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过去“临时隐身”不同的是，陈SIR这次是真的离开。一个新闻时评节目的盛名，以及他曾在电视上反复宣告的口号：“正义广州，情意广州”，也成了历史。 刚踏入2009年没几天，陈扬就在广州电视台的屏幕上消失。用他的话来解释：“我还不够55岁，反正就是被炒了”
他的离职，在广州成了大事件。在街头，在网上，喜欢他的街坊，贴海报，贴帖子，只是想让他听到、看到，“陈SIR，广州撑你(广州支持你)!”
如今的“陈SIR”影响力依旧，粉丝如云。有个老观众说，那档著名的新闻节目，现在几乎都是唱和式评论，远不如陈扬做主持时干脆、直接。
赋闲了半年，陈扬一直觉得自己仍是一名记者。他加盟佛山电台，在《南方都市报》开辟专栏，专事探讨民生，时而评论市政。文字生活让他少了屏幕上的感染力，却增加了自己的思考，譬如他会去探究，为什么人们不能像韩寒那样“用本能来生活”。
在北京路附近，一个他长期出入消闲的酒吧，在他的头像下，他直言自己的转型和这座城市的转变，犀利依旧，直白依旧。在他的头像旁边，张贴是一张报纸，上面的大标题赫然写着：记者要受得了委屈。
南都周刊X陈扬
我现在可以看得更真实一些
南都周刊：在《新闻日日睇》上，你是用广州话说新闻，现在你用文字议新闻，依然被追捧吗?
陈扬：电视讲究观感，纸媒就讲究笔感。现在都是娱乐时代了，你有点知名度，人家就会觉得好文笔，我自己认为就是“麻麻地”(粤语指一般般)，用文字表达的感觉，我还没找到。印象特别深刻的文章，我自己的想不起来。不过个个都觉得我成熟了，说我的表达比过去更尖锐了。
《南都周刊》：你说自己仍是一个记者。这个角色，还延伸到网络上?
陈扬，所谓正视现实，你也得先去看。现在我会用新浪围脖，不过我很少用真实身份在网络上发言的，免得被有关部门盯住。
《南都周刊》：2009年，可以说是你的动荡年。今年思考了些什么?
陈扬：简单地说，正视现实，这个社会的整体现实。做媒体的，每天遇到的事物都不同，有时见到正面的，有时见到负面的，把几方面放在一起才能看清真实的社会。我现在可以看得更真实一些。
今年我想了很多很多，从1970年代到现在，每个时代的轨迹，我都在思考。
我们这一代在教育方面是不完整的。社会已经发展到今天这个程度。如果还停留在旧的思想教育时代，我们肯定看不到真实社会。我已经老了，但我很挺韩寒，为什么呢?因为他还是小孩儿，小孩儿是最单纯的，他见到什么就会说什么，而不是像我们经历了教育，选择性地思考。
我觉得韩寒那样的是本能，这种本能是先天的，也有后天的因素。举个例子，我们这代人，只知道鲁迅，对1930年代的文学繁荣一点都不知道，早些年谁知道谁是张爱玲呢?1930年代也有经济繁荣的盛景，我们同样也不清楚。还有，每当有矿难发生，我们总在计算有多少人得救，死亡多少人被我们忽略了。我们曾经受过的教育，让我们缺失了太多，而韩寒这一代人受这方面影响正在减少了，他已经有了这种(正常阅读世界)的本能。
我们比以前更迷惘了
《南都周刊》：“正义广州，情意广州”，这句口号曾直达人心。现在的广州，还充满正义与情意吗?
陈扬：其实说“正义广州，情意广州”，不单单说治安，还应该有民心。在这个城市生活，市民对这个城市不可以漠不关心。
有些情绪是天生的，譬如你是广州本土人，你对旧城区历史文化特别有感情，那你应该怎么去表达?你见到恩宁路(广州一条代表性的传统街道)拆迁，你可以去拍照留念，藏到自己的电脑里，但这样做是不会对社会进步有影响的。现在跟过去不同了，你有意见，说恩宁路不能拆，你可以说出来，这样社会就进步了。
《南都周刊》：新广州人的迂入，使得广州人概念已经多元化，对城市走向的看法，不同的人群有自己的价值取向。这些分歧你是如何看待?
