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则柯并不是那种爱赶场爱抛头露面的“明星经济学家”。他与公众的接触更多是通过文字，早些年他在《羊城晚报》、《南方日报》等媒体上写了几百篇介绍现代经济学常识的文章，将“囚徒困境”、“零和博弈”等概念介绍给公众。他热衷于对社会发言，却不乐于输出自己。
他坐下来，快速翻阅着《南方人物周刊》，皱着眉头对我说：“要是你写一个人怎么受委屈，将会吸引人，可我并不委屈。我也不愿意在读者中，显得有什么了不起。”
在“知识分子的职责”、“启蒙”这样的词汇面前，他小心翼翼，“我觉得和读者，和学生交流非常愉快，”他并不想把对公众发言解释成一种沉甸甸的使命。
有人称他为中国“最有面子的经济学家”。后来在世界银行任首席经济顾问的斯蒂格利茨于1992年访问中国时，到王则柯家中交谈，并为中大学生免费讲座。200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纳什到中国演讲，他是演讲的主持人。
要是你问起他与这些“名人”有哪些交往，他也许会首先“澄清”：“不，不，我与他们之间并没有什么私交。”
年近古稀的王则柯头发花白，每天坚持游泳500米。
“党叫干啥就干啥”
1942年，王则柯出生于浙江温州，6年之后随父亲来到中山大学。他的父亲王季思是中国著名戏曲史论家、文学史家。
在中山大学，他们一家人住在陈寅恪家的楼下，常见这位双目失明的老人在白色小道上踽踽独行，小伙伴们流传着他受斯大林尊崇的故事；在“反右”之前那些尚算平静的日子，他听到父亲和中文系的教授们谈诗论曲，听他们津津有味地回顾上海过来的评弹演出，描述一位小姐如何从楼上走到楼下，唱了半个小时。“反右”运动开始，教授们从此命运各异。
在少年时代，对于父亲的戏曲研究，以及他的文学戏曲圈子的聚会，王则柯不以为然。“那时我们崇尚科学救国。庸俗的说法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我们非常幼稚地认为国家的富强不靠文学和戏曲。”
高考时，有一半同学被动员报考国家急需的专业和机密专业。尽管王则柯一直是班级学习委员，还是全校“二级”劳动积极分子，却被排斥在召集名单之外。他毫无怨言，报考了最不机密的北大数学系，“党叫干啥就干啥”，“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到了北大之后，他学高深的拓扑学，师从江泽涵教授和姜伯驹教授。
我在北大数学系学习时，住学生宿舍里面，积极响应不要浪费电水的号召。有一天，我走过一间宿舍，发现有同学拿熨斗在烫什么，就向团支部反映了情况。最后才得知他们准备参加一个帆船比赛，要把帆布烫平。我自己做过这样不近人情的事情。
通往自由之路
1978年，王则柯回到中大，任教于数学系。时逢改革开放，一切都在重建，他思索着如何把数学专业和实际联系起来――在刚刚结束的“文革”中，他的专业“拓扑学”因“没有实际用处”，“不能服务于社会”而遭受批判，这曾使他倍感困扰。这一年，在一次国际图书展览会上，他了解到拓扑学在国外的数理经济学研究中有了很好的应用，便萌生了去外国学习的想法。1981年，他终于得以前往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主攻数理经济学，在那里结识了著名的华人经济学家邹至庄教授。
两年之后，王则柯归国。其时，许多年轻经济学者思考着国家的经济变革。著名的莫干山会议，张维迎等人提出了“价格双轨制”，并被国家高层接受，从价格改革开启了国家经济体制的改革。对此，王则柯说，是的，他们很了不起，但是在1990年代之前他们所做的，只能是如何提出政策建议得到政府高层的认同，未能进入教育层面。那时，在大学校园里，“所谓‘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依然牢牢地占据着课本和教室”，改革者甚至得小心翼翼地把他们市场导向的改革建议包装成与旧的意识形态相容，以使它能够被接受，被实施。
