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四月以后，每天不断攀升的香港“非典”数字使人揪心，朋友们在一起，都为这事担忧，焦急地关注着香港和内地防治“非典”的每一个举措和进展。两周前，青峰告诉我，李慎之因肺炎住院了，一瞬间，我很是吃惊和担心，只希望他不是染上 “非典”，人上岁数了，万一碰上“非典”，真是会“夺命”的。青峰说，不是的，就是一般的肺炎，这才松了一口气，这儿的朋友都以为，李老身体不错，精神旺健，现在医疗条件下，治愈应是没问题的，况且李慎之也只是才到八十岁。
2003年4月22日下午，我和几个从内地来访学的朋友，从中文大学中央区沿山道返回我们住的宾馆，我们将一同去红墈，看一部刚完成的香港国际电影节的参展电影——由卡玛。韩丁执导的反映文革的记录片《早晨八九点的太阳》。
在下山的道上,大家不约而同的谈起李慎之，我们都说他的那篇《风雨苍黄五十年》肯定将是后人研究考察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必读文献，如果要评选二十世纪中国重要文字的话，这一篇一定会入选。话音刚落，景明，刘擎等一行也到了大学车站，刘擎说，李慎之今天上午去世了！
我坐在香港科学馆电影厅，看着银幕上那些熟悉又遥远的文革的场景，卡玛这部电影实际是用电影的形式在探究红卫兵的精神谱系，想说明革命文化和乌托邦是如何催生红卫兵运动。眼前的画面，少时的记忆，都交错在一起，一波波的意识流又将我的思绪流到了李慎之。他说，多少年了，报刊上，广播里，哪一天不是在宣传这毛和毛的思想？李慎之点出了一个关键问题，类似的话别人虽也说过，但只有李慎之和顾准等少数人才说得一语中的：在这些革命，狂热，虚妄，暴力，恐怖的景象的后面，是有一条精神之链把那些满脸稚气，狂热的的红卫兵和二十世纪的左翼革命主义的精神遗产联结在一起的。检视历史，正是那些新概念：革命，阶级斗争，专政，埋葬帝修反，解放三分之二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劳苦大众，螺丝钉等等，培育出了一代“毛主席的孩子”，他们打破性别界限，男女都一样，赤诚勇猛，挥舞皮带和大棒，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对虚幻出的各种“敌人”绝不心慈手软。这是一代从“新文化”中孕育出的 “新人”，具有 “集战斗和忠顺为一体的革命至善人格”，他们的精神谱系可追溯到更远的过去，是依据某种理念进行人性改造的精巧的工艺品……
银幕上毛像一尊天神，神情穆然地俯看着天安门城楼下的几十万狂热呼喊着“万岁”的红卫兵，那边是冲天的焚书的火焰，火条漫延，无数的人们在互相撕咬践踏。有人说，这是毛和年轻人为建立美好的新社会而迸发出的理想主义的激情，火光中有史诗般的的崇高和壮美。不可否认，原教旨确实有着动人心魄的斯巴达式的强悍和简朴之美，就如卡玛给她的电影起的名字一样—《早晨八九点的太阳》，可是当它日出山头，朝阳难道不就成了灼人，伤人，吞噬人的毒辣辣的烈日！李慎之说，现在中国不需要这些，中国需要的是从小对孩子进行公民教育。李慎之的话点出了走出乌托邦之路的关键路径。
李慎之来自革命阵营，他了解革命之美，正是被这摄人之美吸引到了延安，在这之后，他和顾准等无数的革命者一样，又被革命的巨浪吞噬—— “革命吞噬自己的儿女”，但是只有他和顾准等少数人真正痛定思痛，在思谋娜拉出走后还应往何处去。
我和李慎之只见过几次面，第一次就在香港中文大学，他在中国文化研究所谈新左和自由主义，他说自己不是学者，过去只是一个学官，他的诙谐话语把大家都逗笑起来了。会后方正在崇基教员餐厅宴请，纪霖把我介绍给李老，他像一个老熟人似的对我说，他不是老延安，他只搭了一个延安时代的尾巴。一年后，在上海大学学勤那儿办的的社会学会议上，又见到了李慎之，在他的房间里，李老声音宏亮，侃侃而谈，他说到延安，说到周恩来，又说到给他引来大祸的“大民主”，还说了毛的英文秘书林克，历史就在这里静静的流躺着，我仿佛置身于历史之流，心里在赞叹，这腿脚不便，拄着手仗的老人有多么旺盛的思想活力。前年，李老来到南京大学中美文化中心，我又见到他，这次他给中外师生谈新中国外交，回到北京后，李慎之请董健给我捎来他那次讲座的发表稿，细心的李老没忘了把他新居的地址，电话也带给我。去年，李老再次来南京，他不愿惊动朋友，只通知几个朋友见面，我接到电话，恰要赶去外地上课，而未能见面，终成大的遗憾！
银幕上的文革结束了，我们走出影院，带着防“非典”口罩的行人在夜色中匆匆来去，在尖沙嘴的“沪江酒店”，景明请卡玛吃饭，我们谈着刚刚看过的《早晨八九点的太阳》，景明把李慎之去世的消息告诉了卡玛，这位不畏“非典”，专程从美国赶来，带有京腔的 1966年北京101中学的高中生，沉默无语，她说本来还想再去看望李慎之的。
哲人其萎，天人永隔。李慎之先生，你的远行使人们何等伤痛！你对国家民族的贡献已载入史册！
2003，4，23于香港中文大学(4/24/2003 17: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