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鲁平 整理/钱亦蕉(记者) 1997年6月30日晚上,我就在香港会议中心,整个晚上我们所有人都没有睡觉,因为在1997年7月1日凌晨零点,英国的国旗要降下来,我们的国旗要升上去｡看到我们的五星红旗升上去,我真的掉眼泪了,非常激动｡我在港澳办十几年,天天就盼望这一天来到……
10年前的7月1日,香港终于结束被英国统治的历史,回归祖国怀抱｡曾亲历中英香港谈判的原国务院港澳办公室主任鲁平,回忆往事,向我们讲述香港回归过程中艰难曲折､波澜起伏的难忘故事｡
新界租约
1979年3月,当时的香港总督麦理浩来北京,他是来谈新界地契的租约问题的｡这个《新界租约》是不平等条约,我们是不承认的｡但是就算按照这个《新界租约》,租期也只有九十九年,到1997年7月1日前三天(6月27日)就应该结束了｡
麦理浩这么早来提这个事干嘛呢?这其中有个土地买卖的问题｡新界如果要卖地,地契上会有个期限,一般买地的话,你至少要有五十年的期限吧,所以他要求把这个地契能够跨越1997年｡他已经感觉到存在这个问题了,新界地契卖不出去了,所以他们英方自己内部呢,已经在琢磨这个问题该怎么办｡那么就有人出了这么个主意,说,你不管北京那边怎么想,我们反正偷偷地把这些契约跨越1997年就行,北京也不知道｡英国人挺懂外交的,不会有这种算盘的,这不是英国人想出来的,是香港人出的主意｡
后来这个办法为什么行不通呢?因为我们北京方面始终是密切注意这个问题的｡那个时候,我们外贸部在香港有个华润公司｡英国人出了一个馊主意,在新界有个叫天水围的地方,批了一块地给华润公司｡这个地契上的期限就是跨越1997年的,这是他们偷偷干的｡我们知道以后,就跟华润公司说,你一定要把这个契约退回去,不能要这块地!再便宜你也不要,这是立场问题｡
所以麦理浩来北京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他企图来试探一下｡他提出来的方案是,希望能够在英国管治期间,新界这个地契的契约还是有效的,他就是不提1997年,回避1997年,他希望我们默认它,就是1997年以后还是继续让他管｡麦理浩把他这个想法直接对小平同志说了,小平同志当时说,这个主权问题没有讨论的余地,香港是我们的领土,主权一直是中国的｡当初黄华同志在联合国的时候就已经代表我们国家声明,香港是中国的领土,不属于殖民地｡在适当的时候,我们会采取适当的方式来收回香港｡当时就这么表态的,所以联合国一直没有把香港列为殖民地｡到1997年怎么解决,小平同志讲无非两种办法:一个是维持现状,怎么维持现状,他也没有更深一步探究;一个是我们会把它当作一个特殊的地区,采取特殊的政策来保护投资者的利益｡"特殊"在这时出现了,但当时还没有确定一国两制这样的想法｡他对麦理浩说,你回去,可以跟大家说,请投资者放心,不管到时候怎么样政治解决,我们一定会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小平同志就强调这一点,讲到这里为止了｡
港督麦理浩认为,邓小平留有很大的余地｡所以他回香港后,英国人还是抱有幻想｡1979年7月,英国外交部正式发文提出,要求将新界土地契约期限能够跨越1997年｡那么这个事情就逼到我们头上了,逼着我们决策了｡
一定要收回
我们开始研究这个问题到底怎么办｡当时我们征求了很多香港人的意见,廖承志同志亲自见了很多香港人,小平同志也见了很多香港人｡那个时候,绝大部分人还是希望维持现状,最好不要动｡我们内部也有两种意见,一种就是干脆维持现状,默认,把它拖下去就算了,另一种就是还得要收回｡
