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很高兴认识你们。” 第一次见面，托马斯?海贝勒教授字正腔圆的汉语让人颇为意外，我们对能否顺利交流的顾虑瞬间烟消云散。 在此之前，对海贝勒教授的了解仅限于他作为德国埃森一杜伊斯堡大学东亚政治经济学教授的身份。据在德国使馆工作的朋友介绍，教授是德国著名的政治学家，也是一位不折不扣的“中国通”，是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
得知海贝勒教授将在今年夏天到中国访问，记者通过电子邮件与他约见，原本并没有抱太大的希望，毕竟教授来华的时间有限，需要见的人也一定很多。但教授很快就回了邮件，并约定了中国见面的事宜。
8月的一天，我们在北京城市宾馆见到了海贝勒教授。在咖啡厅坐定，教授气定神闲的状态感染了我们。他身上有一种儒雅的学者风范，虽是初次见面，但他却像老朋友一样向我们娓娓道来：“我跟中国外文局很有渊源，在《北京周报》社的德文编辑部工作过4年。”
每一天都在变化
海贝勒教授从孩提时就对中国充满浓厚兴趣，后在大学期间学习社会人类学，并把中国作为研究对象。
1975年，他随一个旅行团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发现“路上人很少，也没有什么车，到了晚上路边没有灯，到处都是黑蒙蒙的。”但当旅行团离开中国的时候，中方的负责人把旅费中剩余的180马克退还给德国游客，--使他们对中国留下了，很好的印象。1977年，海贝勒教授拿到博士学位的那个夏天，他向中国驻德使馆提出了到中国工作的申请。
经过一个简单的考试，海贝勒教授顺利来华，在中国外文局的《北京周报》社从事德文版的改稿和翻译工作。初来乍到，教授面对的最大问题并不是生活的匮乏和单调，而是当时官方还不允许中国人和外国人接触。
那时，北京的外国专家集中居住在友谊宾馆。一开始，他们与中国人之间没有太多交往，因为中国人不能去友谊宾馆，如果去要拿着党委开的介绍信。在单位里，外国专家和中国同事之间也有一道无形的隔膜。有一次，教授问一位中国同事孩子的上学情况，这位同事说要问一下领导，后来说不方便回答。“那时候，我们可以去友谊商店，中国人不能去。所有的高级饭店，像北京饭店，中国人不能进。我认为人和人是平等的，中国人开的商店和宾馆，为什么不允许中国人进去?当时觉得很难理解。”教授说。
现在看来，那时刚刚打开眼界的中国人，对外国人免不了既好奇又担心。但这种复杂、矛盾的心情，逐渐被人与人之间交流的愿望冲破和瓦解。
“70年代末的中国，几乎每天都有新变化，”海贝勒教授说，“记得1978年9月开始，中国人可以进友谊宾馆了，但每次都要登记，如果连续来3次就会受到领导批评。那时，与我们交往的主要是一些工人、作家、艺术家，他们胆子比较大。”
第一次去中国同事家，也给教授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当时外文局的职工宿舍还是老的筒子楼，一间12平方米的房子里住了夫妇俩还有两个孩子。虽然房子很小，但是很温馨。同事准备了一些蔬菜和肉，用单位给的补贴买了鱼和虾，还包了饺子。大家边喝啤酒边聊天，宾主尽欢。“他们能邀请外国人去家里很不容易，我们非常高兴。”教授说。跨国姻缘一线牵
有一次，一位中国同事拜访海贝勒教授的时候带来了一个人，而这个人后来成了教授的妻子。不过，这段跨国婚姻颇费了一番周折。
由于教授夫人出生于一个高干家庭，担心对家庭有所影响，所以在结婚之前，并没有让父母与教授见过面。但当时办理婚姻登记需要经单位同意，教授的单位同意了’夫人的单位却不同意，理由是她的父母反对。情急之下，教授通过《中国建设》注：《今日中国》的前身)杂志社的一位朋友找到夫人单位的领导。领导了解情况后说，高干家庭子女结婚必须经过父母同意。因此，这次“谈判”以失败告终。不久，教授又找到这位领导，谈了很久，最终取得了他的同意。后来，在婚姻登记处填表的时候又遇到了麻烦，表格里有一项“民族”是必填的，而德国没有这一个概念，经过商量，教授填上了“日耳曼族”。
