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冯小刚拍的片子，都去不了广州进不了上海，何况是香港人要拍两边讨好的片子？ “你不要问我如何报名参加香港电影金像奖，你先把电影拍好再说。再说，你拍电影又不是为了这个奖。”
香港金像奖主席文隽，不，前香港金像奖主席，自从今年的“辞职风波”之后，他的手腕上就换了另一只手表。而在过去四年，他一直戴的是有金像奖标志的手表。
“我一口答应了做这个主席后，发现花在上面的时间太多了，现在卸任了，有松口气的感觉。”正好他也一直在杭州、上海间跑来跑去筹备新片《婚礼》，六月中开拍。
这是一个动作敏捷，作风务实，表情慧黠，性格直率的男人。香港电影很好看，他的故事可能比电影还有趣。但他“不会告诉你的”。
文隽熟读各类杂志，并且绝对分得清《南方人物周刊》和《南都周刊》，比记者本人更了解这个行业。如果你对某部电影露出白痴一样的表情，他毫不掩饰他对年轻人善意的失望和宽容：“你做记者才三年，我做了三十年，年轻人，有天分，够敏感，最重要的还是要勤奋，会不会记笔记……”
作为表率，他掏出随身带的小黑皮本，左边是“八荣八耻”，右边是黄巢的《菊花赋》，还有他东一耳朵西一耳朵听来的荤段子。他熟知坊间各式八卦，更重要的是，他知道哪些能说，哪些不能说。他懂得江湖，既彪悍又细腻。
在一寸一寸移动的出租车上，他甚至提起幼时家贫，一边上学一边做家教，却酷爱读书，发奋写文只为糊口，早上7点钟导演要剧本，晚上就要写出来……他的港式普通话既流利又诚恳，但这样的前世今生，只得一瞬间――北京的暑天太热，车流太密，时间太紧张，不适合追忆。
香港逼仄，文隽虽然生得身材短小，却作为监制、制片、编剧和经纪人，在充满名利是非、快意恩仇的江湖中获得好评。很多人知道舒淇当年的成功转型全赖文隽摆平，《阳光灿烂的日子》是“晓庆姐”在做头发的时候，他坐在后面听她讲起，才得以成就12年前的大导演姜文。
他还是《古惑仔》系列、《华英雄》等“打片”的幕后推手。在《大内密探零零发》中，他放下当年金像奖主席的身段饰演“紫禁之巅”的搞笑的陆小凤，并且令很多学生不能忘怀《玉蒲团之官人我要》。他喜欢开玩笑，随时随地，有着生动、脱跳的表达能力。他快言快语，希望你和他一样思维敏锐，便于感同身受。在暴晒的阳光下他微微皱着眉心。他事务繁忙，远不止都市报上每月他所提供的60-70篇专栏。
文隽争分夺秒，不肯浪费时间，我们的访谈时段包括咖啡馆之32分40秒，出租车上的35分2秒，演播室里21分50秒，出租车上又28分13秒，最后茶餐厅之33分钟。只谈电影，不谈江湖。
“京广中心”是怎么样的一个招待所？
17年前的一个寒冷冬天，文隽第一次北上，“那时北京黑黑的”。他也没想过，1990年之后，他会和北京结下不解之缘。
“1990年，你知道多敏感的日子。那时候，不是很多人愿意回来的。对我们这样的香港仔来说，祖国大陆是遥不可及的地方，是不可能回来的。我儿子是在加拿大出生的。那时大家都说，赶紧去加拿大生小孩子，给他将来留个后路。”
1990年冬天，太原的乔家大宅开拍《大红灯笼高高挂》，文隽所在的出版社到太原给巩俐拍“卸影集”，完事后到北京，转机回香港。到北京住的是京广中心，他心里小声嘀咕，“京广中心”是怎么样的一个招待所？是不是也和太原的一样，10点以后就没电了，也没电梯的？很久以后他才知道，京广中心便是北京最高的建筑了。
“那时北京还是黑黑的。东三环都是黑黢黢的白杨树。”“我一个人，”文隽说，“在电梯里，忽然一个女仔对我露齿而笑。我知道初到北京，还没有当地人认识自己，这一定是香港人无疑了。”
他原本就天生好奇活泼，每到一处都会查找地图，，找好吃的，好玩的地方。他于是巴巴地对女仔说，“你今天约谁吃饭吗？你无论和谁吃饭，我都跟着你好吗？”
女孩说好啊，等下班和经理吃完晚饭，就去卡拉OK吧。文隽没想到北京还有卡拉OK，又惊又喜。“结果一进门，十桌有四五桌叫我的名字。原来他们都是在北京工作的香港人。他们晚上坐自行车带我去北海啊，三里屯啊，充分满足了我的好奇心。”
