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德国讲学时，张玉书曾与一位德国教授合开一门跨文化课，“上课时，我俩就开始打擂台，针锋相对。他就把茨威格的作品定位为通俗小说，而我逐一分析茨威格的小说，证明为什么它不是通俗小说。”课程结束时，这位德国教授对他说：“你在这堂课上，至少说服了一个人认为茨威格是一个伟大作家，这个人就是我。”
5点起床，开始德文、法文学习，散步、早餐，再工作。中午休息个把钟头，就到了一天效率最高的时段，依然是德文学习。和德文打了半个世纪交道，张玉书还是心有忐忑――“怎么停得下来呢?作家们有这么多的表达方法，好些都很古怪，你简直想象不到。”
神情抖擞，声音清朗，海涅的诗歌，他脱口而出，每个词的尾音都吐字干净、饱满，这是当年在北大读被德国女教师严加管教打下的功底。
“他的德文说得很好!连那些德国学者都感到吃惊。”一辈子对他挑剔惯了的夫人私底下夸奖着老先生。43岁时，张玉书第一次到德国访问，那一回出尽风头――他深厚的学术功底惊动了德国学术界，使他备受赞誉，满载而归。
曾是中国日尔曼学泰斗、大诗人、大翻译家冯至最得意的弟子，如今被公认为国内日尔曼学研究元老级人物，他翻译的海涅诗集、席勒戏剧、茨威格小说等等，是深受读者喜爱、学界推崇的权威译本。
“你觉得德文发音生硬?这都是过去从苏联电影、南斯拉夫电影中得到的坏印象。要知道，最美丽的抒情诗是歌德写的，是海涅写的，海涅的一首诗，往往会有几十首谱曲，柴可夫斯基、瓦格纳、舒伯特、李斯特、舒曼，还有柏辽兹，都为他的诗歌谱过曲。德文怎么可能会是生硬的呢?”
“驾着歌声的羽翼，／亲爱的，我带你飞去，/飞向恒河的原野，/那里风光绮丽。”他轻轻吟诵曾由门德尔松谱曲的海涅诗歌《歌之翼》，试图纠正来访者对德文的刻板印象。
徐静蕾感谢张玉书，因为茨威格
2004年，“玉女明星”加“才女”徐静蕾拍了一部电影《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让茨威格这个名字在中国大热起来，小资青年和白领阅读茨威格的小说，成为一种最风雅的文化时髦。于是乎，这位日耳曼学小圈子里的老教授，一不小心成了文化明星。
尽管电影末尾打着“特别感谢张玉书”几个字，老头儿一再强调，“我和她(徐静蕾)并无深交。她来看过我，我们谈得很投机，但谈的时间不长。”
今年上海书展期间，出版社为他安排了读者见面会，签售场面的热情让他吃惊――在这个体充满选择自由、爱情恣意汪洋的年代，茨威格世界里那些情感压抑、内心煎熬的畸形人怎么还能吸引这么多新生代的年轻人呢?
“在这个过分商业化、物质化的年代，人们重新开始渴望一种纯粹的、毫无功利的爱情。”他如此理解自己的翻译作品20多年后再次大热背后的社会气候。
书籍的走俏总是和某种时代气候紧密相连的，经历了大半个世纪风雨的张玉书，对此深有体会。
上个世纪50年代，25岁的张玉书在《世界文学》上读到一篇茨威格中篇小说的译文《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作者对人物性格细致的刻画，对心灵热情的描摹，让他大吃一惊，“我觉得这篇小说实在太好了!这么别致，这么细腻，当时根本没有这种心理分析的小说”。他很快就在北京外文书店找到一本苏联外文出版社出版的德文版茨威格选集。“如获至宝，里面包括《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写得真是十分精彩”。
“你当时就决定要翻译这些作品吗?”
“没敢想翻译，太危险，太不合时宜了，我没这个胆子。”
1965年的天空烈日灼人。背着一个资本家后代的沉重身份，他知道如果斗胆去做这件事情，会给自己带来多大危险。他跟着冯至一起写的《世界文学简史》后来被当作大毒草批判。我们系里第一张大字报就是批冯至先生的，标题是《冯至是什么人?》，其中一段是“请看他欣赏什么人”，我排名第一，修正主义苗子，他的得意门生，那我还凑什么热闹，这不是自寻死路么?”
