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目前的城市新建过程中，许多高楼大厦建起来了、很多道路都修得很宽，而那些古老的小巷、小胡同的特色正慢慢湮灭于无形，所以我们将一些古老理念重新用于我们的金东设计之中。
39岁的建筑设计师阿斯坎?梅根塔勒（Ascan Mergenthaler），在2004年成为赫尔佐格和德梅隆（Herzog & De Meuron）设计事务所合伙人，这家瑞士建筑设计事务所因设计了北京鸟巢而饮誉全球。
阿斯坎?梅根塔勒主持过多个项目，包括西班牙巴塞罗那举行的万国文化论坛大楼和广场（2000年―2004年）、美国旧金山德扬博物馆（1999年―2005年）。协同事务所创始合伙人雅克?赫尔佐格和皮埃尔?德梅隆，阿斯坎目前正领衔纽约雷纳街56号公寓大楼（2006年―2010年）、汉堡易北爱乐厅（2003年―2011年）、赫尔辛基滨水饭店（2007年―2011年）、香港中区警署和监狱综合体改建计划（2006年―2012年）与中国浙江金东新区商业文化中心项目等，其中金东项目是赫尔佐格和德梅隆设计事务所继鸟巢之后在中国内地的第二个项目。
值得一提的是，由阿斯坎团队设计的将跻身于世界十大音乐厅之列的易北爱乐厅受到国际瞩目，其总造价为2.41 亿欧元（1欧元约合10元人民币），建筑下部由一座红褐色的废弃的可可与咖啡旧仓库改造，上部则为玻璃材质，屋顶好似巨大的倾斜状琉璃波浪，人们通过下部仓库建筑内自动扶梯，上升到37米高度的四面开放、穹顶高耸的大平台，易北河两岸景色一览无余。“赫尔佐格和德梅隆设计事务所对易北爱乐厅设计方案的最大特色是将历史与未来很好融合，这让汉堡市民为之振奋，所有人都认为作为汉堡地标，它必须建成，政府也相当支持，其中汉堡公众捐款近7000万欧元，汉堡市政府投入1.4亿欧元”，汉堡文化部长卡琳?冯?韦尔克教授告诉《新民周刊》记者。
近日，设计师阿斯坎?梅根塔勒在上海接受了《新民周刊》记者专访，言谈间紧蹙眉峰，风格一如往昔严谨。
“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设计”
记者：对你们事务所而言，易北爱乐厅项目占据了怎样的分量？
阿斯坎：对于我们赫尔佐格和德梅隆设计事务所来说，除北京鸟巢项目之外，这是目前我们的建筑事务所的最大项目了。当初易北爱乐厅在欧洲也算数一数二的大型投资项目，但类似项目也有，前几年欧洲很多大都市都斥巨资修建博物馆，最近几年风潮又变成欧洲很多大都市都疯狂建造各式各样的音乐厅或文化设施。
记者：在易北爱乐厅的设计过程中，你面临的最大困难是什么？如何应对？
阿斯坎：最大的难点是整个建筑的立面及音乐厅内部的搭建，这是我们最关注的，因为整个建筑上部使用玻璃材质，需要涂层与保温措施，还需做变形处理，这样的玻璃立面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设计，对我们而言是一个相当大的挑战。这是一个要求很高的特殊的玻璃立面，它一定价格不菲，但也不会贵得离谱。此外，易北爱乐厅底部是原有老建筑，这需要我们克服许多建筑力学方面的困难。
鸟巢会成为地标性公共建筑
记者：据说赫尔佐格和德梅隆设计事务所一大特色就是对建筑材料的选择。
阿斯坎：建筑材料只是我们的一个特质，但绝不是全部。我们对建筑总体规划、房间内部设施、相关材料的使用等诸多方面都很关注，比如，北京鸟巢并未使用特殊的建筑材料，鸟巢其实是由钢结构建起来的，它的特色也在于它的结构与整体设计。
我认为我们事务所的一个特质是，我们很愿意去尝试不同的风格，我们也从未坚持让客户都接受我们的固定设计风格。对每个项目，我们都愿花很多时间做实地考察、了解与分析，并同客户讨论，针对每个客户具体情况设计出符合他们意愿的建筑。
记者：赫尔佐格先生曾对“中国人在按照自己的方式建造鸟巢”感到不安。比如，最后鸟巢将原设计方案中的顶盖取消了。你如何看待国外设计师在中国做项目中遇到的类似矛盾？
阿斯坎：在整个设计过程中，我们都会很在意地要将中国本地一些因素融合于我们的设计中，我们也很尊重中国本地的一些改进，所以在鸟巢设计过程中，我们也预留出许多空间，希望中国当地设计师能将他们的一些想法注入这个设计中。在北京鸟巢整个建造过程中，我多次去看过它的整体情况，也参加了多次小组讨论，提出我的一些建议，只是我并非鸟巢项目主要负责人。
