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毕业吃散伙饭，导演系的一位领导跟徐纪周说：“我们看你考了很多年，文笔还不错，就把你招进来了。但是直到现在，我还是觉得，你是误招” 如履薄冰的一个月终于结束了。
“比拍戏还累。”徐纪周长叹一声。这是入行以来，他第一次亲历全方位的营销宣传，也是第一次近身肉搏投入一场收视战。跟他并肩作战的，是一部由他自编自导的抗战题材电视剧《永不磨灭的番号》（以下简称《番号》）。
“首播单集收视超过《潜伏》、《士兵突击》”，“同时段收视稳居全国第一”，“开播3周，网络点击破4亿”……捷报相继传来，徐纪周心头的一块石头才算落了地。
一支活跃在华北平原的八路军独立团，为了一个正规军的建制番号，在抗日战场浴血奋战，直到流干最后一滴血。与《番号》的故事异曲同工，“拍这个戏，我也是为了给自己和这帮拼了多年的兄弟，在这个行业打下一个番号。”徐纪周说。
你是为居委会而生的
在北京北三环边新装修的工作室里，徐纪周坐在一楼的沙发上看碟，他在重看好莱坞导演蒂姆•伯顿的《爱丽丝梦游仙境》。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将是他的休整期。
片子放到爱丽丝跟父亲对话那一段。爱丽丝说：我看到了兔子，还有扑克牌，爸爸我是不是一个疯子？爸爸说：也许你是一个疯子，但是我告诉你一个秘密――所有最棒的人，都这样！
第一次看到这一段时，徐纪周差点没控制住眼泪。“这一句，一定是蒂姆•伯顿说给他自己听的。”之所以这么肯定，是因为在父母、同学眼中，徐纪周就是一个地道的“疯子”。“从小到大，我都是在一种巨大的耻辱感和异类感中活着的。”
回想起自己的学生时代，徐纪周印象最深的永远是这样的画面：其他人在上课，他在教室外的窗户下面站着；老师站在讲台上，他的桌子挨着老师的讲台，面朝全班同学，看他们记着笔记……
“我永远是那个不被老师喜欢、不被同学接受的异类，”他说，“考进了中戏还是这样。”
上学时，有一次老师正在讲课：导演要在剧作家提供的剧本基础上，展开想象的翅膀。他站起来：“老师，我觉得剧作家应该在导演的要求之下展开想象……”“你放肆！”没等他说完，老师就打断了他。
交音乐音响小品作业时，班上同学都排通俗易懂的片段，他却执意选择排日本作家井上靖的《苍狼》。老师说：你排我就给你不及格！他回：那我也要排。
“在遥远的东方还有一个国家，那里有一头巨兽，它走起来，整个大地都会颤抖，那里的女人都蒙着神秘的面纱……”徐纪周把成吉思汗与西征随驾妃子呼兰生离死别的这场戏排成了作业。那天表演结束，老师扫了他一眼：完了是吗？下一个！
最后，靠一位指导老师求情，这个作业勉强拿了60分。“我整个大学都是这样，就在及格线左右晃荡。”那时导演系的教学理念是“导演必须是好演员”，在师生眼中，徐纪周压根就不会演戏。班上排大戏，他负责拉大幕，或者出演台词最少的匪兵丙。
“后来朋友们说，我导的片子，主人公都放荡不羁，有一种桀骜劲儿。开始没在意，后来我认真想过，我拍他们是因为我只能拍他们，因为他们就是我的内心。”
在学校时，有人带着活儿找上门，是一件特别体面的事情。他“有幸”经历过两次。来人找他演戏，他拿过本子一看，角色都神经兮兮，极不正常。“像你这样的，以后毕业能干吗？等着去居委会，给大爷大妈排大秧歌吧！”这是老师对他的评价。
之后的大学时光，徐纪周几乎把所有的空余时间都拿来写剧本。他向同学宣称：我是为电影而生的！同学们异口同声：你是为居委会而生的！
只要能让我做导演
走上今天这条路，徐纪周一直很感激生命里亦师亦友的伯乐――导演高群书。
第一次见高群书时，对方留着胡子和长发，一身黑衣，背着一个大包，晃晃悠悠从对面走过来。“传说中骗子具备的一切特征，老高都具备了。”徐纪周回忆。
那些年，他四处送剧本，全部石沉大海。有很多本子被拿走之后，人家改头换面稍作修改，就变成了自己的东西。
因为《冬至》、《黑洞》、《刑警本色》等剧的走红，那段时间，涉案剧非常受欢迎。高群书当时正在做的一个项目，是涉案纪实剧《中国刑警》。他找一帮人做分集导演，徐纪周接下了其中两集。有人管饭，还报火车票，他觉得，这真是天下最开心的事情。