后来我们内部就开始研究,我们觉得第一个方案行不通---维持现状行不通｡因为1997年《新界租约》已经满期了,如果满期了我们不收回,怎么样向老百姓交代呢?而且英方对香港也有个限制规定,叫英皇制诰､皇室训令,也只限定英国在新界的管治到1997年6月27日为止｡同时考虑到台湾问题(其实台湾问题是当时我们最先考虑的,也是考虑得更多的),我们既然要和平统一,为什么香港到期不收回呢?小平同志就讲,我们过去一直没有收回香港,但老百姓信赖我们｡如果到了1997年,我们再不收回香港的话,老百姓就要责问为什么不收回香港?老百姓就不信了嘛｡我们不能做第二个李鸿章｡
那时还没有一国两制的说法,我们说的是"保持香港资本主义制度",有中央在后面给我们撑腰｡要在十年前谁也不敢提"资本主义",如果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我们这些首先就是"走资派"---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但是,那时是在1979年的样子,所以对香港采取这个政策,给他们很多优惠｡你从上海来讲,上海每年财政结余要上缴多少,而香港财政不上缴,也不征税,这些优惠多了｡因为回归以后,能够保持香港繁荣稳定,对我们整个"四化"建设有利｡
当时我们内部提出来保留香港资本主义制度这样的考虑之后,没有回应给麦理浩和英国政府｡一直拖到1981年3月,廖承志同志就带着我们几个人到外交部,找了黄华同志他们,一起讨论这个问题｡当时我们两个部门会谈的时候,就决定一定要收回香港｡
1981年12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专门讨论国务院港澳办和外交部上报的关于收回香港的构想｡在这个书记处会议上,小平同志就拍板,同意我们的意见｡要我们提出具体的方案来,方案前提就是"一定要收回"｡但是怎样保持香港繁荣稳定,1997年采取什么政策,要一些更细节的东西､更具体的方案｡当时廖公已经和我们一起研究过了,有个粗线条的东西｡当时很形象化的,就是把国旗换一换,英国旗下来,我们五星红旗上去,马照跑､舞照跳,就是有这么一个概念---它的资本主义制度保持不变,生活方式也不变｡
两年期限
在撒切尔夫人来华､中英正式会谈之前,她派了一个掌玺大臣艾坚斯又来试探｡小平同志见他时,我们的方案已经交上去了｡所以,小平同志对艾坚斯明确提出来,我们到1997年一定收回香港,主权问题是没有讨论余地的,但是我们对香港会采取特殊政策｡
英国人听到邓小平表态了,很着急｡所以到1982年9月份,撒切尔夫人亲自来北京,还企图来说服邓小平｡她说服的理由是什么?她说你们不能这样啊,你们要是收回香港,香港整个要完蛋啦,香港人信心完全丧失了,香港要大乱了,香港再也不能保持繁荣稳定了｡香港不能保持繁荣稳定,对你们"四化"建设也有影响啊,说不定会产生一个很大的灾难｡国际上对你们中国也会动摇……邓小平就打断了她,说:你说是由于你们英国人的管治,香港才能繁荣,我说不是,香港繁荣是香港人他们自己创造的｡只要我们1997年以后政策对头,香港的繁荣一定能够保持｡你说我们宣布收回香港会造成很大波动,我估计小的波动会有,大的波动就不一定……当然不排除这时发生意外的事件,香港发生动乱｡如果我们双方根本谈不拢,中国将考虑接收香港另外的方式和时间｡这句话,撒切尔夫人听了以后,马上脸就煞白了｡她不傻啊,她知道小平同志讲的什么意思,什么叫做另外的方式､另外一个时间｡当时英国刚刚在马岛打了胜仗,她的气焰来的时候很高｡在马尔维纳斯群岛打败了阿根廷,她的声望也在上升｡所以小平同志说,"我们不是阿根廷,你说有可能波动,造成大的灾难,如果真的发生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就要有这个决心作出决策来｡我们不怕｡所以主权问题是不能讨论的,我们一定要在1997年7月1日收回香港｡现在关键在我们1997年以后对香港采取什么政策,我们讨论这个问题｡第二个要讨论的,是怎样维持1997年以前的过渡时期,使得香港能够平稳过渡｡这两个我们可以讨论,主权问题没有讨论的余地｡"小平同志讲得很绝的｡"这个问题不能再拖了,最多两年的时间,我们就要宣布对香港政策了｡"所谓宣布对香港政策就是我们宣布收回香港,那时对社会还没有讲这件事,定了两年的限期｡
