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信息产业与中国经济发展

  

  作为一个中国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北大人,我们都在思索着中国的命运,中国有着汉唐盛世 ,也有着近代衰弱落后,而这种转变尤其是明显在工业革命后,西方世界的崛起,东方世界的沉沦,中国近代的历史是屈辱的历史,北大人作过许许多多的尝试,建国后,我们的经济渐渐发展,有了很好的发展。改革开放带来了经济的很大进步,GDP增长9.6%,不过我们还有一个问题,1999年人均收入不到800美元,不到日本的1/40,美国的1/34,作为北大人,我们要看到成绩,也不要忘记差距,这更是我们的历史使命。

  信息产业的重现为发展提供了新的机会。20世纪英、美经济各领风骚,80年代以后,这种经 济优势为日本的发展而不得以消失,当时日本依靠的是传统产业,如电子、造船、钢铁等,当时很多人认为美国时代结束,日本时代来临,年到90年代后,尽管日本也采取了很多财政、 货币和出口政策来改变经济衰退,但这种趋势却日益明显,相反,美国的经济再次显现强有力的劲头。比较这一衰一长,就会明白其中的根据就是信息产业的显现以及这产生的对经济的推动效应。并提出了信息革命、知识经济的概念,这种表现是全方位的,从股票价格翻番就可见,1993年的道琼斯指数为4000点左右,94年到今年由4000点上升到1万1千点,而 且科技股纳斯达克1998年则突破2000点,今年年初就超出2000点,还有一支以销售计算机出名的股票由上市的一股1.5美元,发展为最高达73美元。亚洲的香港,日本也掀起了这样的浪 潮,李泽楷的盈科数码击败新加坡电讯的竟争收购香港电讯,1999年5月,李泽楷买了一个不起眼的公司,正式出现盈科数码,原来一股二毛多钱,盈科数码上市当天就翻了20多倍,达 5港币多,最多达25港币,总资产2500亿港币,只十个月时间,就成为香港第三大公司,李 泽楷个人身价超过1500亿,而其父李嘉诚的 第一个1000亿用了30年。信息产业的浪潮使金融危机后的东亚各国经济得以复苏,香港在金融危机时股票指数在一万一、二千徘徊,在科技股 的带动下升到了1万8千点,超过了历史最高1万7千点,日本、韩国的经济也得以反弹。

  工业革命前,中国在科技、文化上全面领先了一千多年,到信息产业时代,很多人看到中国 比别人的差距不那么大,最多10年、20年,美国有的神话,香港、日本有,中国也会有, 平均动员全国,超上信息产业,利用这样的潮流达到强大目的。

  针对这样的乐观,我还是一贯坚持我的观点:一个国家的发展必须按照该国的比较优势,生 产有三个要素,资本,劳动力和自然资源:一般而言,发达国家的比较优势在资本,而发展中国特别是东亚中国的比较优势在自然资源:在信息产业上,中国应以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 业为主的原则是否依然适用呢?我想是的。

  传统观念认为一个公司的价值是通过赢利而获取的,在现在却出现了这样的公司,它一直在亏损,在公司价值却猛增,如dot .com公司其价值就为300多亿,这就容易形成一种对信息产业的误解,这也是相对于传统产业而提出的。

  其实只要稍加分析就可解决,信息产业的技术主要的是信息的处理、贮存、交换,传统产业 完全以利用信息技术方便来获得巨大发展,江健中先生公司有2万多人,是一家女时装公司 ,应该可以算是劳动力密集型,其流程大致为:概念提出颜色形状设计,样衣,试穿,大批量生产。这一循环,约10个月,在现在利用信息技术后缩短到三个月,任何产业都可以这样,我们细察科技发展的历史就可知,每次科技的发展,都会随之带动新的行业,飞机的发明带动了航空运输业,火车的发明带动了铁路的运输业。同样信息技术的发展也带动了信息 产业的发展,带动了互联网,电子商务的发展。对此,我们是应该积极地接纳的,正如我们 不能因为有传统的轿子就排斥火车、飞机一样,我们也不应排斥信息产业,虽然轿子可能更适合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其中我们就应考虑一个成本原则,在大范围内铁路运输的成本低 ,但在小范围就不是如此,所以适应有肩挑、人扛,电子商务提高了交易速度和交换面,增 加了选择,降低了选择和交易成本,电子商务的发展也有是困难,首先是法律、金融环境、其次是风险投资,另外还有一点是,进入成本很低,而价值的产生却是规模经济,所以在 进入时有很多竞争者到最后只剩极少数。

