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茨城 经历者：崔欣，26岁， 职位：电子公司职员，外派到日本总部学习 经历地点：茨城常陆那柯市 目前状况：回国。准备在日本状况好转后回到研修地，帮助小区的邻居们一起修好掉了瓦片的房子。
恐慌中，我哭着喊出一句中文
3月11日，我来茨城县常陆那柯市的日本总公司研修即将满半年。想到四月底有次回国休假的机会，做事的劲头就很足。下午两点刚过，日本同事裕子带我去参观仓库。我随着她出了一楼公司的大门，走到相对开阔的厂房中间。
只觉得一阵地动山摇，仓库的玻璃窗碎成一片片，飞泻而下，堆在仓库边上的土堆纷涌着向我们扑来。我哭着喊出几个月来的第一句中文，“泥石流来了”。
裕子攥紧我的手，低声叮嘱我，“是地震。不要乱跑，跟我呆在一起。”
仓库是上个世纪50年代的建筑，待到它慢慢停止晃动，我看到墙上多出几条巨大的裂缝。裕子对我说，“好些了吧？我们单独出来了，同事们会担心，赶紧回去看看。”
扯着裕子的手回到办公室，200多个同事已经全部集合在外面的空地上。身着深蓝色制服的工厂应急小组的70个男同事举起牌子，将大家分成几个小组，带领我们向避难所转移。
“他们平时不也和我们坐在一起工作嘛，怎么反应这么快？”我疑惑的看看裕子。“他们中有5-6个人会定期去消防队参加地震训练，关键时刻就起作用了。”
所谓的避难所原来就是一块露天、安全的空地。裕子告诉我，最常用的避难所是中小学校，但离我们公司距离稍远。
4:30，余震减缓，大家从避难所返回公司。我的临时住处离公司不远，步行也只有40分钟。但住在横滨的日本同事藤泽当晚开车回去，因为红绿灯瘫痪加上交通管制，原本2个半小时的路程花了16个小时。
走回公寓，整个人才真正醒过来。洗衣机从房间里冲了出来，电饭煲也摔成了扁的。走在木地板上，不知道是紧张，还是余震没结束，只感觉整个屋子都在瑟瑟发抖。
7个人挤在吉田的汽车熬过一夜
揣好护照、披上毯子，我逃到公寓前面的停车场坐下来。3月的茨城还很冷，我不停地跺脚，但怎么熬下来这一夜？来日本几个月，从来没跟同事有过私人交往，最近的一个中国朋友在另一个县。
突然有人从一辆私家车里走出来喊我上车，我迟疑着上去，一辆5人座的丰田车已经挤进7个人。但毕竟是封闭空间，又开了空调，一下暖和了不少。大家七嘴八舌的聊着，原来车主人叫吉田，其他5个人全都住在这个小区，只不过平时都没说过话。其中有人的手机还能看手机电视，耳边响着灾情播报，我们熬过了艰难一夜。
第二天从吉田的车里爬出来，我几乎认不出来这是我呆了近半年的城市。自卫队的直升机在天上盘旋，军用装甲车在运送物资，马路上消防车、急救车和警车混杂在一起。
还是不敢回家，我溜去了公民活动中心。小区里的大妈和大叔全都自发集中在那里为大家做饭团，柴火味和着饭香，我突然非常想家。一遍遍拨家里的电话，却始终接不通。一位大叔递过来一个饭团、一杯牛奶，杯子的热度迅速温暖着我。
接近夜里，余震频率放缓，我回到住处。停水、停电、停煤气、网络不通，一片狼藉。吉田正在门口等我，“这是我从自家井里打来的水，今晚你就能应付过去了。”我望着他，半天说不出话来。在日本的几个月，我一直给自己一个概念。“我是外来的人，与客气的日本人打交道要保持恰到好处的距离。”但这些刻意保持的距离，正在被他们的关心一点点冲散。
我忍不住，在接下来的几天和吉田聊天。“你为什么会这样尽力的帮助一个外国人？”我问他。“我没把你当外国人，只是一个需要帮助的人。我的父母在大船渡市，到现在还没联系到。我想，我这样的帮助你，也一定会有人这样的照顾我的父母。”吉田的眼神透露着担忧。