撒切尔夫人走出人民大会堂时出现了一个意外,摔了一跤｡她那时真是没有想到小平同志这么强硬,她自己是铁娘子｡她穿着高跟鞋,走出大会堂,下台阶,不知道怎么踏空了一步,啪的一下摔倒了,我们的人马上把她扶住｡
撒切尔夫人回去了以后,到了香港,就跟香港政府内部通报了这个情况｡只有少数香港上层官员知道,但是马上就出现了黑色星期五,香港的股票跌停｡她就拿这个来威胁我们,就给你看点颜色---你看,你没收回,只这么一个消息就会这样｡
舆论压力
1982年起,中英双方开始了长达两年多的谈判｡我当时是代表港澳办去参加的,但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港澳办还没有公开,我们这个机构是不挂牌的,英国人不知道,所以我的对外身份是外交部的西欧司的顾问｡我就拿这个身份去参加谈判的,又继续像在做地下党工作一样｡
小平同志说的1984年9月份的这个限期,英国叫最后限期,我们叫死期｡我们说"死期"快到了,你们赶紧啊｡正是大热天,我们那个时候空调也不好,大家都汗流浃背,通宵地来谈,就是为了赶这个死期｡赶到最后,大家还是在9月份达成协议了｡
双方针锋相对,但主动权还是在我们手里｡因为到了1997年,有个《新界租约》放在那儿,他不交还的话,我们也不同意他的新界地契跨越1997年｡如果新界到时候交还给我们,整个香港是生存不了的｡发电厂､水库､铁路……这些都在新界,新界占整个香港面积的百分之九十,香港､九龙如果没有新界,根本没有办法生存｡所以当时我们是强调,不但新界要交还给中国,香港､九龙也得交还给中国｡后来很被动了,他们又出了一个名堂,用治权来换主权｡主权还给你们,但是还让他们英国人来继续管,千方百计要保持英国在香港的影响｡
与此同时,撒切尔夫人就调动整个国际舆论来对我们施压,那时国际舆论是一边倒的｡欧洲这些国家好一点,主要是美国,美国那个时候整个舆论是对我们完全采取否定态度的,对一国两制根本不信｡后来《Fortune(财富)》杂志出了一期,封面上就是"香港已死"这几个大字｡我们看了以后,就觉得这个问题一定要做国际舆论的工作｡我们就推动香港人组织了一个"明天更好基金",专门到各国去解释我们对香港的政策｡
我们跟香港人一起到美国,到欧洲,到东南亚好多国家去解释｡我记得我们有一次到美国国会找他们一些议员谈,这些议员就是美国亚洲委员会的,应该是对中国的情况比较了解的｡我们去跟他们解释对香港的政策的时候,我谈到我们对香港采取特殊政策,讲到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他们财政也是独立的,司法也是独立的｡我说将来这个香港,一个钱也不用上缴给中央,我们也不在香港征税｡这些议员听了,说,真的吗?我说当然是真的,他们不相信｡照理这些议员应该很了解,事实上他们根本不了解｡
我觉得小平同志对这个事儿的态度十分决绝,甚至在香港两天的会见中,我们都能够感觉得到｡1984年6月22日,他首先是会见了香港的工商界人士,6月23日会见钟士元､邓莲如､利国伟等三个人｡他们三个人都是行政局(行政局是港督的一个咨询机构)的议员,钟士元是首席议员,他是企图来说服我们维持现状的,不要收回香港｡他说是代表了香港民意来的,因为行政局是代表香港民意的｡小平同志一上来(我们事先也跟他汇报了)就跟他们说,你们不是代表香港民意来的,你们是代表英国人的利益来的｡人家还没有张嘴说话呢,就被他堵住了,他一下子就给他们来个下马威｡因为那个时候英国人企图以香港民意来对我们施加压力,而香港刚开始的时候,民意对香港回归还是有各种各样的顾虑,这个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大多数的香港人那个时候还希望能够保持现状,希望英国人继续管治｡小平同志就清楚地讲了,我们虽然说是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但是什么样的港人来治港,我们是有条件的｡一定要由爱国者为主,当然也可以有一些中间的,甚至有一些偏右的也可以,但是要以爱国者为主｡什么叫爱国者,他讲得很清楚,第一是要尊重自己的民族,第二真心诚意地拥护香港回归祖国,第三不损害香港的繁荣稳定,后来又加了一条,不损害国家利益｡只要符合这些条件,不管你是相信资本主义也好､封建主义也好､奴隶主义也好,就可以｡
