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事件”从孙志刚案开始。它带来了收容遣送制度的废除，后来就出现了对南都的不公正事件 回望“南都事件” Q:从事新闻工作生涯最值得珍惜及记忆的一段时期是？为什么？
A:“南都事件”。“南都事件”是南方报业历史上非常难忘的事件。这个事件从孙志刚案开始，本身就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它带来了收容遣送制度的废除，后来就出现了对南都的不公正事件。当时我正是在南方报业社长的位置上，所以“南都案”这段时间，是最能考验一个新闻领导者的良知、品格和他的担当精神的。
这个事件的化解，难度是非常大的。我们当时没有能力来完全扭转局面，但我们有责任将这个事缩小到最低的限度，不要让它再扩大化。在当时的条件下，取得积极的成果是需要冒风险，也要靠智慧。当然,我也忘不了一身正气、坚定地支持我们的省委老领导任仲夷、吴南生、林若以及目前尚不便公布名字的一些重要领导。他们为“南都事件”往好的方向发展，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Q:你是如何把危机缩到最小？
A:我们要跟有关方面沟通，还要跟比较理解我们的省领导以及一些省里的老同志、老领导沟通。他们都清楚，这个事继续恶化下去会造成严重的后果，会严重损害广东的形象、中国的形象。尽心竭力促成事件往好的方向发展，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在做这个工作时，坚持了我们自己的理念、我们的良知。尽管很折腾人，但是我们挺过来了，我们留下了很多痛苦和美好的记忆。
Q:“南都案”发生之后，你本人作为报业集团的主要负责人，承受了多大的压力？
A:这个压力是来自两方面的。一个是下面的压力，也就是来自我们的部属。我的同事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他们要申诉。其他同事也纷纷站出来为他们打抱不平。这很正常。另一个压力是来自权势的压力，就是掌握了某种权力的人，这是不正常的压力。
Q:具体是什么样的不正常？
A:就是要求我们配合，将错案坚决搞到底。这种施压是不正常的，动用了多种手段。现已证明有的就是腐败分子，但当时他还掌管实权，我们的压力是非常大的。
Q:那来自下面的压力给你的感觉是？
A:下属的压力是正常的压力，人格、道德和良知促使他们必须这样做，他们和我是想到一块的，说明我们集团的领导不是孤立的。压力也是一种动力，这种压力可以推动我们坚定信心、积极应对。
Q:你和你的团队如何面对？
A:我跟我的团队是共同面对的，事件的全过程中，我们班子里面是没有杂音的。大家的看法是一致的，都认为这是一个冤假错案，我们必须要想办法化解，要支持我们下属正确的做法。那些受了错误打击的人，我们要想办法帮助他们摆脱困境。我们的团队是共担风险的。还有，我们的员工和离退休人员也是“铁板一块”。部分离退休人员还签名呼吁。
我们南方报业是崇尚良知和正义的。什么是正气，什么是邪气，我们分得清楚。大家恪守良知，敢于面对的勇气和敢于担当的精神激励着我们不动摇。
Q:能和我们分享其中最难忘的一件事吗？
A
当时有两人判刑了，有人通知我们《南方日报》、《南方都市报》要刊登这个消息。我认为，这是冤假错案，我们集团的任何一家报纸都不能见报。尽管有压力，我们还是坚决抵制。
同城有几家见报了，这我管不了。令人意外的是《广州日报》也没有见报，说明我们并不孤立。几天后，我见到省里一位领导，他说支持我这样做。
你要超前，但是你不能够踩红线
Q:《南方周末》及《南方都市报》的发展模式，已经成为中国新闻体制改革的一个范式，它们的发展形态是否存在某种瓶颈？
A:瓶颈与中国的社会政治生态环境相关。《南方周末》大发展时期，就是全党反腐败斗争深入开展时期。纠正党风和反腐败，是需要舆论监督的，《南方周末》很多这方面的监督文章，是很受欢迎的。但是经过这个阶段之后，中国的社会政治生态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社会进入转型期，社会矛盾增加，加上出现了一些利益集团。社会矛盾的增加，就要求你的报道要平稳一点，收敛一点，防止因为报道不当将矛盾激化，这个是可以理解的。新闻人也应该有这个社会责任。但是，利益集团的干扰是不正常的。有的地方打着“维护稳定”的旗号，维护利益集团的利益，这个就不正常了。
Q:中国新闻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出现了一种颇具特色的阅评制度，如何评价阅评制度存在的意义？
A: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办法，大家都会寻找适合本国国情的新闻管理体制。政治体制决定新闻体制。