那天晚上我一直没睡踏实，眼睛盯着墙边的灯绳。只要晃得厉害，就是四级以上的余震。但每当我不顾一切的冲到外面，停车场却只看到我一个人。我想，大概是自己紧张过度了。
第三天天蒙蒙亮，有好消息来了。水、电、煤气、网络全部恢复。我决定出去买点蔬菜做饭。也许是出门太早，超市全都没开门。倒是路口的一对老夫妻的杂货店早早开了门。“大家一定饿坏了，我们把蔬菜都摆出来了，还有仓库里库存的罐头，也都在这儿。”老爷爷笑着让我挑。我对他们说，想买点香蕉，补充能量。他指指前面的人，“最后一把已经被她买走了。”
听到这句话的女人赶紧转身过来，分出一半给我。我不好意思的掏钱出来，被她拒绝了。我又拿起一包泡面，老爷爷不好意思的解释，“昨晚我们整理的太急，没注意。这个过期了，不能卖给你。”说着就把那包面丢进垃圾箱。
在日本同事家洗第一个热水澡
回家吃了点东西，我打开电视，核爆炸的消息出现在画面上。家人、朋友催我回去的电话从这天开始频频打来。但我总觉得，研修结束的时间马上到了，半途而废很可惜。做好留下来的打算后，我变成了一个彻底的宅女。
不开排气扇，不开空调，只要出门就戴口罩，帽子，手套，只留眼睛在外面。为了互相鼓励，我和另一个县的朋友成天挂在网上视频，语音通话，好像有人陪在我身边。她睡着的时候，我就看《康熙来了》，跟着电视使劲地笑出声。
3月14号，我国内公司的日本上司突然从东京打来电话，“回中国吧，或者过来避避。”听到日本本国人这么说，我开始有了离开的想法。但从东京回上海的机票已经涨到16000元一张，而且还买不到票。
耗了两天后，我决定先想办法去东京。但当时的情况是，即使能租到车，每天限定的10升油也无法支撑路程。绝望之际，我打算去大巴车站碰碰运气。大巴的确通了，但有乘坐限额，排在我前面的已经有100多人。
天色一点点暗下去，前面的队却没缩短多少。在人群中，我突然看到一双熟悉的眼睛，那是全副武装的藤泽。我几乎没有一丝犹豫，就冲向了他，藤泽张开双臂拍拍我，“没事了，咱们回家吧。”
临别前，我回住处简单收拾东西。却遇见前来拜访的吉田，他边说着谢谢，边拼命向我鞠躬。“我的父母还活着，是你让我有机会再去孝顺我的父母。回中国吧，活着是对父母最好的报答。”
藤泽是从公司其他同事那里得知我回国的消息，他与家人商量后，决定先把我接回横滨，再送到东京。横滨对汽油没有限制，他把油加满，还在后车厢装了许多带给这边同事的食物和水。
那天晚上是在藤泽家度过的，他妻子的一句话让一直自以为坚强的我瞬间热泪盈眶。“舒舒服服洗个澡，两个小时不出来都没关系。”
地震后的第一个热水澡，第一碗热拉面。在梦中，我已经回到武汉的家。
崔欣的地震生存法则
1、没装修的话，选择把家具固定在墙上，能避免内部撞击带来的伤害。
2、家里最好有浴缸，平时每天接满水，以备地震时的各种需要。
3、平时要在家里储存尽量多的零食、水果和瓶装水。
4、准备一个安全帽，地震来临时可以解放双手，保护身体的其他部位。
5、手电筒非常必要。地震到来时到处都很暗，手机的电那时很可贵，手电照明最可靠。
6、干电池，和一个能把干电池的电充到手机里的充电器。
7、一个功能强大的手机。地震时万一无法发短信，也能用3G网络发邮件。
8、地震发生时不要贪恋任何东西，一个人冲出来就好。
9、最最关键的一点，平和的心态。学会做自我心理建设，不停的鼓励自己。
回去陪他，与日本一起担当
经历者：刘兰，31岁，武汉人
职位：广告公司职员，在日本9年