艰难进展
整个谈判过程是非常艰难的,有时候甚至感觉要谈崩了,谈不下去了｡比如说联络小组的问题｡我们说在过渡时期,应该要成立中英联合联络小组,有这么个平台,有这么个途径,双方经常磋商,使香港在这个十三年里面平稳过渡｡但是联合声明签署以后,这个小组设在哪儿呢?原来是说,我们这个联络小组,既然是香港平稳过渡,当然设在香港了｡这个问题提出来以后,他们非常紧张,坚决反对｡我们说这个是必要的,为了香港十三年内不要发生大的波动,能够真正平稳过渡｡而且这里面有个衔接问题｡他们根本上就反对这个小组,因为联合声明是讲在1997年以前由英国人来管治,在1997年以后交给我们来管治,所以他们强调你别来管我这个十三年的事,这个是我英国人自己的事｡我们说这个不是我们来管你的问题,我们就强调我们这个联合小组不来干预你的管治,不会形成第二个权力中心｡他们最怕会形成第二个权力中心｡由于他们开始反应很强烈,所以后来我们做了些妥协｡小平同志后来就说,联络小组进驻香港的时间可以推迟两年,不但推迟两年,而且可以延长一些,到1997年以后还可以继续待一会,一直到2000年1月才解散｡就是说1997年以后一段时间英国人还可以在有些问题上通过联络小组来谈｡
一些问题很复杂的｡再比如说国籍的问题,你知道香港人口袋里有好几本护照呢｡到了1997年7月1日以后,哪些人算是中国国籍､中国人啊?因为我们基本法规定,行政长官､主要官员,必须要由中国公民来担任的｡什么叫做中国公民?谁是中国公民?好几本护照你怎么算?从我们国籍法来说,是不承认双重国籍的｡对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像这些问题都要在1997年以前,大家一起商量来解决的｡
这里面还要提提廖承志同志,廖公起了很大的作用｡首先是他下了决心,然后小平同志拍板｡廖承志对香港太熟悉了,他在香港关系很多,有很多香港的朋友,在香港也住过一阵子｡而且他又是广东人,他可以直接跟香港朋友用广东话沟通,所以香港人对他很亲切,廖公在香港威信很高｡他后来在病床上,已经在吸氧了,喘不过气来,还是一直在关心香港问题,一直在问我们｡小平同志呢,他不但拍板,而且事无巨细｡很多具体的问题,他都是亲自给我们一些指示｡举一个例子,我们说1997年以后我们要以法律来保护外资在香港的利益,他看了这一条,说这个不够,为了使英国人放心,你们首先要突出英国｡所以我们后来是这么写的,就是我们要以法律保护大不列颠王国和其他外国资金在香港的利益,特别强调了英国｡这个例子就很具体,而且的确很起作用,因为毕竟英国人大量利益在香港,只要把英国商人这些公司稳定下来,整个香港的形势就会稳定｡
签署联合声明
1984年12月19日,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再次来到中国,下午5时30分,中英联合声明在人民大会堂正式签署｡签署联合声明的时候,这个铁娘子当然不是心甘情愿的,她把香港看作皇冠上的一颗明珠,她绝对不甘心这么乖乖交出来的｡所以她还是千方百计地想在1997年以后继续保持英国在香港的影响｡这一点呢,我们也不全部否定她｡小平同志讲的,还是要让她(主要是英国人)有信心,能够留在香港,所以我们对英国的这些大公司,汇丰､太古……,做了大量的工作,让它们稳定地留下来｡