“那时我刚好在北京筹备一个片子叫《告别紫禁城》，罗文、莫少聪演的。1991年的春天在北京筹备批文（那时电影还是协拍的），常住在亮马河。有一天，从颐和园回亮马河的路上，天上挂着很安静的月亮。我心里想，我脚下的每一寸土地都是一段历史。我在东交民巷走过，想当年溥仪就跑到这里，也是感慨颇深。我们上学的时候，根本没想过去看圆明园、紫禁城。我必须利用我当导演的机会，好好在大陆跑一次。”
“1992年我拍的第二部片子叫《狭路英豪》，这是姜文和万梓良主演，周晓文拍的，后者当时被认为是第五代导演里最有商业头脑的导演，拍过《疯狂的代价》、《秦颂》等。我参考的是美国的《午夜狂奔》，中间还在北京飞车。利用这个片子，我到内蒙古、广州、武汉跑了一圈，和姜文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
我有幸是这么棒的片子的制片人
正是有这一段因缘，才有了刘晓庆跑到香港，为姜文《阳光灿烂的日子》拉投资。
“她在兰桂坊弄头发。她说，文隽啊……我就说，哈哈哈。”
“我也认识王朔，他曾经有两本书《我是你爸爸》和《动物凶猛》的繁体字版是我出版的。我认为《动物凶猛》去除文革背景后，其实是一个青春成长故事，即便在国际上也是可以被接受。我认为这个题材的故事可以拍。”
“我见过很多人，有些人拍电影是为了生活，有些是为了赚钱，有些是为了得到某些荣誉，我们后来看到很多拿奖的电影，心里都会很奇怪：为什么会拿奖？
但我觉得姜文是为了电影而生的。你和他聊天，他五句话里，有四句是在谈电影，他的才气和热情我都很认同。
他后来出书谈这个片子的诞生，说香港的投资人逃跑啦，还有人说，文隽在拍三级片，其实，那是他们在调侃。哪有那么容易就拍三级片呢？其实我在跑他们超预算的100%的资金。
《阳光灿烂的日子》后来算了一大堆账，原本我们的预算是一百万美金，后来是两百万美金，超了100％，后来的很多钱都是我垫出来的。我都没当一回事，因为我有幸是这么棒的片子的制片人。”
“1995年，有两部国产片是最火，一部是《阳光灿烂的日子》，一部是《红樱桃》，听说票房都过了几千万。”
人物周刊：有人说，你策划的《我的兄弟姐妹》与你的本色风格如《古惑仔》完全不同，明显看出你是在刻意经营――依照内地电影生产的游戏规则，精心炮制，旨在面对内地大众（见石竹青的《流年光影――香港电影：“七九新浪潮”之后》），你同意这一看法吗？
文隽：从上世纪80年代起，与电影创作有关的工作我都做过，什么类型的片子我都做过。我20岁出头，就给张国荣、陈百强写电影《喝彩》，也写过武侠片等各种题材的剧本，国产片我是驾轻就熟。《省港风云》、《停不了的爱》、《风云》，这样的题材都是“男盗女娼”。
1991年在北京拍戏的时候，听说有一个片子非常好看，观众哭得一塌糊涂，叫《妈妈再爱我一次》，卖拷贝赚了很多钱。我心想，这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是一个悲剧吗？我也能做得到。
当时我监制了《决战紫禁城》、《我爱777》等片子，我想拍一个悲剧。就有人说，不要拍，万一赔钱，这就是我们老板的悲剧了。我看过一个美国片，在冰天雪地里把弟弟妹妹送给别人家。这个给我印象很深，这就是我为什么选在哈尔滨拍的原因。你要悲剧写得好，就要把这些主角写得很快乐，很开心，这样家庭分开的时候才会特别可怜。
1992年，香港人回大陆拍片子，都是拍武打片， 不关心生活，但是我拍的《狭路英豪》讲的就是北京的公安去追击香港的大盗。我早就知道这些游戏规则。什么迎合，都没关系，我有那么笨吗？其实《我的兄弟姐妹》就是一个1991年的灵感，酝酿很久的念头。
很多新导演对我说，文隽，我拍这部片子，我一定要拿奖。这些都没必要的。导演俞钟就没有说这样的话。我看《我的兄弟姐妹》的样片，没有音乐，没有效果，我都感动得泪流满面。
最大的限制是内地电影没有分级
人物周刊：我们这一代人，很多人是看香港电影长大，有些人就是“录像厅”一代。
文隽：现在香港电影在内地老百姓的心目中越来越淡出了，确实是没有一部香港电影你们是非看不可了。你们过去看录像，看电视，那时没有选择。就像我们1960年代初的时候，我们也沉迷于日本的偶像。到了70年代香港就有了自己的偶像。现在你们已经有了自己的偶像和明星了。你们有了李宇春、蒲巴甲、新的林黛玉了。