Q:如何克服和面对，以过来人、参与者及见证者的身份，对可持续发展及更进一步的创新，有何意见和建议？
A:我们还是要往前看，看得远一点。要有理念的支撑，充满信心，充满希望。有理念、有信心，就会执着追求，就会有一种超前的意识，经营新闻就会超前一些，比一般的报纸更超前，就拉开了距离，充满活力。回顾历史和往前看，就知道这个路是曲折的。一直往前走是没有错，但会有曲折和反复。因此，也要有风险意识。就是说，你要超前，但是你不能够踩红线，不能超越底线。
Q:这个底线怎么把握？
A:这个底线就要靠你的智慧了。政治家办报有四个方面:胸怀，敏锐，智慧，艺术。这不是说，你可以清清楚楚划条线出来。这个底线要根据中国的国情、中国的现实来做出判断。这个底线在哪里？我现在很难找一个公式、一个明确的标准给你。这个底线是要通过风风雨雨的考验之后，逐步探索出来的。你的心中要有杆秤，要有盏明灯。
Q:一个新闻主管，要带领团队前行，最需要注意和重视的是什么？
A:作为一个领导来讲，最需要的是作为粘合剂，将一批有思想、有理念、有抱负、有创新能力的人，粘合在自己身边。
Q:请展望未来中国新闻体制改革发展的趋势，30年改革开放的经验能提供什么借鉴？
A:改革30年，要提供的借鉴就是我们要坚定地往前走，但是这个步伐又要稳健，要避免反复、大起大落，不折腾。
Q:避免什么？
A:要考虑我们中国的国情和现实，要考虑中国的社会生态环境，要考虑到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要快，但又不能急；要有冲劲，但又不能过分冲动；要有激情，但又不能偏激。
Q:它还会是一条不归路吗？
A:不归路就是不走回头路了，改革开放要坚定不移走下去。我相信中国经过这么多年的改革发展，中国人看到的出路、前途，是谁都没有办法来逆转的，所以一定要也一定能走下去。
Q:新闻从业人员必须承受多方面的压力，平均寿命52岁，如何正确面对、培养承受压力和抗压力的能力？
A:我认为要保持良好的心态，自我消解，自我减压。
Q:你是如何保持自己的心态的呢？
A:我觉得我是讲良知的。我觉得我这样做，我对得起国家，对得起人民，也对得起报社和我的同事。我很坦然。做正确的事，有时会有压力，但心态是很健康的。不正常的压力，我就不把它当成一回事，自我消解。还有就是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我不抽烟，不喝酒，也不会打麻将打到天亮。
Q:如此众多的压力是职业常态吗？
A:是职业常态。记者的行业是高风险的行业，有政治风险，经常因为一些问题造成心理上的压力。这个是职业的常态。但我们要不断地化解，要有勇气，要沉着应对。要当“勇士”，不要当“烈士”，不要做无谓的牺牲。
Q:比如《21世纪环球报道》停刊？
A:就当“烈士”了。我觉得停了很可惜，它是一个发展势头很好的报纸，也聚集了一些人才。但是因为过于超越，政治智慧不够，没有了解到自身的政治生态环境。
“南都案”是我的遗憾
Q:安全着陆，对于一位新闻主管的意义，应该如何理解？
A:个人如果安全着陆了，那说明组织对他这个人的评价是肯定的。毕竟没有把他撤掉，还是让他安全着陆了。但是，我觉得安全着陆的意义还不在于个人的安全，更重要的是意味着南方报业的班子可以平稳过渡，后继有人。如果不是安全着陆，就不仅把你撤掉，还可能会从外面派一个人进来。也许他是行的，也许他是不行的，我们心中没有数。安全着陆就是意味着按照我们报社的发展思路继续发展，当然也会有创新，但不会折腾。依我之见，个人的得失是小事，平稳过渡才是安全着陆最重要的内涵，也是最有现实意义的。
Q
从一位新闻主管转型为高校新闻传播学院院长，如何调适自己的心态和角色，如何进入全新工作状态？
A:我觉得这个心态不需要调整。原来是一个比较紧张的心态，到了这个地方（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反倒很轻松。在新闻单位，是实操性很强的工作，每天都要面对“白纸黑字”的报纸，今天平安过去了，明天又不知道会出什么事。办报中，
Q:很多你的部属都对你的为人有很多积极的评价，你认为这些评价中肯吗？
A:我觉得评价一个人重要一点，就是 “政声人去后”。你在位的时候，别人会讲你的好话，也有拍马屁的，这个不是真实的情况。对你的政绩、声誉的评价，最真实的是退下来以后的。我在位的时候，我该付出的我付出了，我该得到的我也得到了。当然，我讲“得到”，并不是一般人说的个人的什么利益啊，我讲的“得到”是说，我期待南方报业能够有一个好的发展思路，有一个好的发展后劲，有一个良好的发展氛围，有人才的储备。南方报业留下了好的人才，还输送到全国各地。人才和后劲，也是我们历届领导班子共同努力的结果。
Q:你退下来以后有没有遗憾？
A:有，“南都案”这样的事件，我在位期间还来不及把它完全化解，这个是个遗憾。
(文字整理 实习记者 李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