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的发展，分成了两个潮流。一部分人继承了‘五四运动’的科学和民主精神，并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加以改造，这就是共产党人和若干党外马克思主义者所做的工作。另一部分人则走到资产阶级的道路上去……”
――毛泽东
不久前，我曾陪同来自国内的几位国际问题专家出席在柏林召开的一个国际问题论坛。其间，我独自来到左近的倍倍尔广场，视线穿越菩提树下街两侧初上的华灯，落在对面笼罩在茫茫暮色中的两尊雕像上。
这两尊雕像的原身是一对兄弟――威廉?冯?洪堡及弟弟亚历山大?冯?洪堡，他们于1809年创建了对于欧洲乃至整个世界都影响深远的柏林大学。基于“完全的学术自由”这一理念，柏林大学在二战之前即已成为世界学术的中心，迄今产生过29位诺贝尔奖得主。
对“五四运动’’发挥过决定性作用的蔡元培及其弟子们，也曾被弥漫在柏林大学校园里自由和民主的空气熏陶。似乎可以说，没有柏林大学自由和民主的学术空气，就没有后来在主政北京大学时的蔡元培；没有蔡元培的宽容和支持，北大的陈独秀和胡适们就不可能顺利发动新文化运动；没有新文化运动，也就不可能有后来主要由北大陈独秀、胡适们的弟子们发起的“五四运动”。抗议“巴黎和约”
世人后来都称陈独秀为“五四运动”的主将，陈独秀在其中及整个新文化运动中的精神领袖的地位也不可褫夺，但对“五四运动”发挥直接影响的无疑是蔡元培，而真正领导了当时运动的则是蔡元培、陈独秀和胡适的弟子段锡朋、傅斯年、罗家伦等。陈独秀在1940年3月蔡元培逝世时就曾说：“‘五四运动’……无论是功是罪，都不应该专归到哪几个人；可蔡元培、适之和我，乃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
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美国总统威尔逊答应日本提出的“山东二十一条款”，由日本全面接收德国在山东的所有权利。当时担任北洋徐世昌政府外交总长兼巴黎和会外交后援会委员长的汪大燮，于5月3日得知内阁密令中国代表在“和约”上签字的消息后，义愤填膺。但他深知以己之力无法挽回颓局。他乘马车即刻赶到其挚友、北大校长蔡元培家中，将国务院所发出的密电内容如实透露给了蔡先生。“五四运动”爆发之后，汪大燮还与王宠惠、林长民(著名建筑家林徽因的父亲)向北京警察厅总监呈请保释被捕学生。
蔡元培随即在第一时间将此消息告知当时北大学生中的风云人物段锡朋和许德珩，段、许也随即在北大校内的西斋召集傅斯年、张国焘、罗家伦、康白情等活动骨干开会。众人当即决定当晚在北大法科大礼堂召开全体学生会议。
5月3日晚7点，有1000余人参加的北大学生紧急会议在北大法科大礼堂召开。会议由段锡朋等主持，北京高等师范、民国大学、中国大学等12所中等以上院校都有学生代表参加。会议一直开到晚上11时，最后做出四项决议：一是联合各界阻止签字；二是于5月4日提前进行国耻游行；三是通电巴黎专使，不准签字；四是通电各省于5月7日一律举行爱国示威游行。会上还成立了“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段锡朋当选联合会主席，傅斯年担任5月4目的游行总指挥，会议还推举段锡朋、傅斯年、罗家伦为学生总代表。
斯人斯事
段锡朋于1915年考入北京大学商科，一年后并入法科。早在1918年初夏，北洋军阀政府与日本人秘密签订丧权辱国的《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时，段锡朋就曾率领北大学生2000余人聚集在新华门游行请愿，随后，他更是作为北大学生代表和主要发言人来到总统府面谒代总统冯国璋。段锡朋等离开总统府后，冯国璋感慨地说，这姓段的分明是一只小老虎。在此后的“五四运动”中，始终是第一号学生领袖的段锡朋更被学生们称为“我们的段总理”，以与曾三度出任北洋政府总理的段祺瑞相区别。
与来自江西永新这个穷乡僻壤的段锡朋相比，傅斯年生于山东聊城一个没落的名门望族，其祖先傅以渐是清朝建立后的第一个状元，其后傅氏家族科考得意者不计其数，官至封疆大吏的也不乏其人。傅斯年的国学功底非常深厚，甚至强过了北大当时的某些教授。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后，1916年升入北京大学文科，师从章太炎的大弟子、国学大师黄侃。
胡适刚到北大教授中国哲学史的时候，因为讲授方法和内容特别，在学生中引起不小的争议。傅斯年在同室好友顾颉刚的鼓动下去旁听了几次胡适的课，非常满意，便对哲学系几位要好的同学说：“这个人虽然书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并改投胡适门下。由于傅斯年在同学中的威信，年轻的胡适在北大讲坛站稳了脚跟。后来回忆起这段日子，胡适感慨道：“我这个二十几岁的留学生，在北京大学教书，面对着一班思想成熟的学生，没有引起风波；过了十几年以后才晓得，盂真(傅斯年的字)暗地里做了我的保护人。”