就算在签署联合声明之前,两个国家各自发表了一个像是公报一样的文件,英国方面在公报上面的措词还是跟我们的不太一样｡他们就说到1997年7月1日以后,把香港交还给中国｡我们就说到1997年7月1日,我们要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这里面很有学问的｡有些人说收回主权,这是不对的,因为主权一直是属于我们的,我们对不平等条约始终是不承认的｡问题是香港被英国人强占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不能在香港行使主权,1997年7月1日,我们要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并不是收回主权｡这里面有很大的差别｡
当时英国人是不甘心的｡联合声明以后,1989年以前,应该说我们跟英方的合作还是不错的,而我们的方针也是跟英国以合作为主､斗争为次,很多事情有商有量的｡我那个时候,跟当时的港督卫奕信两个人经常接触｡他不方便到我们这里来,因为他说英皇制诰规定的,港督离开哪怕半天也要刊宪,也要指定代理人｡他不方便来,那就我去｡那个时候是怎么去呢?也没有通行证,也没有什么护照,什么也没有｡我们这里就用车把我送到罗湖桥中间,他那边的车来接我,下车上他们的车,然后过了桥,上他的直升机,把我送到他的粉岭别墅｡就在别墅里面我们两个人谈一些问题,经常采取这个方式｡谁也不知道,都是保密地谈,好多问题是在这种个别接触当中解决的｡
过渡期风云
中英联合声明生效后,香港进入了过渡期｡然而,过渡期里的香港并不太平｡
本来,香港基本法起草工作进展比较顺利｡但到了1989年以后,英国人在后面做这些香港委员的工作,当时这些香港委员就整个翻案了｡通过的条文他们都不同意了,已经三分之二多数通过了,他又不同意了,那个时候搞得我们很紧张｡我们基本法起草有好几个小组,有一个经济小组､一个政治体制小组,政治体制小组开过会以后,这些香港委员就在广州花园酒店自己开一个记者招待会(那个时候每次开会,都有大批的香港记者)｡实际上已经通过了,他们却说我们不同意,公开地表示不同意,搞得我们很被动｡差不多已经要到1989年底了,1990年3月人大就要开会,一定要通过｡怎么办呢?我们就找了这些香港委员,一个个给他们做工作｡为什么必须要循序渐进,不能太快､一步登天,给他们讲这个道理,反复跟他们解释,一个个把他们争取过来｡最后当然我们也另外又做了一些修改,把直选议员也适当增加了一些｡当时有些香港委员还是很好,他们也提了各种各样的方案,所以最后总算还是三分之二多数通过了｡
那个时候我们确实很紧张,那几个内地委员,我们下死命令,这次开会你们一个都不能缺,不管你们怎么样,一定要来参加｡一个都不能少,一票都不能少｡我们一票一票地数,估计谁会投反对票,谁会投赞成票｡在国外的,我们出了飞机票钱,让他们临时赶回来,投了票再走｡基本法160条,一条一条表决的,很艰巨的一个工程,整整花了四年八个月,修改了一百多条｡1990年,基本法在全国人大高票通过,我当时看着这个荧屏上高票通过,我真掉眼泪了,掉了几次眼泪啊!
但是到了1990年,港英方面又突然提出来一个所谓玫瑰园计划,就是花1270亿来建一个新机场｡事先也没有给我们打招呼,我们根本不知道｡当时我们的态度是,启德机场已经饱和了,你们现在建新机场我们不反对,我们赞成的｡但问题是,你花了1270亿,到1997年6月30日,你能留给香港特区政府多少财政储备,我们关心的是这个问题｡你不要把钱都花光了,香港特区政府没法过日子｡所以江泽民同志讲的,"不要你请客我花钱"｡我们说你留给特区政府多少财政?他说50亿｡50亿不是美元,是港币｡我说你开玩笑,你50亿港币让香港特区政府怎么过日子?那个时候百废待兴,根本没办法过日子的｡我听撒切尔夫人还说过,他们从来没有在香港挣过钱｡她当然不是直接从香港政府那里拿钱了,她通过英国公司拿钱回去,这些工程都包给英国公司,特别是顾问公司,通过这个途径把钱拿回去｡