  信息技术的提供包含硬件科技和软件技术,硬件技术,主要指计算机、网络,有三个环节, 开发和研究,核心芯片的生产,各部件组装,其中开发、研究集中在发达国家,芯片的生产 相当部分在发达国家,也有在一些中上发达国家,如台湾、马来西亚、新加坡,而各部件组装 集中在劳动力便宜的国家,从这种分布我们就可以看出比较优势来。发达国家拥有资金的比 较优势,而开发的研究的资金要求特别大,以98年为例,IBM投资56亿美元,日元45.3亿美 元,诺基亚45.2亿美元,NEC34亿美元,摩托罗拉31亿美元,开发技术后,一条生产线大致 需十几亿美元。

  台湾和韩国都是产业转型比较成功的经济,通过对台基电和三星的比较,我们也可以看到比 较优势的合理性,刚发展时,台基电的定位就是核心芯片生产,而三星是研究动态记忆芯片 ,其技术等级比台基电高,但比较其97年的一组统计数据就可知道更深的情况,97年台基电 的营业额为15亿美元利润率45%,投资20亿美元,而三星97年营业额130亿美元利润率15%, 投资50亿美元还有10几亿美元投资到开发和研究,比较起来,台基电资金积累比三星要多,这也体现了两种模式,前者利用劳动力资本的比较优势,渐渐积累资金,从而在国际竞争上有竞争力,所以在产业技术升级上有自己的资金, 而且在金融危机中,台湾损害甚小,韩国的模式是一种大公司模式。技术升级高,规模大,资金需求多,资本负债高,所以在金融 危机中受挫。

  作为中国的发展应该是利用自身的比较优势,用信息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的竞争力,这一定是无甚争议的,但在硬件产业中我们该怎么定位?有一种急躁看法,认为差距不大,可以动员国家力量发展高技术的开发和研究,但通过下面的比较就可知这是很不现实的,1998年全国用于开发和研究的投资中,大中型企业占478亿人民币,大学占52亿人民币,只相当于两家美国大公司,倾出中国政府的4800亿人民币也顶多与美国20家大公司竞争,而成功概率却小得多,虽然差距只有一二十年,但按我们的比较优势是跨不过这一差距的,在硬件行业的选 择上我们还是应选择劳动力密集的组装环节。只有赚钱,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这是不是会导致我们的永远落后呢?这个问题应该动态地看,发达国家的产业选择是资金密集型,这是它们的比较优势,我们的选择应该是利用比较优势,利用生产要素中份额大的要素 ,来进行生产,从而获得利润积累资金,这样才能重新提高要素结构水平,才能有新的产业优 势,发达国家进行开发研究,只有5%的技术是过关的可以申请专利,而有商业价值的只是其中的10%到20%。是他们必须发展,因为他们已是最高技术,而要更新就必须开发研究,而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引进技术,只要优于国内现有技术新可提高生产率,而引进成本是低于开发成本的。中国的资本积累是30-40%。美国是20%,按人均收入来计算资本拥有量,中国是美国的1/35。在几十年内,中国的资本拥有量可以超过美国,日本的发展是按自己优势的, 是通过引进技术来实现的。

  软件技术的提供是人力资本密集型的产业,主要是程序设计,新这一点而言只要有发达国家的教育水平,就可设计出和他们一样好的软件,差距主要在于设计出的软件能否适应市场, 这个差距的解决应该是由国外软件商提高产品概念,国内设计师可制作。印度、智利、爱尔兰 、以色列基本发展都是好些。我们也可以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