罗家伦则于1917年夏从复旦公学考入北大文科主修外国文学，并曾以《文化的导师》等篇章来表达他对蔡元培的推崇，而蔡校长也相当欣赏他，并极力提拔。罗家伦虽是鼓吹革命的新潮派人物，但只要是有见解的教师传授课程，无论哪个科别，即使是守旧派大师如复辟派的辜鸿铭，他也会去听课。胡适是罗家伦经常讨教甚而争辩的对象，所谈大半是文学革命之事；李大钊是罗家伦参与创建的“新潮社”的热心赞助者，罗家伦和他谈话的范围很广。
此外，撰写《西潮》的蒋梦麟也是罗家伦尊敬的人物。蒋是蔡元培早年的学生，后出任国民政府第一任教育部长，曾在1930年至抗战胜利担任北大校长，对北大贡献可以说仅次于蔡元培，但因为历史原因在很长时期内未被认可。
傅斯年与罗家伦，在陈独秀和胡适的支持下，于1918年夏组织成立了新潮社，创办《新潮》月刊，提倡新文化，从而双双成为北大学生会的领袖。
游行：“新神”诞生
1919年5月4日上午10点，罗家伦刚从城外到北大新潮社，准备去天安门游行，同学狄福鼎推门进来，说：“今天的运动不能没有宣言，北京八校同学推我们北大起稿，你来执笔吧!”罗家伦见时间紧迫，也不推辞，就站在一张长桌边，匆匆起草，15分钟写成180余字的《北京学界全体宣言》。宣言写成后，立即印了2万份，马上去街头散发。
据胡适回忆，罗家伦不仅起草了《北京学界全体宣言》，提出了“外争国权，内除国贼”的口号，而且“五四运动”这个名词也是罗家伦最早提出来的。1919年5月26日，罗家伦在《每周评论》第23期上用“毅”的笔名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就叫《“五四运动”的新神》。
5月4日下午1点半，各校学生陆续到达天安门广场。据当时的北京《晨报》记载：学生们“个个手持白旗，颁布传单，群众 环集如堵，天安门至中华门沿路，几为学生团体占满……”段锡朋和傅斯年在集会上慷慨陈词：“……我同胞有不忍于奴隶牛马之痛苦，极欲奔救之者乎?……危机已发，幸共图之!”
一个小时后，游行队伍向东交民巷使馆区进发。段锡朋、傅斯年和罗家伦等学生代表向美国公使馆提出了交涉。但在游行队伍即将到达日本使馆的时候，却被北洋政府派来的军警和使馆区的巡捕拦住。长时间的对峙和等待，让这些年轻人渐渐忘记了临行前有条不紊的计划，他们开始泄气并躁动不安。
胡适在离京之前曾给自己的弟子傅斯年嘱咐：“随机应变，适可而止”。作为游行总指挥的傅斯年和罗家伦等人的本意，也只是想使游行成为“有纪律的抗议”，“岂能让它酿成暴力的风潮”。但这个时候的情势已非刚刚20出头的傅斯年们所能掌控。
一把火烧出的“分野”
就在5月3日晚北大举行千人大会时，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今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的西花厅里也在进行着一场由几个信奉无政府主义的学生秘密社团召开的秘密会议。会议组织者是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数理部的学生匡互生。匡互生坚决主张以暴力方式抗争。会议决定严惩曹汝霖、章宗祥等官僚，并计划携带小罐燃料烧毁赵家楼曹府。为此，他们秘密做好了详尽准备，诸如调查曹汝霖、章宗祥和陆宗舆等人的行迹以及住址门牌号码，弄到三人的照片等等。
因此，当游行的学生受阻于使馆区时，匡互生们与傅斯年等人针锋相对，引导愤怒的学生按照他们既定的计划将目标转向了赵家楼。傅斯年回天无力，心灰意冷之下，退出了游行队伍，也彻底与“五四运动”告别，回到了书斋之中。
20多年前，我作为一个外乡人来到北京之时，惊诧于北京古迹之多。仅在住所附近就有许多历史陈迹。如与当时工作所在仅一条胡同之隔的北京东城东堂子胡同的蔡元培故居，当年汪大燮先生就是在这里密会蔡元培，点燃了“五四运动”之火。再有就是每天上下班路过的赵家楼。与保存尚算完整的蔡元培故居相比，今日的赵家楼已非昔日的赵家楼。曹汝霖的府邸如今变成了赵家楼饭店。我每次路过这里，都放任自己的思绪，想象当年3000学子是如何拥挤在这窄巷之中，令历史风云变色的。
游行队伍来到赵家楼后，匡互生翻墙入内，将曹府大门打开，随后掏出早已准备好的汽油和火柴，准备点燃。一旁的段锡朋试图制止未果。后世有人评述，匡互生的这把火点燃的不仅是曹府，也象征着学生领袖在思想上的分野。也许是从这一刻起，原本看上去有着共同理想和抱负的年轻人们，开始思索和选择自己的方向――向左或者向右。
坚守，还是退却
学生们的游行示威以及曹府被烧、章贼被殴，令北洋军阀政府恼怒不已。当晚，在国务总理钱能训家中举行的会议上通过了封闭北京大学、撤换北大校长、严惩被捕学生的决定。