我们研究分析以后,我们说我们不采取主动,我们稳坐钓鱼船｡为什么呢?因为你这个工程是跨越1997年的,你这么大的工程,肯定要向银行贷款的,大部分贷款要在1997年以后才偿还｡那么,1997年以后谁来还这个钱?如果没有我们的承诺,银行不会贷款的,银行肯定不会借给你钱｡所以我们说我们不担心,现在他不理我们,到时候一定来找我们｡后来果然这些外国银行纷纷来找我们,要求我们承诺将来特区政府一定能够偿还这笔债务｡因为那个时候特区政府还没有成立,当然要我们替特区政府来承诺,我们说我们不能承诺,我们根本不了解这件事情,英国人根本没有跟我们商量,我们怎么能够承诺?所以他一个钱都借不到｡
但是这个事吹已经吹出去了,老是动不了工,所以他就着急了,骑虎难下,就主动来找我们了｡我们说,我们关心财政储备,你50亿绝对不行,谈来谈去还是谈不拢｡那个时候英国外长叫赫德,也来找我谈,还是谈不拢｡到后来这个僵局怎么办呢?怎么打破呢?他的确是骑虎难下,所以后来梅杰(当时英国首相)不得不亲自插手,派了一个首相政治顾问柯利达(原来是驻华大使),秘密地经过欧洲绕道到北京来找我们谈｡中央就指定我跟他谈｡
我们两个人在钓鱼台关起门来谈,外面什么人都不知道,香港方面都不知道,所有传媒也不知道,不透风地谈｡我就一直跟他说不行,后来跟他讨价还价,这个就像老太太在菜场上买菜一样的,一点点挤牙膏｡挤到最后,他说:"鲁平先生,250亿到顶了,我实在是不可能再多了｡"我算了一下,联合声明规定的,1997年前香港卖地的话,它要分一部分给特区政府,那么我们那个时候有一个土地基金代特区政府保管这笔钱,到了1997年7月1日,我们要把这个钱全部交给特区政府｡这笔土地基金,我问了一下,到1997年的时候估计可以累计到700亿到800亿,那么再加上这250亿,可以凑成1000亿｡我估计一下1000亿虽然不多,但是勉强可以过日子了｡
我请示中央以后,中央也同意了,这个数目就定下来了｡但是最后大家达成协议要签字时,里面有一条,这个"新机场谅解备忘录",要两国政府首脑在北京正式签署以后才生效｡谈到这一条他不干了,说不同意,我们首相不能到北京来｡我说你来的时候,曾经透露过你们首相可以到北京来签字的,怎么你现在出尔反尔?他就啪一拍桌子跳起来,说:"我没有说过"｡我也跳起来了,我说:"柯利达先生,我要不要把记录拿出来给你看?你还想不想谈?如果你不想谈的话,现在请你就回去｡"那个时候我是估计到他不会走的,他绝不会功亏一篑､空手而归的,因为现在首相亲自插手了｡他为什么会跳起来说不同意呢?因为1989年以后西方对我们封锁,这些国家的首脑一个都不来｡所以我要打破这一关,他看我态度这么坚决,马上软下来了｡"鲁平先生,对不起,我刚才态度不好｡坐下,请您坐下来,我们坐下来再好好谈｡"他说能不能采取另外一个办法,我们两国政府的首脑到欧洲哪个第三国去签,我说这个像什么话,什么叫第三国?这个事情跟第三国没有关系｡这是我们两个国家的事,跑到第三国去不三不四,怎么跟外界解释这个问题｡最后,他说我这个定不了,我要请示首相,但首相现在不在伦敦｡我说不在伦敦,你找他呗,你是他顾问,你知道他在哪里｡"你打电话",我说｡他出去了一会儿,不知道真打了还是没打,结果灰溜溜地回来了,他说首相同意了｡那么我们两个就草签了,草签了以后,我们开香槟酒相互祝贺｡他就举杯,说:"鲁平阁下,你是中国利益的最好的捍卫者｡"我说:"柯利达阁下,你是英国的利益的最好的捍卫者｡"就这么达成协议了｡
后来就通过这个谅解备忘录,我们中国政府做出了承诺,1997年以后这个债务问题怎么办｡有了我们的承诺,贷款问题解决了,新机场就顺利地建起来了｡
所以我常常说,英国人搞外交的时候很精的,很有经验的｡英国人跟美国人不一样,美国人比较粗线条,而英国人跟我们谈,他是像下棋一样的,走一步他要看两步,我说我们要走一步看三步｡
最后的港督
1992年7月份,英国派来最后一任港督彭定康｡他上任以后,出现了很多麻烦｡因为英国方面认为原来的港督卫奕信太软弱,对我们不够硬,所以他们要换马｡彭定康这个人可以直通首相,卫奕信是外交部的人,他要请示的话首先要报到外交部,彭定康可以绕过外交部,他是个强硬派｡
卫奕信我跟他关系一直很好的｡他临走的时候,我专门邀请他到三峡去走了一趟｡他说他三峡没有去过,我说这么多年你没有去过三峡,我陪你走一趟｡我是专门给他送行的｡我们关系很好,现在我们还保持联系｡