1979年8月，教授与夫人终于结成连理。但有段时间教授的岳父母还是不接受。lO月，教授的父亲和哥哥来华，看望新婚夫妇并希望与亲家见面。因为没有得到岳父的同意，教授就直接写信给岳父的领导陈云(注：时任中共中央纪委第一书记)。“在信里我说，我父亲快80岁了，来中国的机会也不多，为什么双方父母不能见面?陈云通知了我的岳父。但这次最终没有见成。”教授说。1981年5月，教授的父母再次来到中国，他又一次写信给陈云请求帮助。这一次，教授的父母终于与亲家见面了，而且，从此以后关系―直非常融洽。
难忘采访胡耀邦
考虑到将来要在德国找一份工作，在中国工作生活了4年之后，海贝勒教授于1981年回国。
两年过去，1983年，教授再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此后，他几乎每年来一次中国，到各地做调研。1986年，教授开始有关中国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的研究课题，在四个城市挨家挨户访问了3000多户，在中国呆了近半年。也就是这次，教授采访了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同志。
“当时，胡耀邦刚从德国访问回来，我通过对外友协(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联系采访，希望他能谈一谈中德两国的关系，中国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的发展，以及中国的经济和政治方面的改革。”但对外友协表示可能性不大。后来，教授在杭州调研的时候接到电话，说胡耀邦同志同意采访。
时隔23年，教授对这次访问仍记忆犹新。这场在中南海的谈话一共持续了4个小时。
“他(胡耀邦)的性格很爽朗，谈话也很尖锐。我可以比较放松地提问，他也能够不看任何稿件，对各种问题侃侃而谈，与其他高级领导人很不一样。关于怎么推行中国的改革，他有自己的想法，但具体的没有说。”
采访结束以后，稿件刊登在德国一家很有影响的日报上。海贝勒教授把中文翻译稿寄给了胡耀邦，还写了一封信表示感谢。
30年读懂中国
从80、90年代到2000年，古老的中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急剧变革和发展。
“90年代的变化最快，尤其是经济和社会，近几年在政治体制方面的变化也比较明显。媒体的开放程度比以前有了很大提高。”海贝勒教授说。
作为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教授每三到四年就会换一个研究题目，他希望广泛地了解中国社会，从城市到农村，从知识分子到农民……几乎中国所有的省市他都去过，他今年会去江西省调研。
海贝勒教授对中国的很多问题都有自己的见解。他说，中国人自己知道应该如何发展，中国是一个学习型的国家，进步非常快。他最近关注的是中国农村社会转型。他说，德国农民只占总人口的5％，到农村去基本上找不到农民，而大部分农产品都是国外进口的。“中国太大了如果要靠进口，全世界的粮食都会被吃光。中国农民最大的问题是土地问题。”
在对中国社会深入了解的过程中，教授对中国的感情与日俱增。去年西藏发生的“3?14打砸抢烧事件”以后，国外媒体对中国有很多批评，教授感到不能接受，于是就在媒体上撰文，反对“妖魔化”中国。德国的电视台也纷纷邀请教授前去访谈。汶川大地震后，这种报道少了一些，但到北京奥运会开幕前的一个月，这种声音又多了起来。“有的媒体不了解中国，所以有一些偏见。总的来说，他们很难了解中国，因为总认为中国和前苏联、东德很相似，但到过中国的人评价就很不一样。不能笼统地说所有国外媒体都有偏见，其实，在德国有百分之九十的人跟我一样，认为中国的发展很好，虽然有问题，但总的来说是好的。”
在采访结束的时候，我们问教授，他最关心中国年轻人的是什么?他说，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前途。
见证了中国社会改革开放30年的巨大变迁，海贝勒教授说，在65岁退休以后，他可能会再一次长期居住在中国，也会把自己在中国的生活、观察和思考，写成一部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