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女演员嘴上为前途着急。我看她们心里并不是真急。她们中不少人还以为凭借年轻漂亮就能当明星。” “有的小公司让孩子们陪酒。我问他们不干不成吗?他们说不成。”
章子怡等96级学生进中戏第一课,老师训诫――要想学做戏,先要学做人。
第二课――“中戏的学生不跑龙套”。首任班主任王丽雅对他们说,“你们要想跑,不用在中戏待上4年,马上就能实现。”
还有――
“一二年级不准谈恋爱、不准参加校外活动。真正打基础就在这两年。”
大二那年,常莉改任班主任。在教学观点上,她与其他人有分歧。
“传统的表演系统主张‘内大于外’。她却是‘外大于内’,强调实用性。我们当时不赞同。” 时任表演系副主任王明亚对此记忆犹新。
常莉提出“主抓形象”的教学观点,时值1997年。这一年,中戏96级学员们共睹了北京电影学院与他们同级的赵薇一夜成名。
同在1997年,国家对文化产业实行宏观调控。以北影为首的一批国营团体开始尝试市场化运营。有明文公布:无论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社会团体,甚至个人资助或投资均可参与摄制电影作品。
“巨星影视”属国内最早创办的民营影视公司,其创办人邓建国的一句名言饱受恶评和质疑,“在巨星,演员是商品,就是要通过不断‘炒作’,持久保鲜!”
“这句话放在今天有什么问题?” 文娱圈资深评论人谭飞将1990年代之前的中国影视业比作“史前时代” ――“银幕上全是人民艺术家,不沾一点商业性质。等到90年代初,一切才慢慢变?。”
走出史前年代
上世纪90年代初,演员、歌手纷纷下海走穴。但在1997年,文化部下达《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对演出的主体单位实行经营许可证制度之前,演员走穴所得还被视为“灰色收入”。
“过去叫走穴,现在叫商演,性质完全一样。明星商演有经纪公司代理,备齐法律合同。早期走穴纯属个人行为,全由穴头组织,也没有合同保障,所以常发生演员被骗,穴头卷钱跑路的事情。
“演员不走穴,就得啃老本。社会处在整个转型期时,国营工厂倒毙,职工下岗。厂子不景气,一些电影制片厂的人都上北京找活干。电影厂的演员们没戏拍,仅仅领取基本工资。所幸电视剧不乏观众群,演员们从大银幕走进了小屏幕。”
“1994年,中影每年以票房分账方式进口10部外国大片。一批好莱坞影片涌入中国后,中国电影更不景气。记得有一年产量只有50多部。”影评人程青松在电话中细细道来。
“那其中有不少还是烂片呢。”华谊兄弟时代文化经纪有限公司的写字楼里,联席总经理宗帅呵呵一笑。
宗帅早年在北京某报做文娱记者,“90年代的娱乐信息哪像今天这样膨胀?相比成气候的港台明星,内地演员们的生活工作比较单一。他们只是拍戏――拍好戏――然后获奖,通过作品成为大明星。做娱乐的媒体少,大家对娱乐关注也少。相应来说,明星经纪公司的存在也就意义不大,即使有也像代理公司。”
90年代末,宗帅突然感到记者工作量一点点增多,文娱版从一周两个版扩展到10个版。并有演员主动联系媒体,“原来是记者通过剧组找演员,比如我是剧组副导演的朋友才能去采访。”
2000年李安执导《卧虎藏龙》时,剧组在做宣传时租了一套四合院,演员们分别安坐在不同房间,记者们被领着一一进去采访。宗帅说那是他第一次按好莱坞的宣传模式做采访,“早前导演们都拥有自己的固定班底,更像一个戏班子,张艺谋则是那个行业的神。”那时,他直觉中国影视业将会突飞猛进。
2000年,《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正式提出打造“文化产业”的概念;
2004年,《电影企业经营资格准入暂行规定》表明,社会资本可以成立电影制片公司和电影技术公司;
2005年,国务院发布《关于非公有资本进入文化产业的若干决定》,鼓励非公有资本和外资进入文化产业领域。
国家经济形势主宰影视业的兴衰,其兴衰又主宰了圈内人的命运。华谊、橙天等大牌影视经纪公司彼时相继成立,影视业开始进入新一轮的“淘金期”。
下一步有没有戏可演?