1988年，中山大学组建岭南学院，王则柯受命开讲名誉院长邹至庄建议的微观经济学。他是国内最早将原原本本的现代经济学带进大学校园的人。他反对当时势力强盛的那种“政治经济学”，批判“不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坚持“物以稀为贵”才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坚持拆毁理论的条条框框，回归常识。
1990年12月吴敬琏到中大访问，让王则柯找到了知音。
吴教授就在学院的小会议室和我们座谈了一个早上，我越听越感到共鸣。吴教授讲的，竟和我心里面想的完全吻合。1989年之后，对于改革开放怎么走，出现了大返潮：中国不能搞市场经济和必须回归计划经济的声音很大。吴老师提出苏联的瓦解和东欧的剧变，不是因为他们搞了市场经济，恰恰是因为他们市场经济没有我们搞得那么好。而当时主流的说法是，苏联之所以垮，是因为没有坚持计划经济。吴老师这一论断的理论基础，就是现代经济学。吴老师的讲话，让我看到理论的力量，看到理论是怎么跟实际结合起来的。当晚我躺在床上，兴奋地跟我太太讲吴老师的来访。回顾过去的大半生，我只有两次这样的震憾。要知道，当时中山大学学报的头版论文，还在煞有介事地“论证”中国一定不能搞市场经济呢。由于吴敬琏教授的到访，我感到底气足了许多，认识到正如吴教授所说的，我国市场导向的改革，已经跃过了临界点，虽然还会有反复，但是已经不可能倒退回去。
王则柯申请入党二十多年，一直未被接纳。1992年，当他从越洋电话中知道有机会邀请后来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来校演讲时，国家教委不许外国人随便走进大学校园的命令，还贴在学校布告栏上。命令规定，外国人进入大学演讲，必须预先通过审核。电话里面，他当机立断，决定即使被控“违反纪律”，也要安排斯蒂格利茨的中大之行。为此，他接到过质问的电话。“可是这次访问的反映很好，中山大学岭南学院两位优秀的本科毕业班学生，还得到斯坦福大学的全额资助，直接到斯坦福大学攻读博士学位。这真是破天荒的事情。”
“这样的纪律会扼杀掉创造和机会。要是困守于这样的纪律，这个事就办不成了。类似这样的经历促使我慢慢地形成尊重自己的判断的行为取向，事情只要是对的，对学生、学校和国家有好处，就应该去做，就应该努力促成。”
1990年代，他开始向媒体投稿，从老百姓身边的小事说起，从自己的事情写起，向大众普及市场经济的观念和基本原理。1997年开始，他在《南方日报》连续发表了一百篇普及博弈论的文章，后来汇编成《博弈论平话》在北京出版。
“现在，囚徒困境，零和博弈这样的概念老百姓都能够用了。”王则柯为此感到高兴。
“体制外吃香”
王则柯在校园度过他大多数时光。在学校里，他显得特立独行。他的学生、华南师范大学副教授陈友芳这样概括：体制外吃香，体制内不吃香。在学术的名利圈，他得罪太多人了。他公开批评那些假装与国际接轨，把新兴的“信息经济学”安装到信息产业的经济学者；他不遗余力地批判“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被视为经济学垃圾的“清道夫”。
另一位博士生黄文平则说，“中国大多数课题都被大佬们所垄断，然后割猪肉般分配到下一级资源掌握者。拉拢到一些学术代言人，就能把课题跑来。”在他的印象中，王则柯从来不屑于“跑课题”。
博士生的眼中，这位老师有些令人生畏。退休前，王则柯每周都要抽出半天时间，组织学生讨论，让学生汇报近期的读书思考情况。“他十分严厉”，陈友芳回忆，汇报的前一晚，他几乎紧张得彻夜难眠。但他感谢这位老师，让他见识到了“真正的经济学”，而以前学习到的，都是“负数经济学”。
