丛晓燕家住广州郊区番禺的一个社区,今年年初她生了一个女儿,夫妻俩十分高兴,从内地过来的公公婆婆却不大一样,“虽然嘴上没说什么,不高兴都写在脸上。”原来,先生家三姐弟,她先生最小,上面的姐姐和哥哥都生了女儿,公公婆婆盼望添一个孙子。
“我不知道女儿有什么不好,小区里大家都说‘生儿子好听,生女儿好命’,儿子调皮,一辈子操不完的心,女儿听话,长大孝顺。”在丛晓燕看来,现在的女孩一点不比男孩差,先生的侄女和外甥女,今年一个考上了重点高中,一个考上名牌大学。她自己也是活生生的例子,在一家广告公司做总监,比老公挣的还多。
在男尊女卑的思想还在一部分人身上根深蒂固之时,另一部分人,主要是城市白领和年轻人,早已将此成见抛至九霄云外。在他们看来,今天的女性非但不弱势,而且在与男性的竞争中表现出咄咄逼人的势头,几十年的妇女解放运动后,昔日的第二性正全方位地挑战男性的霸权地位,比如她们的学习成绩、社会活动能力、经济收入、职场表现。现在,女人是工人、商人、知识分子、政府官员……她们成为男人的应聘竞争者、同事、上司、老板……曾经作威作福的男性,倒有沦为第二性的趋势。
这已然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在中国,女性掌握着超过40%的私人企业;今年早些时候,女性在美国历史上首次在劳动力中占据主导地位。目前,大多数经理都是女性。女性获得大学学位的人数是男性的1.5倍。在日本的企业中,凡是公司的女性雇员超过一半者,其获利皆为企业平均值的两倍。
几年前台湾《商业周刊》进行的《台湾女性地位认知调查》中,86.2%的民众认为,女性能力比男性优秀的情形会越来越普遍,在交叉分析后也发现,平均每 3个男人就有1人感受到女人对他们的威胁,超过9成受访者认为,女性能力比男性强只会越来越多,显示台湾女性对自己的能力深具信心。调查中,61.9%受访者表示,可以接受男人在家当“家庭主夫”,太太则在外面赚钱养家,其中以30至39岁的接受度最高(67.9%),大学以上教育程度者则超过7成(72.4%)。
女性已“攻上男人权力与财富的山顶”,女性在社会各领域中皆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女上位”时代到来?
孙亚菲以前是采访别人的,现在却经常被人采访,在记者圈的幽默中,这是“成功”的表现。
尽管孙亚菲表示自己“离成功还差得很远”,在短短一年半内,她和妹妹孙多菲创办的奢侈品折扣网站“第五大道”已经赢利,好几家风投找上门来。
70后孙亚菲的人生经历颇为生猛,充满着变化、跨界和冲劲。她做过机关会计、新闻记者、华尔街的投资人,现在又自己创业。
2001年至2004年间,孙亚菲在《中国新闻周刊》和《南方周末》做时政和社会报道,理性严谨的文风,让很多人以为她是男性。2004年,孙亚菲从《南方周末》以访问学者身份赴美进修一年,后来又修得商业硕士学位。2007年美国金融危机显现时,她投了上千份简历,走了上百家公司,最终进入华尔街一家对冲基金工作。2008年,她被派往北京任中国区投资总监,一万五千美金的月薪让孙亚菲成为“金领”。进入2008年下半年,工作迅速变得清闲。一天见几拨人,连续喝好几杯咖啡的日子,让她觉得非常要命。
就在这时,妹妹孙多菲从美国归来看奥运会,触发了孙亚菲的创业灵感。她回来的时候带了很多奢侈品,堆了一屋子,一两个星期就在时尚论坛上卖光,赚了两万多。这让孙亚菲领教到中国奢侈品市场潜力巨大。
