但家长的年龄总是有限的。
肖中林最担心自己老了以后,孩子怎么办,“我80岁的时候他才40多岁,我能陪他多久呢?他的生活怎么办,好政策出来了谁去替他落实?”
李秀云也有同样的忧愁,晓萌智商67,有严重的口吃,毕业几乎意味着失业。去职业培训班上课前,晓萌曾在家里待了整整一年,动不动就摔门跑到小屋里哭。
1958年北京第二聋校设立了全国第一个弱智教育特殊班,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特教事业发展迅速,但与此同时,社会的巨变却让智障人的生存问题更为复杂,如果社会没有办法真正接纳他们,可能会使得那些原本已经提升智力和身体水平的队员的能力重新消退,重新导致抑郁甚至更严重的问题。
2005年,已是中国智协委员的张育才又承担起了学校的一项新工作,职业培训。他设法请来最好的老师给学生们开设烹饪课、按摩课、泥塑课等等,最后有人考取了厨师证,有人制作的脸谱被当作礼品,送给了国内外同行。
“特教行业是个良心活儿”,特殊孩子各有各的问题,情况千变万化,考核标准难以制定,有的地方甚至用智障孩子的特殊当借口,反而连普通意义上的“教育”都没有了,另一方面因为对残障孩子缺乏理解,也有一些教师离开了特教岗位。
“现在,真正的特教老师是在凭良心做事,你做的工作,从孩子身上可以看到。从我担任北京队主教练时起,他们就是我的孩子,他们把经过刻苦训练换来的奖牌挂在我的胸前,跟我说心里话,我感到心灵在净化,他们给我的那种特有的关心与爱,那种快乐与收获是对我最大的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