陈扬：有的人说，旧房子拆掉就拆掉吧，有的人说这是广州的历史。这里涉及到情感问题。我和很多90后的小孩都很熟，他们都在说，自己喜欢以前的广州，童年时代的广州，那么为什么广州会成为现在这个样子?
经济建设是不是一定要通过改造文化历史来前进?事实告诉我们，这个时代对历史太缺乏尊重，对文物有种唯利是图的冲动。看看，那些保护文化历史的“项目”真是在保护吗?比如可以赚钱的陈家祠(广州一著名古迹)，(现在这种保护方式)是把陈家祠当“鸡”，弘扬历史文化相当于叫鸡(召妓)。
《南都周刊》：你会用一个什么词来总结2009年的广州?
陈扬：我觉得是最乱的城市，但不是社会治安，是我们整个社会生活。
这个乱，以前就是城市建设框架乱，现在就因为要迎接亚运，一下子多出来一千多个工地。框架乱了，自然交通也乱了，然后城市外表的变化，使市民对生活的判断也乱了。
现在(政府)都在画饼，描绘美好明天。长痛不如短痛，亚运更加美好。但现在我们比以前更迷惘了。很简单，举个例子，为什么现在更加塞车?我现在对广州有不踏实感觉，就像开车在北方穿越沙尘暴一样。再举个例子，番禺反对垃圾焚烧事件，公众对政府的信任确实在流失，尤其这个项目背后的利益输送链条被揭发之后。
《南部周刊》：这种迷惘会蔓延下去吗?
陈扬：我担心城市容貌彻底改变。“穿衣戴帽”了，人们对城市产生了一种陌生感。现在有很多工程，花了这么多钱做了以后。是拨开云雾见明天，还是亚运一过就变残花败柳?你能不能维持下去?一旦你觉得你所在的城市陌生了，肯定不是好事，这些非技术性的问题似乎一直没有被重视。
我自己判断，垃圾焚烧、BRT问题、LPG问题，这几个问题表现出民众对政府的信任感在下降。现在还只是立项或开工等，这种影响的(好与坏)明年会更加显现出来。在这种脆弱的信任下，你再实行一些强硬的措施去管理，市民内心冲突会更加明显，所以这是一个大的问题。
《南都周刊》：你也有这种迷失的感觉吗?
陈扬：不单是我一个人在经历!一两个亿工程，去种花，你怎么去形容这种感觉，一盆花多少钱?买花一两个亿，有无搞错，广州这么多事情，这么多人要花钱，用一两亿种花，你如何解释这些花钱的逻辑?这样人心自然迷乱。
《南都周刊》：总有一些让人鼓舞的事，有些评论认为广州今年在政府和民众互动方面成了一个正面榜样。
陈扬：(垃圾焚烧问题妥善解决)确实有积极的一面。30万(指番禺人民)’街坊，都是政治文明高素质。加上中央媒体的介入，还有本地媒体的努力，让这个正面榜样得以呈现。结果也不错，套用那句话，这件事的结果是一小步，公民社会的成长是一大步，这一大步是各方共同努力的结果。
前段时间有个年度颁奖礼上，(凤凰卫视主持人)胡一虎问我，2009年“最恨咩最爱咩?”我就讲，最爱番禺市民、番禺政府、广州街坊、广州政府，“全部爱晒”(粤语指全部都爱)。这个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公民社会是什么?不是各自表述，而是互相沟通，这次是真的做到了。
我觉得是最乱的城市。但不是社会治安，是我们整个社会生活。这个乱，以前就是城市建设框架乱，现在就因为要迎接亚运，一下子多出来一千多个工地。框架乱了，自然交通也乱了，然后城市外表的变化，使市民对生活的判断也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