孙亚菲创业的梦想也随之清晰起来:把纽约第五大道那些林立的高楼里的奢华物品搬到网上,创立一个网上的奥特莱斯(outlets)。她通过大宗购买的方式,整合了Louis Vuitton、Gucci, Chanel、Coach、Calvin Klein、Guess、Prada等品牌的销售商和供货商,使其商品的常年折扣在20%-80%左右。“中国奢侈品市场目前有20亿美金,这是一个巨大的市场,我们只要分一小杯羹,前景都会很好。”孙亚菲姐妹信心十足。
很多人对孙亚菲放弃百多万年薪的美差感到不解,但这对于孙亚菲来说,不过是追随内心梦想的又一步。在孙亚菲的经历中,从未有过小看自己性别的念头,她的雄心或者野心,丝毫不输男性。
“我们CEO也是女人。人特别谦和,完全不是霸道型。她特别低调、体贴,职位再低也乐于跟你沟通。以前的男性高管就不会。”李琳说。她37岁,是一家银行公关部经理。这个强调沟通和情绪控制能力的部门现在是女人的天下,她的办公室里只有一位男性。
不止是商场上,在大学教职和科学界,女性也开始攻坚男性的堡垒。1977年出生的颜宁在留学美国时,获得2005年由Science杂志和GE Healthcare评选的“青年科学家奖”,2007年被聘为清华大学医学院教授,成为清华大学最年轻的教授和博士生导师。在生物学科里,男女比例平均来说能达到1:1。但是在研究生阶段,无论报名和录取人数女生都占大多数。“因为生物既不像理论物理那么偏理科,但又不是文科,另外探索生命的科学有时候还是包含了很多感性因素。我们说那些喜欢理科但又懒得做劳力的女生都跑来学生物了。” 颜宁说。尽管如此,到大学教授这个阶段,女性的比例骤降。颜宁估计她的专业里教授男女比例大概是5:1到10:1。做到院士、长江学者这类的女性比例就更少了。不过情况正在发生变化。
甚至在第三世界国家,女性也藉由微型创业,尝试挣脱一代传一代的贫穷。在孟加拉、墨西哥等地设立“乡村银行”,贷款给妇女的创业基金成功率远高于男性,且因偿款率几为百分之百,令传统银行大为惊讶。联合国仿此模式在中国天津推行的贷款,甚至排除男性的参与。
日本的高龄化、少子社会,同样将解决方向指向提高女性经济参与度。有研究指出,日本经济长达20年未复苏,跟女性劳动力未被适度释放有关。日本劳动省估计,少了妇女参与,经济成长率每年少了0.6个百分点。而雇用女性超过一半的企业,平均利润为所有企业平均值的两倍。
“当女性的才华与当今时代的要求一拍即合之时,正是女性叩开权力大门之日。”大卫•乔吉恩在《唤醒的权利:女性如何实现领导角色的转换》一书的前言中如是说。哪些才是领导才能呢?人们曾经认为,领导人应该有闯劲和竞争意识,如果是男性领导,自然要求得更多。但是心理学方面的研究表明事情没有这么简单。在模拟谈判的实验室研究中,人们发现在果断和竞争意识方面,巾帼不让须眉。男性往往以霸道的方式发号施令,而女性则往往把对方的权利考虑进去。两种风格有异曲同工之妙。心理学家爱丽丝•易格利和琳达•卡里在她们合著的《穿越迷宫》一书中这样写道。
一份2008年的论文试图量化女性为主的管理风格的影响。哥伦比亚商学院和马里兰大学的研究人员分析了1992年到2006年排名前1500位的美国公司的数据,最终得出了公司表现与女性参与高级管理之间的关系。女性居于高位的公司表现更好,如果公司追求研究人员称之为“强有力的改革策略”的话,这一点就尤为明显。研究人员认为,在追求“强有力改革策略”的公司内,“建设性和协作尤为重要”――这正是未来经济的写照。
经济模式的变化与男性的困境
在孙亚菲的“第五大道”里,女性员工占据80%,这与公司主营奢侈品业务有关,也与公司强调沟通与服务的经营模式有关。在孙亚菲看来,第三产业的发展,适合女性的新职位增加,以往的经济模式强调男性的权威或者体力,现在的经济模式则适合女性与人沟通的特长。