那位《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的译者纪琨先生后来在“文革”中吃尽苦头。
时隔14年，中国已经进入思想解放的时代。这时，《世界文学》选登了茨威格的另一篇中篇小说《象棋的故事》，是根据俄文译本翻译的，问题很多。于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干脆决定，请张玉书选译茨威格的4篇小说，出单行本，书名是《茨威格小说四篇》。
“那是1979年，‘四人帮’刚刚倒台，到处在清算他们的流毒，只要一听是‘四人帮’的受害者，大家就会同情得不得了。”当时盛传一种说法，茨威格是法西斯的牺牲品，法西斯与“四人帮”，茨威格与受害者，无形中让人感觉有了某种潜在的联系。“其实，他不能完全算是法西斯的牺牲品。”张玉书笑着解释――确切地说，这位一生在顺境中成长、内心极度敏感的小说家最后在巴西自杀，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自己内心的矛盾冲突。关于茨威格自杀之谜，张玉书在他日后的专著《茨威格评传》中作了详尽分析。
特殊的政治气候为茨威格作品在中国的“解禁”创造了条件。除“揭露法西斯对人性的摧残”的《象棋的故事》外，张玉书还小心翼翼地选择了可以拔高到“揭露资本主义对女性的侮辱”的高度的《家庭女教师》，和反映“通货膨胀给平民百姓带来巨大痛苦的”的《看不见的珍藏》等作品。但他坚持把《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收录其中――这篇全力展现女性内心情欲世界的小说，按当时的政治标准，尚有“诲淫诲盗”之嫌。
小册子一经出版，立即受到读者狂热追捧。有位年轻人还通过张玉书的夫人找上门来，见到了这位翻译家，“他完全是着魔了，不停地说太好了，实在太好了。”
“说到底，人性是不可泯灭的!谁还像《沙家浜》里那样谈恋爱呢?当时，8个样板戏没有一个里边有恋爱的。他们之间都没有爱情，只有革命情操、阶级感情。《智取威虎山》里，小常宝有这么段唱词：到晚上，‘爹想祖母，儿想娘。’――爹怎么可能只想他自己的娘呢?”
这以后，张玉书把茨威格的作品一篇篇翻译出来，到1981年茨威格诞辰100周年，长篇小说《心灵的焦灼》的翻译也告竣工。
他认为把茨威格当作通俗小说作家的说法是不公平的，“他绝不是只会写风花雪月，他短篇小说中对人类的情感、对社会的批判，震撼人心。”在德国讲学时，张玉书曾与一位德国教授合开一门跨文化课，“上课时，我俩就开始打擂台，各讲一段，针锋相对。他一开始就把茨威格的作品定位为通俗小说，而我逐一分析茨威格的小说，证明为什么它不是通俗小说，它有哪些美学特征，它怎么采用内心独白等等。”学期结束时，这位德国教授对他说“你在这堂课上，至少说服了一个人认为茨威格是一个伟大作家，这个人就是我。”
对茨威格世界里的女性和社会边缘 人，他的理解怀着温暖的、正统的感情，一种对人性的宽容的理解。他眼中的“陌生女人”敏感、自尊、隐忍而富有牺牲精神，呐喊不出“我爱你，但和你无关”这样强硬的徐静蕾式的女性主义宣言――听上去，那太过强大、自我和突兀了。
他为茨威格的辩护带着社会主流的价值判断，“这种爱恋是纯洁正面、积极的，不是把自己当一个礼物。”依据之一是，“你看，女主人公为了能配得上心中的爱人，努力学习钢琴。”听众席上，几位大学生模样的年轻人低下头，吃吃地笑着。
海涅与跛脚鸭
1953年秋天，19岁的张玉书上了沪京学生专列，颠簸56个小时来到北大。当时，这里是大师云集的地方，校长马寅初，哲学家冯友兰、金岳霖……尤其幸运的是，他遇到了时任西语系系主任的冯至先生。
冯至亲任那一届一年级的班主任，亲自教授基础德语课。“冯先生上课时不苟言笑，非常严肃。我当时是德语课代表，也就是德语班的小班长，经常要向他汇报工作，每次我都不敢有一点点疏失。”
教语音的谭玛丽老师是德国人，随她当医生的中国丈夫来到中国。“谭先生要求很严。常常和她聊着聊着，她会忽然说，‘等等，你刚才那个字的字尾怎么发音?’等我自己留校当老师了，她还这么给我正音，一点面子都不给!”
