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成就建基于我所指的智慧支柱，即是，法治精神、公平竞争环境、廉洁的政府、资讯自由流通及个人自由。” 香港，一个当年的边地渔村，何以能在短短一百多年内就跃升为世界级自由贸易港、全球金融中心、最佳旅游城市、一度能与美国电影城抗衡的东方“好莱坞”？
这确实是个耐人寻味的问题。与此有关的解读层出不穷，表达有繁简，主旨却总无法脱却两个关键词。
“自由+法治”=“繁荣+稳定”，这是金庸先生的精练陈述。这位想象力汪洋恣肆、政治观点却古典保守的武侠小说家和名报人，“自由”和“法治”，同样构成了他终身服膺的价值观的基石。
中国为什么在近代开始落后，以致陷入落后挨打、几乎国破家亡的惨痛局面？
从晚清开始，一代代仁人志士开始了艰难探索。林则徐、魏源时代，归结于洋人船坚炮利，因此得“师夷长技以制夷”；李鸿章、张之洞等洋务派掌权后开始造船设厂，却固守文化本体论，要“西学为体，中学为用”；及至甲午海战一开，堂堂北洋海师，竟被蕞尔小国日本击溃，这才激得康梁派维新分子不顾保守势力的攻击，倡言变法，主张全面引进西方的制度文明。
可惜帝国已大厦将倾，时不我与，革命思潮四下传播，辛亥革命一起，满清政府固然垮塌，中国也已陷入四分五裂的政治危局。从此地方割据，军阀混战，蒋介石也仅能维持名义上的中央政府。日本人乘乱入侵，八年抗战，生灵涂炭。然后又是三年内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政令通达，这才重新完成疆域统一。
又是半个世纪过去了，25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终于能够“和平崛起”。但对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暂时的物资丰足是不够的，要想实现国强民富，有赖于全体国民的辛勤劳动，特别是政治家们的智慧运作，但长久之道，还在于全社会能遵奉普世性价值观，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符合中国实际、又和世界主流文明接轨的制度文明。
140年前，留学英伦的严复先生在深切的观察和思索后，向首任驻英公使郭崧焘感慨说：“英国的强盛，其实就在它的法治（编者注：大意）。”今天，这一观点越来越被更多有识之士所接受。
自由、民主、平等，固然是令人怀想的高尚的人权理念，但历史已经证明，其得以实现，却不能仅仅是浪漫的空想，更要依托于法治保障。而在现代法学家看来，“法治”，本身既是一种以公正和人道为目标的精神追求，表现在现实操作中，更是一整套完整严密的制度安排。
香港的廉政公署，其精确的制度设计，某种程度上讲，正奠定了今日香港胜出的关键性基础。
如本刊记者的报道所述，香港的繁荣富庶，并非由来已久。其政府体系的廉洁有效，也只有30多年历史，1960、1970年代，香港政府的灰色运转，公职人员和警察的贪污腐败，至今还令人诟病。然而，1974年廉政公署的成立，恰如良医诊病，一下捏住了政府机构的痼疾所在，香港由是才真正迎来了1970、1980年代的黄金时代。
廉政公署是怎么运转的？其制度安排如何科学有效？这一独特、独立的制度设计，怎样能融入到更广阔的香港政制体系中而不相互抵牾？其权力自身又是如何被制衡的？
这一切都值得国内人士研究了解。
本刊特派记者奔赴香港，深入采访了廉政公署和各界人士。希望我们的报道，能对您有所裨益。
利益申报机制
亲友的馈赠，哪些可合法收取？处理公务时若出现个人与公众利益冲突，应如何处理？这是政府雇员希望释疑的问题。透过与各部门举办讲座解释利益收受原则，提倡以“可避则避、明确申报、加强监察”的准则处理利益冲突，廉署致力增进公务员对利益冲突概念的认识。公务员事务局同时积极推动各部门落实申报利益机制，成功扭转公仆贪污成风的负面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