经历地点：东京
目前状况：由国内返回东京。如果父亲病情有变，随时回国。
在人山人海里找他
3月11日，距离白色情人节还有三天。这是在日本非常重要的节日，在2月14日收到礼物的男生在这一天要回礼给女生。我因为这份期待内心甜蜜不已。
下午2点钟，我走到咖啡间休息了一下，并约好一位同事晚上一起逛街。尽管是周末，他还是保持着日本男人的习惯，一定会在下班后跟同事们聚会。
正在聊天时，我手中的咖啡杯突然拿不稳，全部泼洒在地上。站在窗口的我看到对面工地上的吊车在不停摇晃，大楼的警报这时也响起来了。6分钟后，大楼的防震门也掉了下来。在日本生活9年的经验告诉我，一场大地震到来了。我赶紧滑进一张桌子下面。
一阵惊呼后，写字间安静下来。同事们陆续回到原位，我看到公司的电视屏幕已经切换到地震直播，仙台机场光秃秃的一片，“怎么机场没有飞机啊？”同事们无奈的告诉我，“海啸卷走了一切。”
突然有些害怕，我拼命的给他拨电话。无法接通，无法接通，还是无法接通。最后终于在微博上跟他取得联系，约好下班后在品川车站见面。
因为一切交通工具停运，办公室的日本同事都在认真计算步行回家的时间。我顾不得那么多，唯一的念头就是要见到他。下午5点半钟，我离开时，一位平时很严肃的日本同事突然冲了过来，递给我一个应急包。“里面有头盔、面包和水，晚上要当心。”
我把包紧紧抱在怀里，从写字楼走出来时，外面的街道上已经人山人海。幸亏为了逛街，平时永远10寸高跟的我今天换了平底鞋。拼命向前走路，我担心着，走慢一点，就好像见不到他了。
身边有七八个人一起走的，大都是一个公司的同事，有说有笑的。只有女孩子手里拎着高跟鞋，脚上穿着与套装极不相符的运动鞋或是布鞋，看样子，应该是刚买的。走过一间居酒屋，还有刚下班的人在里面喝酒，仿佛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任何一间便利店都是人山人海，食物柜台早被抢空了。
从银座通往品川的那段路，我只走了1小时40分钟。快到车站时，我掏出包里的小镜子，照照脸，再打量了身上。头发乱作了一团，右边鞋子的一只蝴蝶结也不知道去了哪里。我补了粉，又把头发拢了拢。然后，就看见他，像第一次约会那样，笔直的站在品川车站朝我的方向。他是典型的日本男人，即使拉手这样的小动作，平日也不愿在外面流露的。但这一刻，仿佛《滚滚红尘》里的镜头，我们冲开人群，紧紧相拥。
父母让我回国避灾
“这样的大地震在我们日本也不多见，况且是你呢。”从见到的一刻，他一直不停的安慰我。但他比我镇定很多，坚持要在附近找个餐馆，好好吃一顿再接着走。我像个孩子般，跟他不停的描述地震那几分钟我看到的所有细节，我内心的恐惧，对他的想念。他只笑着点点头，不时伸出右手摸摸我的头。
不知不觉中，这顿晚餐我吃了很多。本来为了一个月后的婚纱照，我是决定晚上只吃水果的。从餐厅出来，我们看到政府已经决定把一部分酒店腾出来，为离家太远的人提供休息场所。
他算了算，“还要走三个半小时，加油！”这大概是我和他恋爱以来，一起走过的最长的一段路。我发现通向家的这段路上竟然有很多间精品店，甚至还有一家上海人开的旗袍店。我们像刚认识时那样，聊了很多关于结婚以后的计划。我悄悄在内心做了决定，回家做一个他希望的全职主妇。这之前，我是舍不下在日本打拼这么多年的事业的。毕竟能进这么棒的广告公司的中国人，屈指可数。
以前，我对日本的老龄化问题并无多少认识。但这条夜晚的路上，最后陪着我们一起走的，是好几个60岁左右的老人，他们孤单的样子，让我想到远在大洋那边的父母。
