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京工作和生活，每天匆匆忙忙，一转身一回眸，总免不了跟民国旧事打个照面。比如我常常经过傅厚岗6号的一幢民国老房子。每每飞车掠过，就会想起徐悲鸿，想起这栋洋房里沸沸扬扬的离婚大战，以及其中的女学生孙多慈。
徐悲鸿于1953去世。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中，他生命中最重要的3个女人中的两个都写了回忆录：蒋碧微的《蒋碧微回忆录》和廖静文的《徐悲鸿的一生》。惟有那位“女学生”孙多慈，一直保持缄默。
多年来，蒋碧微和廖静文的形象都因回忆录而栩栩如生――蒋是被伤害者和被遗弃者，廖是爱情守护者和承受者，孙多慈则形象模糊。当事人对孙多慈的描述，也多语焉不详。徐悲鸿留存下来的书信，非爱即恨，极度情绪化；蒋碧微口口声声称她为“孙韵君”，却从来都是怨恨有加，甚至将整个家庭变故的责任推到孙多慈头上；廖静文笔下的孙多慈，“并没有绝色的姿容，也不爱与人交往，沉默寡言，是个很普通的身材纤细的姑娘”。
最近出版的《孙多慈与徐悲鸿爱情画传》，首次以孙多慈为主角，对这段尘封已久的往事进行了追溯和分析。
安庆美少女孙多慈来到中央大学旁听艺术课程，很快便进入徐悲鸿的视野。“慈学画三月，智慧绝伦，敏妙之才，吾所罕见”，这是徐悲鸿对孙多慈的描述。孙多慈何其幸也，才出家门，就遇到了徐悲鸿亦师亦父般的看顾和提携；又何其不幸也，他们之间，很快就突破师生之谊成为儿女情长。
于是，就有了众所周知的“台城月夜”图，有了蒋碧微大闹女生宿舍，有了“天目山赠红豆”和“红豆戒指”事件，有了孙多慈父亲登门拜访，更有了徐悲鸿为孙多慈争取庚款留学失败，以及《孙多慈描集》的隆重出版。孙多慈就这样以一种饱受争议、不被祝福的姿态出现在20世纪30年代的公众视野里。在这桩“恋爱事件”中，徐悲鸿一向“独持己见，一意孤行”，他对她的爱，注定了是强势的和不对等的，无微不至，劈头盖脸，无论是画业上的指点、精神上的交流还是现实生活中的种种帮助，孙多慈都只有承受和感恩的份。而她又是自尊的，温婉的，弱小的，顺从的，除了回报以满腔的崇拜、敬重与爱，别无其他。
随着年岁增长，父母已经老迈，惟一的哥哥重疾缠身，家庭的重担压到孙多慈肩上；安庆失守，孙多慈带着流离失所的一大家子到桂林投奔徐悲鸿，遥遥无期地等待着徐悲鸿的消息。而后者辗转在重庆和桂林之间。风雨飘摇中，远在温州的浙江省教育厅厅长许绍棣向孙家发出了邀请。最终，她拿定主意，带全家投奔许绍棣。
与许绍棣在一起的生活，稳定、踏实、安宁，孙多慈不再有冲突和迷茫的感觉。抗战结束不久，孙多慈在上海举办了画展，1950年在香港举办个展，次年又把个展搬到台湾。
她的前半生因爱情而传奇，后半生则因绘画而光耀台湾。徐悲鸿去世后，孙多慈偷偷为他守过3年孝，还曾经在巴黎和新加坡寻觅徐悲鸿的足迹。这些都是传说，孙多慈只字未提。
现在，那些悲欢怨慕早已湮灭，惟有傅厚岗6号的房子还在，提醒着这段往事的存在。它的门口挂了“江苏省徐悲鸿研究会”的牌子，大门很少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