但是彭定康一来就不一样了,这个人是一个很精明很能干的政治家｡一是英国的整个对华政策起了一个变化,他个人的因素也有关系,他要对中国开始强硬,就发表了一个他的所谓政改的方案｡事先也没有跟我们打招呼,就把原来基本法规定的全都推翻了｡7月份上任,10月份他就到北京来,向我们推销这个方案｡那么我就跟他说,你这个方案根本就把原来我们的直通车方案全部推翻了,整个破坏顺利交接､平稳过渡｡他拼命推销这个方案怎么好,我说这个绝对不行｡那个时候我压了一张牌没打,什么呢?这个直通车方案是我们跟英国互相经过外交途径磋商达成的协议,这里面有两国外长交换的七封信件为证明,有文字为据的｡我估计他不知道有这个七封信,因为他跟外交部关系不好｡最后我就把这张牌打出来了,我说,彭定康先生,中英两国外长交换过七封信件,你知道吗?他听了,问旁边的人,有吗?旁边的人说,有｡他不知道｡所以我说,你这套方案叫"三违反"方案,一个违反了联合声明,一个违反了基本法,一个违反了两国外长交换的七封信件｡结果这个人就是很强硬,他还坚持那个方案,不欢而散｡那个时候我就很火了,我们基本法已经通过了这个直通车,他把整个直通车破坏了,给香港造成一个很不稳定的因素,给我们造成很多的困难｡所以他一走,还没上飞机,我就开记者招待会｡我谈了这个过程,当时我就说:"彭定康这个方案提出来,整个破坏了我们平稳过渡､破坏直通车｡香港人是希望直通车的,我们这个直通车是得人心的,他这个是不得人心的,他是个千古罪人｡"
后来我们不得不另起炉灶,成立筹委会的预备机构和临时立法会,所以到现在我还是认为他是个千古罪人｡我后来就没有再跟他打过交道,我们彼此不来往｡所以他在香港这么多年,就这一次到北京来,其他地方都没有去过｡他意欲何为呢?在这个最后的过渡时期想干吗?他要强干,他要民主防共,防止我们干预,用民意来压我们｡他走了以后写了本书《EASTANDWEST》(东方与西方),在这本书里面,他把在香港的这些大老板痛骂了一顿,他说这些大老板就是为了跟中国做生意,
所以到北京去朝拜云云｡他是坚决地反对外国资本到中国来投资的,他说你跟中国投资就是助长了中国的这个共产主义｡所以说,他对中国实在太不了解,他对我们中国的形势估计错误｡问题就在这个地方,我生气就生气在这里,他以为我们一定要垮,我就做给你看,你看我做得成做不成｡当时在谈判桌上,我就对他说,你要这么硬干下去,我跟你奉陪到底,你看看到底最后谁能够胜利!
第一任特首
1996年,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行政长官的推选工作开始了｡
当时一个是董建华､一个吴光正､一个杨铁?,还有一个李福善｡李福善是个法官,吴光正是个商人,杨铁?原来是香港的大法官---香港的最高法院的院长,还有董建华,四个人出来竞选的｡当时我们的态度是,让他们四个人自己去竞选｡
我们没有公开地推荐任何一个人,内部我们研究,这四个人呢,谁当选我们都能接受｡所以香港那个时候传中央已经钦定了,我们说你们不要相信这些话,我们反复地讲,没有中央钦定这个说法,完全由香港你们自己来通过推选委员会选举产生｡
那个时候,第一届特区行政长官,连提名都是保密的,我们谁都不知道谁提名的｡因为香港人他有顾虑,他们不愿意公开我提了谁的名｡我们考虑来考虑去,想出一个办法,就是用两个信封｡外面的那个信封里面再套一个信封,提名的人这个票,是放在里面那个信封里面,外面信封有他自己签名,完了里面的信封不签名的｡我们拿到以后,外面的信封拿掉,里面的信封再拿出来统计,所以我们也根本不知道谁提了谁的名｡我们采取这个办法,所以我们一直强调:公平､公正､公开｡当然最后投票选举的时候,更是无记名投票的｡那个时候我觉得我们是做得很民主的｡董建华那时以百分之八十的票数当选,这是个众望所归的数字｡(感谢冯乔先生对此文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