“那时觉得，盒饭怎么那么好吃！拍摄地在南京和桐乡，盒饭里总有南方香肠或者肉丸、大排，3块钱一份，我一次能吃两份。”这次初出茅庐的执导，没有任何经验可言。凭着直觉，他交出的第一次作业，居然令投资方很满意。“你留下来，给我做执行导演吧。”高群书对他说。
接下来以执行导演身份参与的一个项目，是徐纪周的一场噩梦。在等级森严的片场一线，他发现自己对这个行业一无所知，剧组工作人员都是老炮儿，谁也叫不动。老高不解：你不是干过吗，怎么什么都不会？后来他跟高群书郑重其事地道了一个歉，离开剧组，回去继续写剧本。他记下了老高的一句话：“你回去写本子，要牛逼到什么程度？机器一架，演员说完台词就能挣钱，我就可以让你单独做导演。”
那之后的一段时期，是徐纪周最艰难的阶段，因为看不到任何希望。
真正意义上第一次独立执导，是在6年后。高群书作品《征服》大热之后，续集《狙击》交到了徐纪周手里。“要什么，没什么。”这是他对拍摄最深的印象。制作团队极不专业，到一处拍摄场地甚至被人赶走。他打着吊瓶坚持拍摄，剧组依然从上到下骂导演傻逼。有一场戏在楼顶拍，他恨不得闭上眼跳下去一了百了。“那段时间，我天天都想死。”
投资不到三百万的《狙击》，后来卖了接近一千万。从那时至今，徐纪周每部作品，都保持着300%以上的收益。连续执导两部电视剧，巨大的不甘和危机感依然挥之不去。什么时候，才有机会放开手脚顺着内心玩一把？
误招的薪火
“历朝历代的年轻人，都会遭遇这样一个悖论：你有了第一部作品，才能证明自己。但是这一部，它来得极其艰难。”徐纪周说。
2007年，徐纪周31岁。找上门的一个项目是改编红色经典《平原枪声》，他对这个题材毫无兴趣，“甚至厌恶至极”。
改完剧本的创作会上，他和制片方见面。片方一个业内知名的制片人翻着剧本漫不经心地说：“这些角色的名字，起得太土了！”徐纪周早就为片方傲慢不屑的态度憋了半天：“这都是原著里的名字，你到底看没看过原著？”
不欢而散之后，对方要求换掉导演。徐纪周带着本子，把人物名字全部一换，寻找下家。他改编后的故事，跟原著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他想做一部“披着革命外衣的黑帮片”。这部戏，就是《杀虎口》。
800万制作经费，拍一部31集的战争戏，在业内很多导演看来，简直是痴人说梦。但是徐纪周很高兴，他告诉制片，再没钱，也务必保证两场战争戏拍得精彩，三场合格，其余放水。为了省钱，他照着好莱坞电影《爱国者》，把其中一场战斗变成了丛林狙击。
这部被宣传方定义为“青春版《亮剑》”的抗日剧，后来以营销和口碑的双赢，让业内完全接纳了他。凭借《杀虎口》，徐纪周的名字和张黎、赵宝刚等前辈一起，被提名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最佳导演，他是这个奖项史上最年轻的提名者。
徐纪周终于等来了《番号》，片方提供的是他从业以来最游刃有余的创作环境。悬疑、狂野式的幽默、煽情、铁血动作，徐纪周将自己最拿手的商业元素，倾其所有地做到极致，一股脑地放进了《番号》里。
在学者眼里，《番号》太不严谨；在正剧导演看来，它太追求传奇；对于一些发烧级的影迷来说，《番号》里能找到太多似曾相识的影子。“大杂烩”，徐纪周本人也不回避这种评价。
“年轻导演偏文艺，但是真正能够跟商业对接，又能彰显个性的作品，凤毛麟角。未来需要的导演，个人情怀和特质必不可少，还要跟当下对接，最重要的是谙熟审查制度和市场规律。”徐纪周说。
“只要你的东西真的好，还发愁价码吗？”这是他上部作品《天敌》里的一句台词。这几年，他身上的种种变化，从侧面提示着这位年轻导演在业内身份和地位的各种转变。“其实我的骨子里，还是那个敏感自卑的胖子。”
当年毕业吃散伙饭，导演系的一位领导跟徐纪周说：“我们看你考了很多年，文笔还不错，就把你招进来了。但是直到现在，我还是觉得，你是误招。”同班同学中，有一位毕业后去了北京人艺。今年，这位同学独立执导的话剧《喜剧的忧伤》一票难求，他就是青年话剧导演徐昂。
他和徐纪周，是班上仅剩的、如今仍在做导演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