正如汉娜•罗欣在《男人的终结》一文中所说,后工业经济无关男子的身材和体力。那些现在最被看重的特性(社交智慧、坦诚沟通、安静地聚精会神)至少不被男性所掌控。事实上,男性的特征正好与此相反。在印度贫困地区,女性学习英语的速度快于男性,能够应对全球新呼叫中心的需求。去年,约翰娜•西于尔扎多蒂当选冰岛总理,是世界上第一个公开同性恋身份的国家领导人,她的竞选宣言明确反对男性精英,声称将摧毁该国的银行业系统,发誓要结束“睾酮时代。”
管理大师彼得•杜拉克曾预言:知识性的工作已经跨越了性别的界线。50年前,当他收的第一个女学生毕业时,他颇费了一番功夫,才帮她找到一份像样的工作;现在,他却很有把握地提出:女性将越来越在每一个管理的阶层与男性一争长短。彼得•杜拉克认为,跟“自我(self)”有关的领域,女性会特别杰出,例如人力资源等服务领域,而金融及工程领域也会有很大的提升。
与此相适应,女性在接受教育方面迎头赶上甚至超越男性,更让她们在知识经济时代如鱼得水。1980年代,中国的在校女大学生只占30%,现在大学女生在校率是48%,逼近平等。在美国,今年,每当有两位男性获得学士学位,就会有3位女性获得同样的学位,而她们获取的硕士与博士学位已超过半数。
美国男性在未来10年最具增长前景的15种职业中只占了两种:门卫和计算机工程师。除此之外,其余工作全被女性占据:护士、家庭医疗助理、儿童保育、烹饪。美国进步中心的希瑟•鲍施伊认为,这些新工作中,大部分都是“女性曾在家中免费做的事情”。没有一件工资特别高,但对于工人阶级来说,这些工作稳定地增加汇总成了一种经济,并且更适合女性。
男性曾经以具有冒险精神、敢于竞争而倍受青睐,现在,由男性主导的金融业最近发生的巨大灾难让人反思,这种优势和他们的体力优势应该一同逐渐被现代经济模式淘汰。在美国大衰退中遭受失业困扰的800万人中,有3/4是男性。打击最沉重的都是具有男性气质的行业,例如建筑业、制造业和高端金融业。研究者开始探究睾丸激素和过度冒险之间的关系,想知道在某种原始的荷尔蒙作用下,男性之间是否会互相刺激做出不计后果的决定。这种景象是传统性别图示的生动反映:男性和市场的关系是非理性和情绪化的,而女性和市场的关系是冷静和稳健的。
这与“第五大道”CEO孙亚菲的看法不谋而合:“以前大家都说女性是情绪化的,但从我的观察来看,女性在生活上情感上可能比男性情绪化一些,但在工作上,她们的理智和责任心一点都不输给男性。”
“女生太会念书、考试了,奖学金都被她们包了,我们以后到社会上怎么和她们竞争!”在学校能亲耳听到大学男生哀怨。不难想象被老师奚落只会沉迷游戏机和足球的男生自暴自弃的趋向。(关于男生在学校里的失落,见下一篇文章《学校里的“第二性”》)
男性在学校里沦为第二性,这种趋势从校园延续到了社会。不过,也有相对谨慎的看法。
“现在不是谁超过谁那么可怕,只是分工不一样了。女性也是在自己擅长的领域更强势,比如银行业女性多,但IT业还是男性多。男人不必那么紧张。”李琳说。“这是一个上升期。以前女性跟男性差距更大,现在只是这个差距缩小了一点,大家就觉得有问题。但我觉得目前还是女性处于弱势的多。可能大家观念陈旧,对女人预设有问题。”
女主外男主内又何妨
在孙亚菲的圈子里,有一批大龄剩女,她们不少是收入不菲的金领,相貌也不差,按大众的标准是很优秀的,但为什么未婚?孙亚菲说,“这个群体的女性对于男性物质上的要求很少,对她们来说最重要的是一种精神上的共鸣,而对于到这种程度的女性,她对于生活的理解、认知、知识面、见识、眼界已经到了一个很高的程度,而这个时候能跟她在精神上产生共鸣的男性其实就不多了。可能也有很多,但是却都是已婚了。”