经历过最初的兴奋，最后一个小时，几乎是他拖着我在前行了。到家时，我们都已经精疲力尽。我躺在客厅的沙发上，不想再动。他拉起我，决定去3楼的朋友家住，也许20楼的高度连经历了无数次地震的他都觉得害怕。
第二天一早，我就接到父母从国内打来的电话。意思是赶紧让我请假，赶紧回去。但早晨我看到《朝日新闻》的报道还很平静，就只在电话里安慰了他们几句。公司平时最胆小的日本女同事也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还电话约我下周一起去上料理课。
晚上我在网上跟朋友联系，得知核辐射的消息已经传到国内了。我打开国内的网页，浏览了一些新闻，自己也有些担心。我开始考虑，怎么跟家人解释，又该怎么向他传达国内对地震和核辐射的看法。
他在沙发上看报纸，偶尔会跟我说几句和地震有关的话题。但更多的，是他对政府控制灾害能力的信心。
回到东京，陪着他和日本
3月13日，我去便利店买牛奶。来自灾区或附近的蔬菜，跌得吓人。茨城产的大叶（日本料理一种常用的香料） 原来一斤200日元，当天只要2日元。价格合理的大都是西日本的蔬菜，我犹豫着，放下了原本做早餐的盒装牛奶。
我想，他是体会到了我的不安。3月14日，他把买好的白色情人节礼物，一只水晶熊猫挂件悄悄放在我的包里。接下来的几天晚上，他除了回父母家，推掉了各种应酬，陪我呆在家里。我的情绪起伏的越来越厉害，因为国内打来的各种关心电话。有几次，我们本来在平静的聊天，却因为电话而中断。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恐惧活生生写在脸上。坐在我身后的他，眼睛里都是哀伤。
“出去散散心吧。”他微笑着提议。我内心很感激，我明白他是希望用出行为我解压。我们各自请了几天假，选择去相对安全的大阪。
没想到，就在大阪的寺庙，遇见好几位在东京工作的中国朋友。大家好像借着地震的机会丢掉了所有的担子，平时为了进入中产而努力的口号都不见了。晚上一起出来喝酒、唱歌，罕见的放松。
有那么一阵子，我真的已经忘了地震的事。特别是想到我和他即将到来的婚礼，想到明年我来日本10年，将获得永久居住权，心里充满了希望。
我内心还有个小秘密没有告诉他。我决定提前结束休假，回到东京。因为我不希望他看低我，或者说看低中国人。在这场灾难降临时，我愿意面对，并和所有生活在日本的人一起担当。
直到3月16日，我收到父亲重病的电话。母亲在电话那头哭着说，“你爸爸都是因为担心你，天天怕你被核辐射。你一定要快点回来。”
下班后，我为他做了顿丰盛的晚餐，其中有我前阵子刚学会的牛肉火锅。饭后，我们开始了无比沉重的谈话，关于我的去留。我舍不下的，有太多：即将收获的爱情，马上确定的日本身份，还有已经进行了四个月马上收尾的有关“中日友好”的广告项目。还有，已经培养了9年的，和这个国家说不清道不明的感情。
我坐在他面前，默默流泪。他将我搂在怀里，良久。“你还回来吗？”他问我。
“当然要回来，只要父亲的病稳定下来。”我答道。
“那就赶紧出发吧，我在东京等你。”
请假、订票，19号，我顺利见到病床前的父亲。每天除了陪家人，我见了一些同学和朋友。他们对日本地震的想法和各种帮助，我细细整理下来，打算让这些成为我项目的一部分。
3月26日早晨，父亲出院。我们到家后，父亲拉住我的手，嘱咐我，“回到他身边吧，他现在需要你。如果有新的变化，全家希望你们一起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