“我们这一班基本功打得扎实，语音也很讲究，不仅仅语音语调，就连字尾也很注意。我也这样要求我的学生，发现错误，就抓住不放，‘再重复几遍!’我的学生也许会恨我恨得要死，不过我想，现在有些人大概会感激我的――语音基础打得不扎实，以后即使德文说得再流利，也令人遗憾。”
学校里并没有多少适合初学者看的德文原版书，张玉书找到一本花体字的海涅的《诗歌集》。“我对照着拉丁体一个字一个字地读。真是喜出望外，怎么会有这么优美的诗歌，而且这么容易读懂!结果，我们班一半人都迷上海涅，成了海涅诗歌的翻译家，一个个俨然都是大翻译家。”
“我不知深浅，就动手翻译《诗歌集》中‘抒情的插曲’那首《歌之翼》，把译文工整地抄好，送给冯至先生审阅。一个月过去了，他没理我。我以为他把这事忘了。不料他突然把我叫去，给了我八字评语――‘流畅有余，含蓄不足’。其他系的一个同学看了，干脆说：看是看明白了，但不明白――这怎么会是一个伟大诗人的作品，这分明就是一首大学生写的诗嘛。”
这当头一盆冷水，泼去了他年少轻狂的劲儿。“我这才意识到，翻译是个再创造的过程，要同样的优美，同样的高雅。”
含蓄的表达，需要深厚的古典文学功底。张玉书知道自己在这方面是只“跛脚鸭”，便下狠心苦读古文。
留校后，白天要给学生上课，只好每天早上4点起床，坐在书桌前埋头翻译，6点钟夫人醒了，就把刚刚译出的部分读给半睡半醒的夫人听。夫人批评起来毫不客气――“一听就是外文的结构，外国的句型。”
3年后才从夫人这里“毕业”。正是闹自然灾害的3年。“1960年下放回来，求知欲特别旺盛――足足有一年没有看书，尤其不许看外文书，专业书。当时只希望有张桌子能坐下来好好读书写字。好了，一读书，肚子也不饿了，只有腿是软的，去食堂打饭跟踩在棉花上一样。”
张玉书功力渐进，随后得以完成冯至交给的几篇《歌德谈话录》的翻译任务，后来又受李健吾之托，为其主编的《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翻译了两篇席勒的美学论文和海涅的《论浪漫派》。“稿费相当丰厚，很受鼓舞。”
30年后，冯至有一天打电话给他，要他主持《海涅文集》的编选工作，重新翻译海涅的《诗歌集》c已是堂堂教授、译过不少大师作品的张玉书竟然踟蹰起来。他以“年过半百，不宜翻译情诗”为托词，想要推辞，结果遭来老师一顿臭骂。“老先生比我足足大29岁，我还能说什么，老老实实去翻就是了。”
硬译不是享受
张玉书大半辈子都在纷乱中度过。在北大，他足足当了22年的助教。
老先生自己并不在意。“从1976年开始，我的心情一直很舒畅，可以痛痛快快地干些事情。”2004年退休后他笔耕不辍，主编并参加翻译了六卷集《席勒文集》的工作，完成了《茨威格评传》c另外，负责两个中国日尔曼学年刊的编撰工作――德文的《文学之路》和翻译年刊《德语文学与文学评论》，期望以此改变中国日尔曼学在国内外的弱势地位。
文学翻译界，一直为如何传神地表达原著的风格和特色，争论不休。
“最大的难题还是理解原文。我翻译席勒时，有的地方不懂，请教德国同行，有的人也不懂，或者讲起来不着边际。直到斯图加特大学的托美教授到中国来开会，才帮我解决了这些问题。如果不理解，就想用中文去表达，那太冒险了!那不是胡说么?”
他不愿对时下急就章的翻译风气多作评论，“可能人家真的都明白了呢?但是我自己，都学了半个世纪，还是有很多问题。”
“对我影响最大的，还是傅雷的译文，他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和巴尔扎克小说。”对鲁迅关于翻译的见解，他的态度有所保留――“鲁迅在一篇文章中谈到自己的翻译，说不懂的地方，就硬译。我不敢苟同。朱光潜先生说过，‘没有不能翻译的东西，只有不理解的东西。只要你理解了，总能找到一条路。’这对我启发很大。硬译，那就不是享受了。”
“玫瑰花和紫罗兰，我都喜欢。”可对海涅，他情有独钟。海涅的诗歌，海涅的性情，海涅的嬉笑怒骂，海涅的爱恋与苦恼，他通通心领神会，仿佛神交已久的挚友。
他不喜欢《尤利西斯》，不喜欢“偏执的意识流”，不喜欢先锋文学的叙事，“我不赶这个时髦。”早在1979年，他就认识格拉斯，对方以《比目鱼》相赠，之后格拉斯凭着《铁皮鼓》获得诺贝尔奖。“当时我太忙了，正在编译海涅文集。”根本原因，还是不喜欢――“我还是更想翻译海涅，海涅的作品更吸引我。”
“还是喜欢理想主义、个人英雄主义的东西。最高的享受是――brain!”他敲敲自己的头。“人最高的幸福，是使自己的同胞觉醒。”
然而，他读者最多、反响最大的译作，不是海涅，不是席勒，而是茨威格。
这是关注个体生存体验甚于英雄主义崇拜的年代。老先生有些怅然：“有时间的话，我愿意和你多谈谈海涅，多谈谈席勒。他们是理想主义者，是社会思想的启蒙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