2000年,中戏96级学员毕业了。全班数章子怡最有名,她与袁泉、秦海璐、刘烨等人进了国家话剧院。
“进国话的还有赵会南、陈明昊……曾黎、张彤分到了部队团体。曹俊在中国传媒大学表演系教书。当时工作分配上还有个‘双向选择’。绝大多数人都希望先进正式单位,生存有了保障后,再求发展。”王丽雅对学生们的心思摸得很准。
“章子怡毕业后也没敢对未来设想太多。她和她的同学们,乃至每一届毕业生的想法都一样:下一步有没有戏可演?演什么戏?”麦特文化公司负责人陈立志自称与章熟识。
他特别指出,现在影视圈内大红大紫的一批明星,签有经纪公司或自己开办公司后,其身份关系依然挂在原国营单位。“国营身份”对于明星们来说,不再关乎生存,而是有官方机构能为他们解决政治层面的事情。比如出访国外、参赛电影奖项评选,拥有国话或人艺的演员身份也能增加他们的含金量。
据国话内部职工透露,剧院很早就对演员们大开方便之门,让他们在外自由运作。但他们每年必须向剧院上交3个月的合同费,剧院若有工作任务,首先要保证原单位的安排。
“部队团体没有这样宽泛的待遇。”采访王丽雅时,她的学生,来自总政文工团的演员刘岳正在一旁。
他告诉我,进了部队首先是军人,而后才是演员。如果部队演员要在外面接戏,则须经过上级领导审核。
“除非是真正的好戏。好本子、好导演、好角色,部队才肯放行。你根本不可能违反半点纪律。”他一脸认真言道。
2003年,中戏北电等毕业生再难踏入国家机构,包分配、双向选择紧随着国家团体的人员编制饱和销声匿迹。
八一制片厂副厂长刘星表示,八一厂过去每年都有分配名额,新人大多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
“后来逐年减少。不是包不包分配的问题,而是很多地方都在裁减演剧团。用人讲究市场化了,我们厂需要演员就花钱去请。我们拍战争片、历史片居多,中戏北电的学生合不合适?厂里原有的女演员很多还闲置着,实无必要再去招演员养着,成本代价太大。除非特殊需要,一般人根本进不了我们厂。”
新人就业难的同时,扩大招生的风潮却刚掀开序幕。不但中戏从1998年开始扩大招生量,包括地质大学、农业大学在类的非演艺类院校都开设了表演系专业。
“各大院校都在抢生源,再加上演员量增大,市场供大于求,孩子们毕业后吃这碗饭难啊!”王丽雅深切忧虑。
5种出路
“王老师没关系,趁我们年轻,毕业后可以在北京先租房,然后再打拼。等拍了几部戏赚足了钱后再买房,再打拼。”女孩子的计划是稳扎稳打。
“王老师,你说我们要房子干嘛?反正在外面拍戏时间长,东奔西颠的,买房还不如买辆能躺着睡觉的车实用呢。”男孩总比女孩洒脱,他们对王丽雅轻松坦言。
谭飞通过自己的观察总结出学表演毕业后的5种出路,“第一是运气和能力特别好,在校就出风头,早有签约公司守候;第二是使劲钻进国家剧团,收入不高,图个生活安稳;第三是帅哥美女,找个有钱人结婚。有人想当演员还就冲这个目标;第四是转行。当编剧、做导演,或到大公司当公关总监;第五是从北漂或签个体小经纪公司干起,没有保障,只有利润分成。”
第五种出路是娱乐圈里最常见的新人活法,只是那些在读的学生嘴上承认,心中却始终存有一夜成名的念想。
“以往每天早上6:30,96班学生一撩开窗帘,发现我走在过道里,就急忙催促,快!快!王明亚来了!再听噔噔噔,一个个衣冠不整冲下楼。”
王明亚留恋于过去督促学生们做早功的情景。离开中戏后,他先后在北电与传媒大学表演系任教。
接受本刊采访这天早上他还生了一肚子气。检查学生一周早功表时,他发现有人一次没做,有人次数屈指可数。
“坚持练早功。一是为了训练意志力,二是苦练基本功。我仍像对待96级学员那样要求现在的学生。可他们做不到啊。”他嗟叹道。他认为,学生们潜意识里多少存有拿到毕业证后,进签约公司,经过包装成明星的妄念。
“公司不是那么好签。除非家里有钱,能够包装他们。大部分孩子无人签。他们毕业后能干什么?演员是群体性工作,一定要有舞台才行!”