王则柯讨厌被功利和礼节扭曲的人际关系，甚至有些不近人情。节日时，陈友芳给老师发去祝福短信，却接到回复：你怎么也学别人做起这种事；而已到浙江财经大学任教的黄文平，在路过广州时，给老师送了茶叶，王则柯拒不收礼，直言不讳：你到浙江这几年学问没好好做，社会不良风气倒学得很快！
而王则柯的“不讲关系讲原则”，正是当年黄文平报考他的博士生的原因，“我当时一点关系也没有，很多老师都会把名额提前内定给别人，但王老师不会这样。”
黄文平说，“很多老师和研究生合写文章，研究生做了主要工作，老师却把成果占为己有，或是把自己署名为第一作者，可王老师从不。”王则柯曾和本科生欧瑞秋合著《图解微观经济学》，当时，欧瑞秋并不知道王则柯已经注意到他，“有一天，他来找我，问我要不要一起写一本书，我就答应了。”书出来后，颇有反响。有人在微博上给王则柯留言，表示看了《图解》很受用。王则柯则指出――初稿是学生完成的，学生是第一作者。
对于大学教育，王则柯持续发出批判的声音，本科评估时，他直指某位教育领域的官员是“洲际捣蛋”，他又呼吁让这个主义那个思想的课程退出大学生必修课系列。
他喜欢给本科生上课。在新生开学典礼上，王则柯如是说：
崇尚高贵，就是要做高尚的人。崇尚高贵，我们有理想，不浮躁，不需要看人脸色；崇尚高贵，我们目光远大，而不是小肚鸡肠……
对话王则柯
人物周刊：您如何看待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
王则柯：我觉得知识分子是应该承担社会责任的，但知识分子怎样承担社会责任，不是只有一种模式。每个人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吧，做他有兴趣有优势的事情。也要体谅一些静心做学问的人。
曾经有北京的学者跑到广东来，讨好地说广东很好，在广东他什么话都愿意讲，在北京就不能这样讲。这种话都能讲得出口的人，我非常看不起。如果你是一个学者，你有什么不能讲的呢？如果你不是老想着升官争权的话。
人物周刊：1990年代您开始在报刊上向大众普及经济学，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王则柯：在别人看来，我做这种事情的好处很少，因为在体制内它不算入考核内容。幸运的是我很早就晋升为教授了，另外我也不想当官，所以比较有底气这样做。邓小平同志南行讲话，历史重新选择了市场经济的时候，老百姓也需要这方面的知识。我觉得能和公众沟通，能够有助于表达社情民意，这样的工作还是有价值的。
人物周刊：普通百姓缺乏现代经济学常识吗？
王则柯：我觉得不能够这样说。经济学最根本的问题，是关于资源和商品的价格是由什么决定的问题。历史上，老百姓都知道物以稀为贵，这和现代经济学的价格理论完全一致，那就是资源和商品的价格是由它们的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的。我写的东西，许多都可以说是把老百姓本来就有的想法尽可能清晰地表达出来。在中国，司马迁早在两千多年前就表达了后来被亚当•斯密概括为“看不见的手”的思想。他说，人们依赖农民耕种得到食物，依靠虞人开出木材供他们使用，依靠工匠做成器皿满足他们的需求，依靠商人输通这些财物供他们选购。这难道还需要政令教导征发人民如期集会来完成吗？人们各自以自己的才能来行事，竭尽自己的力量，以此来满足自己的欲望。因此，物价低廉，他们就寻求买货的门路，物价昂贵，他们就寻求销售的途径，各自勤勉地致力于他们的本业，乐于从事自己的工作，如同水向低处流，日日夜夜而永无休止，他们不待召唤自己就这么做，物产不需征集百姓自己就生产出来。这难道不是合乎规律的吗？