针对北洋政府的决定，5日起，参加过游行的学校的所有学生开始罢课，并迅即蔓延到北京几乎所有高等学校。社会舆论也几乎一边倒地声援学生爱国运动。康有为，这位原先一直反对新文化运动的名人，居然在6日通电全国，公开赞美学生运动是稀有之盛举。广州军政府和非常国会很快就通电支持学生，谜责北洋政府。大军阀吴佩孚等也发表通电表示声援。一些在京高校任职的外国教师也纷纷探望被捕学生以示同情。
5月6日，学生们成立了“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18日决定再次举行全市学校大罢课，并派人秘密出京，联络其他城市学生一起罢课。段锡朋与许德珩来到上海，两地学生领袖一起组织了上海各校学生于5月26日开始的总罢课。很快，南京、长沙等地开始罢市。到6月7日，最令北洋政府恐惧的事发生了――在天津学生的努力下，当时控制着北京经济的天津商会也在酝酿罢市。
于是，政府方面于6月8日向关押在临时拘留所的学生道歉，并于当天释放了所有学生。9日午夜，内阁接受了章、曹、陆的辞职。至14日，全国局势恢复平静。5月16日，全国学生联合会在上海成立，段锡朋众望所归当选首任全国学联主席。
之后，学生们继续努力，争取斗争的完全和最后胜利。在巴黎的留学生也将中国代表住的旅馆团团围住，迫使他们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到了7月中旬，蔡元培也终于同意复任北大校长。至此，学生方面取得了完全胜利。
段锡朋始终坚守在“五四运动”的最前线，领导北京乃至全国的学生最终取得斗争的完全胜利。而与此同时，傅斯年和罗家伦的身影却悄悄地从斗争的队伍中消失了。傅斯年是因为失望，而罗家伦则是感觉“实在疲倦极了”。
余生：分道扬镳
“五四运动”之后，几位学生领袖先后从北大毕业，并不约而同地走上了其老师胡适主张的教育救国的道路：
1919年底，傅斯年大学毕业后赴欧洲留学。1926年冬，应中山大学之聘回国，创立语言历史研究所。1929年兼任北京大学教授，抗战胜利后代理北京大学校长。1948年赴台湾，一年后出任台湾大学校长。1950年12月20日因脑溢血病逝。
傅斯年一生培养了大批历史、语言、考古、人类学等专门人才，在现代史学研究领域地位很高，他组织了第一次有计划的殷墟甲骨发掘，大大推动了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和商代历史的研究。他在台北去世后，远在美国的恩师胡适哀叹：“中国失去了它最忠实的爱国主义者。”
1920年10月，受上海棉业大王穆藕初先生资助，在蔡元培、胡适等人的推荐下，段锡朋和罗家伦等5人赴美留学。段锡朋先后在哥伦比亚大学、伦敦大学、柏林大学、巴黎大学学习，回国后任武昌大学历史教授、广东大学历史系主任。1930年起任国民政府教育部次长、南京国立中央大学代理校长等职。1948年12月26日，在贫困交加中病逝于上海。
罗家伦与段锡朋同船前往美国，先后在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留学，后又去英国伦敦大学、德国柏林大学、法国巴黎大学学习。1926年归国后参加北伐。1928年8月，在蔡元培力荐下，以31岁之龄、少将的军衔出任清华大学首任校长。此后曾任中央大学校长长达10年之久，为清华和中央大学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至今仍为清华大学和南京大学怀念。1947年5月，出任驻印度大使。1969年病逝于台湾。
在段锡朋、傅斯年、罗家伦们在北京掀起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五四狂飙之前，另一个默默无闻的青年就已黯然离开了北大，他当时由于地位的地下，无缘于段锡朋们激情澎湃的集会，只是它的一个旁观者。20年后，这个青年在延安的窑洞中仍不无伤感地对美国记者斯诺说：“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认出一些头面人物，如傅斯年、罗家伦等，可他们都是些大一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话。”
然而，就是这个当初置身事外的湖南农村青年毛泽东，实现了罗家伦当年“俄国革命是世界新潮”的预言，并且对罗家伦们一生最重大的事件做出了盖棺定论的评价：
“‘五四运动’的发展，分成了两个潮流。一部分人继承了‘五四运动’的科学和民主精神，并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加以改造，这就是共产党人和若干党外马克思主义者所做的工作。另一部分人则走到资产阶级的道路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