点金成钻,而非点石成金
“新人当然不是说来就能来的!别说华谊,就我以前办的经纪公司――中乾龙德,无数从解艺、中戏、北电毕业的新人投奔来,我都不能签。做一个新人所花成本、性价比极其高。我们做明星,四五个人工作于一个大腕,带回的经济效益、品牌号召力也是巨大的。因为这个大腕聚集的资源全是顶尖的!
“同是接戏,新人接一部戏5000,我抽50%代理费才拿2500元。一个腕儿接一部戏20万,我抽15%就拿3万。”
华谊兄弟经纪公司里,与宗帅在同层楼办公的联席总裁刘韬脑子飞快地算账。中戏96级学员毕业那年,刘韬也正式跨入经纪人行列,最早代理的明星有陆毅、田亮、瞿颖。
刘韬称,他10年只签过5名新人,“目前全都半红不红。这个行业赌性太大。我对新人说,我无法保证未来,我只能为你们接戏。我安排给新人的经纪人,新人没资格挑选。等他们向我提出不满自己的经纪人时,就是能帮公司赚钱的时候。”
“华谊是根点金棒,你得是件‘半成品’吧。我们不需要‘点石成金’,而是要‘点金成钻’。”宗帅对刘韬的观点深以为然,说话更为直白。
他的隔壁就是影星李冰冰的经纪人――金牌经纪纪翔和李雪的办公室。伴随影视公司对自身盈利的要求加大,公司不只会对每件“商品”――艺人的甄选非常?慎,还会对其幕后的推手――经纪人要求甚高。
“这里与纪翔和李雪平级的经纪人都跟他们一样,每天睡眠时间极少,无时不刻不为明星的发展殚精竭虑。远不只是充当明星的保姆与会计。”短暂交谈中,宗帅的手机铃声几度响起。
“明星不代表明星制。明星制是由好莱坞创造,在一个很成熟的商业模式下诞生。而我们还处在商业电影发展的初级阶段,本身没有一个商业电影的市场机制,更不会有明星制。”程青松说道。
在他看来,真正的明星制是影视公司能为不同类型的明星专门打造电影,保证明星的票房价值。“就像玛丽莲•梦露,葛丽泰•嘉宝、费雯丽,每个人深具特点。”
相对于程的高瞻远瞩,王明亚老师忧虑的是学生们的现实际遇:
“马天宇在电话中委屈地说,王老师,我拍戏时,导演批评我台词功底太差,请您帮我补补。可他哪有时间充电啊?签约公司拖着他们不断接活。有的人今晚才到家,明早又要飞往别处。”
“有的小公司让孩子们陪酒。我问他们不干不成吗?他们说不成。”
“也有个别学生向我透露,有些导演不好。我说如果这样,情愿不拍这戏,我们也不能干出卖自尊的事情。真心搞艺术的导演,也会需要有真本事的演员!”
“都说这行爱搞‘潜规则’,试问哪行没有这种事发生?只因为艺人是公众人物,曝光率高?”宗帅与谭飞不约而同反问记者。
“不少女演员嘴上为前途着急。我看她们心里并不是真急。她们中不少人还以为凭借年轻漂亮就能当明星,就没发现汤唯在蛰伏期蓄积能量的可贵。”
宗帅渴望中国经纪公司能像国外一样划分级别制度,“这样就有为新人服务的正规经纪公司。”
也有一些“尚在奋斗”的演员,被他直言劝退。在他眼中,市场的残酷绝不会因为对方从艺时间的长短而温情软化。
艺人自选择这条路起,竞争厮杀不可避免。艺人成为一件高档商品,固然有常人无法体会的苦楚。“但没有成为商品,他们更可怜。”宗帅的话似乎是一针见血。
(实习记者袁诚、李超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