可是过去几十年里学校学的那一套，硬说资源和商品的价格是由凝结在其中的劳动价值量来决定的。这种“劳动价值决定论”，完全是强加在我们学生身上的不科学的东西。在这么一个错误的观念指导之下，我们的资源的价格，被人为地定得非常低。所以，尽管我们国家经济发展得比人家快，但消耗了太多的资源。只要你关心周围现实，只要你用自己的眼睛观察，用自己的头脑思考，你就会明白资源和商品的价格不是由劳动决定的。实际上，“物以稀为贵”是任何一个老太婆都懂的道理。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我做的就是经济学根本问题的拨乱反正，让人们回归常识。
人物周刊：您曾说要拨开“人文关怀”的迷雾，要警惕滥用人文关怀和终极关怀这样的说法。经济学和人文精神也有关系吧？
王则柯：经济学和人文精神有很大关系。想想司马迁吧，希望这有助于拉近我和高举人文关怀旗帜的学者的距离。本来，经济学体现的，恰恰是人文关怀，是一些人把经济学和人文精神人为地对立起来。
十几年前，我国许多地方都有过“文明伞”现象，就是在一些公共场所借伞给老百姓，强调必须不收押金，不必签名。结果雨伞的回收率很低。当时，一些人就抓住这个来批评市民素质低。
但是在我们经济学者看来，这个制度设计本身就是有问题的，制度不应该设计得诱发人的阴暗面。可是为什么有些人一定要这样做呢？就因为中国有一种“士大夫传统”，就是有一种“无监督崇拜”，总是希冀靠人们的道德自觉来代替法治，梦想建立一个“凭良心，无监督”的谦谦君子国。可像文明伞这种做法，是违反经济规律的。政府和企业的行为，都要有利于发扬市民潜在素质好的方面，而不是诱发消极的东西。
人物周刊：您曾说岭南学院的学生比较高贵。这是经验还是理想？
王则柯：既是事实，也是理想，而且更多地是理想，值得向那个方向引导。前些年有人鼓吹对于“大师”，学生们就应该顶礼膜拜。真是恬不知耻！但我们这里的学生对“大师”的反应，就没有像其他一些大学那样狂热。我在开学典礼上对新生说，你可以欣赏一个人，但要有自己的尊严；你们可以欢呼，但是不要失态。有人曾经讽刺中山大学是山中大学。我反过来说，如果这指的是人家一呼、我们未必百应，那没有什么不好。我们就是要有自己的尊严。
人物周刊：广州被认为是一座世俗城市，您觉得这里有培养高贵的土壤么？
王则柯：如果要说广东人的世俗，是否可以概括为他们关心的是自己的钱包，不大关心别人钱包。老是眼红别人，那是不自信的表现。我想，这种世俗就是他们小小的尊严。有尊严是高贵的基础。
人物周刊：大学与一座城市的关系应该是怎样的？
王则柯：城市要以大学为荣。自从20世纪初年现代意义的大学在我国出现以来，大学一直是社会的思想库，是社会的精华所在。可是现在，这种关系是颠倒的。这要从1950年代把知识分子踩倒在地并且踏上一只脚说起，改变并不容易。
人物周刊：您认为自己做过的最有价值的事情是什么？
王则柯：认真教书，努力普及现代经济学。我普及的经济学，可以在老百姓心里生根。
人物周刊：您和世俗生活保持着距离？
王则柯：恐怕不能够这样说吧，至少我不想这样。我也希望能够在各个阶层交上许多朋友，只是有时候觉得成本太高。现在一些社会风气已经影响到学校，以至于不会喝酒不会应酬，在学校就会失去不少东西。我不想刻意迎合这种风气，还是怎么快活怎么过。
人物周刊：您向往“远山在呼唤”的境界，能否具体说一说？
王则柯：我只有这件事说不清楚，包括是谁首先这么排列“远山在呼唤”这5个字也不清楚。一天，“远山在呼唤”这么5个字突然就顽强地降临了，抓住了我，让我感到神圣。我虽然是无神论者，却也只能对自己解说道，这可能是上帝的意旨。我去过河北内蒙交界处的坝上草原，回来听着巴桑演唱的《天路》，感动得流眼泪。没有道理可讲，就是觉得这与心灵向往“远山在呼唤”的境界有关。听李娜演唱的《青藏高原》也是这样，她唱得那么好。李娜出家了，我内心主要不是可惜，而是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