孙亚菲认识好些条件不错的女孩子,她们的男朋友最终都是外国人。“中国男性会愿意跟你交朋友,但他一定不会把你看做是婚恋的对象,”孙亚菲说,“首先我觉得男性还是有一些传统的观念在,也许是一种自卑,就是必须男强女弱。还有就是中国男性对于女性的年龄很在乎,都喜欢20多岁的,越年轻越好,包括很多比较成功的男性,他也会倾向于那种易于控制的女性。我觉得中国女性更多的像是男性的名片,炫耀的资本,中国的婚恋关系不像国外是那种私密的、属于自己体会的。”
几乎所有接受我们采访的事业有成的女性,都能够容忍自已的男友或先生收入比自己低,甚至可以是女主外男主内的模式。33岁的清华大学医学院教授颜宁目前还未婚,“我每天忙得半死,我希望这个人会享受生活要带我去平衡生活才行,我希望他很会做饭,很浪漫。现在我回头看以前可能错失了一些机会,这些人现在来说更适合我,但在当时那个年纪我觉得不适合。我完全不介意女主外男主内的家庭模式,这都是个人的感受,何必在意别人的看法呢。至少我知道我的朋友里面有这样的案例,他们生活得很幸福。” 颜宁有个朋友,她的丈夫在别人看来事业上不如她成功,但她很崇拜她的丈夫,觉得丈夫很有深度。“很多东西不要以惯性的眼光去看。到一定程度你可能会变成不在乎社会舆论的人。”
“定义成功、强,这些都太难了。其实男的也应该对自己宽容一点。某方面不成功去寻求另外的价值,我认为这没问题。”李琳说。为什么男人不能接受弱势呢?为什么男人不能接受比女人挣得少呢,这才是问题。还是男人对这个变化接受程度比女人差。
女性处于优势,那会是一番怎样的景象?现在我们已经可以看出些端倪。在美国,历史上首次出现了30至44岁年龄段的女性大学受教育程度普遍高于男性的时代。1970年时,女性收入仅占家庭收入的2%-6%。而现在,典型的工作太太提供了42.2%的家庭收入,4成母亲(许多是单身母亲)是家庭里的主要经济支柱。对母亲是否应该工作的问题争论不休。美国进步中心(the 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的海瑟•布歇辩解道,“因为女性有工作。这种‘他挣钱,她持家’的理想家庭将不会再存在。”
尽管不少女性可以接受事业没有自己成功的男性,不可否认,她们对伴侣的要求整体上还是提高了。汉娜•罗欣说,自从70年代,婚姻这个词的含义就已经完全改变。特别是,女性收入已成为决定一个家庭更上一个水平还是停滞不前的主要因素。越来越多的女性因为找不到收入、学历相当的男性,而干脆不结婚。在美国,1970年,30至44岁间的女性结婚率为84%,而现在下降了24个百分点。
传统顺序颠倒,在之前的地方出现严重的裂痕。日本是对“食草动物”感到恐慌的民族,年轻男子拒绝从事父辈那些劳力工作,而喜欢一些园艺,爱组织甜点派对,日常行为带点卡通少女气质,不爱性生活。而这一辈的年轻女孩子们则被称为食肉动物,或者是捕猎者。
“两性的互相渗透,同质化没那么可怕。互相学习彼此的长处,性格上雌雄同体最有魅力。我觉得最进步的标志是尊重个体选择,如果社会环境是宽容的,每个人都可以理直气壮地进行选择。比如男的如果细腻一点不至于遭到嘲笑,觉得他没有男子气概,女的如果勇猛一点大家也能接受。无论男权女权,如果变成一种强加的意识就很可怕了。女权意识不是消灭两性差异,而是正视、承认两性差异,彼此尊重,也允许别人有不同的选择。这才是真正的解放,不一定要所有女性都力争上游。”李琳说。
西蒙•波伏娃在《第二性》中脍炙人口的一句话是:女人不是生就的,女人是造就的。其实,这句话何尝不适用于男性?
(马维博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