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香港有的文艺作品并不以香港作为主体,而是把它作为背景,甚至作为方法和角度｡ 对于一个城市来说,什么是它的本地文化?这真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大致想来,本地性一般归结于某些文体特点､语言风格,但是本地文化是否必须要呈现这些特点和风格呢?我的同事曾经在一部研究美国文学的专著中指出,18世纪美国的书商大张旗鼓地推销美国图书时,完全不关心文体或语言风格,所谓的"美国性"是没有办法从文本中表现出来的｡书商们把购买美版图书描述成一种爱国行为,把书看成是无异于其他商品的器物,和中国人在某一时刻抵制日货抵制美货的逻辑没有两样｡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流通界定了文化产品的属性,写作和阅读都在其次｡
我现在所居住的城市香港和以前住的纽约有一点大不相同:在香港,本地性还算得上是一个问题;而在纽约,它已经是一个心领神会但是不愿公开谈的话题｡不愿谈,并不因为有了一些公认的本地化的标志,而是因为社会变化太快,移民太多,每一种对于本地化正面的叙述都有点跟不上变化的节奏,总是显得很保守,很小家子气｡因此聪明人都不愿去谈本地特点,谈美国性,怕被理解成排外,或者固步自封｡
在美国,但凡一件事反着说总比正着说占便宜,批判的姿态本身就是一个地方色彩｡
然而香港是华人社会,我们对待范畴的态度和美国的习惯很不一样｡九七香港回归前后,一位很敏锐的香港学者撰书指出,从80年代中英会谈开始生产的香港电影,不断以香港为题,喋喋不休地叙说着香港的故事,这一时期的电影就代表了香港文化｡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似乎10年之后的情形有所改变｡现在香港有的文艺作品并不以香港作为主体,而是把它作为背景,甚至作为方法和角度｡这样一来实际上对于读者的挑战更大,更不能够现实主义地解读小说和电影了｡香港已经嵌进了别的地方的故事｡
最近香港话剧团毛俊辉执导的话剧《万家之宝》就是一例｡毛导在某一场合说这一话剧综合了曹禺的三个剧本,是为了向香港观众介绍这一伟大的剧作家｡但是因为作品的时代十分久远,而且地处北方,不加修改恐怕观众更不会接受｡因此第一段选自《原野》,以非常现代的简洁的方式处理,第二段选自《北京人》,用英文演,仍然很现代,突出的是两个女人的心理,而不是复杂的大家庭的人际关系｡第三段选自《日出》,背景是70年代的香港｡陈白露的沉浮放到正在腾飞的城市里来看,她不像一个堕落了却还有反省能力的女人,而更像是一个普通的在股场上失意了的暴发户｡
我不觉得这个改编十分成功,导演看起来过于小心,生怕毁坏了原作的完整性似的｡而且导演声称要反映后殖民城市的生活,我怎么也没有看出来究竟｡第二段的英文对白能够投合这个城市比较西化的人的兴趣,但是我总觉得西化的中国人的心理是非常复杂的,并没有被那些过于简单的台词传达出来｡这一段的对白围绕着一个去留的问题和忠诚与背叛的问题,似乎在影射香港10年或20年前的情况｡但是导演没有进一步发挥,只停留在影射的层面,没有深度的思考｡
然而,这个改编倒是代表了香港文化的一个路向,并不是现在才出现的,我的几个同事曾考察出很多个各种各样的改编的案例｡看完戏我随便到附近的HMV转了一圈,就买到了由吴回导演､李小龙扮演周冲的《雷雨》,以及改编自希区柯克的《后窗》的同名作品｡我想应该去调查一下,香港观众是不是真的没有看过曹禺的作品,还是不知道这个名字?如果是后者,倒是不必担心了｡我们喜欢或者不喜欢"黄金甲",难道和曹禺有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