有些事情不能回头。香港电影要回到80年代的繁荣期是不可能的。现在没有一部香港片他们非看不可。时代已经改变了，网络世界到来了。
人物周刊：CEPA出台的时候，很多香港电影人都说这对香港电影发展有很大作用，这几年看来，效果怎样？
文隽：内地市场开放的时候，每个香港导演都在想，哇，发了，只要每个人出一毛钱，我们就发了，结果过去这么多年，符合两地口味的，成功的很少。其实你想想，连冯小刚拍的片子，都去不了广州进不了上海，何况是香港人要拍两边讨好的片子？
我1990年就回大陆，深入地方，读历史，看新闻，交朋友，非常八卦，如数家珍，我能把中国历史从长征一直说到建国。我了解国家，一方面有一些限制，一方面也努力在开放。当然有种种原因，步伐没那么快。
无厘头，武打片，古惑仔，恐怖片，怪力乱神，都是香港特色，回归后，拍电影还是有很多限制，比如不能拍鬼片。
我们问电影局的领导，为什么不能拍鬼片？领导说，我们国家十几亿人口，大部分人在农村。那些人知识程度不高，如果我们说有鬼的话，他们会相信的。这是我们一直不能够拍鬼片的原因。
香港在内地拍片，最大的限制是内地电影没有分级。好像8岁到80岁都能看，其实导致很多片子不能拍。如果电影局先把分级制度施行的话，这是最大的帮忙。
放弃两地讨好的片子
人物周刊：在合拍片的政策和内地市场口味的双重驱使下，你怎么看待现在的香港电影的本土性？
文隽：我拍过一部片子叫《我的美丽乡愁》。我的想法是，打工妹身份，女白领的身份，广州背景，两种类型的人，算是迎合了吧？可是效果不大好，档期与《英雄》同期。我的意思是说，有智慧、有想法的人都会判断错误，更何况，躲在香港炮制，加一点内地因素，这怎么能轻易成功呢？
其实讨好两地观众的题材，就是讨好全世界的题材。那就是大片，比如《黄金甲》、《无极》、《七剑》，古装大片，都没有本土色彩。如果又想讨好两地，又有地域局限性的话，成功的几率比较低。如果你不拍大片，能把本土色彩拍到位，就是优秀的。比如陈果的《香港制造》。但不是所有的导演都可以做到这样。
最近的香港片有些索性放弃了大陆的市场，返回了80、90年代初的香港电影，比如恢复无厘头的搞笑，郑中基的电影《我爱模特》、《龙威》，叶念琛的《十分爱》。内地的《疯狂的石头》，就是一个地域性很强的片子，可是它就很成功。这说明我们要放弃这种两地讨好的想法。
人物周刊：内地很多观众以及媒体对《英雄》这样的大片有质疑。
文隽：从《英雄》开始有两个突破。第一，原来中国电影在票房能得到这么一个高峰，两年5个亿，在之前这是不可思议的。之前只有《泰坦尼克号》好些。
第二，我们发现了音像市场是很大的。《英雄》的音像版权卖了1000多万。当年《我的兄弟姐妹》别人才给我十几万的版权费，我宁愿不卖。《英雄》就卖到了这么高的价钱。
现在看电影不是惟一的选择，还有网络世界，游戏，卡拉OK。如果不是大片的话，谁会去影城看电影？
我们可以批评大片的水平，但是对拍大片的商业模式要认可。你看《蜘蛛侠》为什么在美国这么好，那是他们操作好。我们并不是要反对大片，而是要求大片的制作水平。我们能拍大片的导演也实在太少了。陈凯歌拍《无极》，谁又想到这是那个当年拍《霸王别姬》的陈凯歌呢？
人物周刊：你认为香港电影有什么优势？
文隽：这十几年来香港电影有些没落了。其实香港电影的影响一直限于亚洲市场，东南亚和华人地区，在国际上一直没什么优势。中国人不是英语世界，东方人在好莱坞是少数民族。
我们现在很容易想到巩俐和章子怡。但都是男人电影，说是女主角，其实也不大重要，她们能拍到《艺伎回忆录》，如果不是这个电影，能遇到什么样的还很难说。
香港电影在国际上这十年来要感谢几位优秀的人才，比如说陈果、王家卫、杜琪峰、徐克、吴宇森、刘伟强。
为什么某些香港电影人会受到好莱坞的重视？那是因为香港电影固有的元素，武打、动作片等。最明显的例子是袁和平到了美国拍《二十一世纪杀人网络》。包括周润发，到了美国也得走动作和功夫的路线，演文艺片如《安娜与国王》没多大影响。陈可辛的《甜蜜蜜》，很优秀的文艺片，但是不能离开华人世界，美国人怎么能够理解两个大陆人跑到香港呢？
（实习记者郑廷鑫对本文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