记者：中国有哪些让你印象深刻的艺术家？
阿斯坎：我们做项目时很喜欢跟当地艺术家共同合作。鸟巢的设计就是跟中国的艾未未共同合作的，我跟未未也是很好的朋友，金东项目我也是跟他合作，通过他，我们也认识了许多中国艺术家。
记者：你认为，2008年奥运会之后，鸟巢尚有哪些新功能值得开发？
阿斯坎：在我们当初的设计中，就考虑到鸟巢在承办奥运会之后的功能，鸟巢应该一直成为一个地标性的公共建筑。我也知道鸟巢附近的一些空地今后会有相关设计，会有一些饭店、商场逐渐兴建。就鸟巢本身这个体育场而言，也可用于承办其他公共活动，我想鸟巢会继续保留其公共功能。
我认为，对公共建筑不能进行短视评估，不能在它建造落成后一年就去评估它是好或不好。许多文化中心跟地铁是一样的，它们都是城市基础设施中的重要环节，是一个城市必需的元素。有时要做长远评价，对它要有一定的时间容忍度。
记者：你做过浙江金东项目总建筑师，你感到在中国与在欧洲做设计有哪些关键性区别？在与当地政府合作过程中，你感受到其中一些突出分歧吗？
阿斯坎：有很大区别，在中国做项目我也学到很多：我必须高效率地去工作，而且必须要很灵活地适应当地一些变化，我觉得这也是值得我们学习之处。我最近这几年参与了很多中国项目的设计，也投入了许多精力，做了很多细致的设计，但很遗憾大多数项目（建设）还未完成。在中国做项目，对我的性格与知识面有很大丰富，在与中国人合作过程中我也学到很多，这可能会影响到我以后的工作。
在做金东项目过程中，一开始我们就跟当地设计院共同做，一开始我们就很清楚中国相关法律法规，我们的整个设计过程已顾及相关标准，而且我们尽量将其设计成很简单的、不会花费很多的项目。很多情况下是有一些矛盾状况发生，我们尽量去迎合中国当地风俗、习惯及规章制度。但真正在建筑工地的开发商，他们却希望有更多的西方理念在其中。
记者：金东项目建造中，你是否注意保存一些中国元素？
阿斯坎：关于金东项目，我想讲一下总体规划，很多布局我们还是尊重中国的设计理念；此外，我们在整个区域中有两个通道，我们会设计得比较西式风格，而且这两个通道不相同，这是一般中国建筑中没有的。我感到，在中国目前的城市新建过程中，许多高楼大厦建起来了、很多道路都修得很宽，而那些古老的小巷、小胡同的特色正慢慢湮灭于无形，所以我们将一些古老理念重新用于我们的金东设计之中。
记者：现在中国不少城市正在进行“大跃进式”开发，你怎么看？
阿斯坎：中国不少城市“大跃进式”城市开发规模相当大，这种规模在目前的欧洲不可能找得到。在当下整个欧洲，类似汉堡港口新城这样的项目已是很了不得的巨大项目了，但跟中国的一些项目还是没法比。我认为，在整个城市总体规划中很重要的就是，不仅要规划现在的楼层安排，还要考虑到今后要搬进来的人们在这里的生活情况，比如金东项目，我们会考虑设计出许多大型公共空间，这些公共空间有不同特色，可以满足不同人群的休闲需求。
什么才是好建筑
记者：目前中国大规模的城市开发被称之为“摊大饼”。作为一个建筑师，你认为应该如何协调城市开发与老建筑保护之间的矛盾？
阿斯坎：我认为在整个新老建筑开发过程中要找寻到一个平衡点，我们也要认识到，一些旧型建筑的基础设施已无法满足现代人的生活需求，但在新建楼房过程中可以考虑做一些多元化设计，并顾及一些老建筑风格，没必要把所有建筑都做成标准化的、大同小异的楼宇，从而失去许多人们相互交流的公共场所，比如在今日中国，我就很少能看得到人行道。
记者：特别在上海。作为设计师，你相信“灵感”的存在吗？
阿斯坎：（笑）我想到电影《第六感生死恋》了……其实就算我不在办公室，我满脑子想的也都是设计方面的东西，有时诸多灵感都来自于一些奇奇怪怪的场合，可能不是在团队、办公室里，有时可能在饭店、在外面走路时碰到什么，或睡觉前我也可能会蹦出一个灵感，我几乎无时无刻不在工作着。
灵感在整个设计过程中绝对有体现，但灵感本身并不能创造出完美设计，还是要在肚子里多琢磨，才能做出一个很成功的设计。我们设计的成果都是供人居住的，而人们有诸多需求，你必须满足他们的这些需求，你要把灵感与实际需求紧密结合，“脑子”与“肚子”，两者缺一不可。
记者：在你看来，一个好的建筑对一个城市意味着什么？
阿斯坎：我认为，一个很好的建筑能给它所在的城市带来一个持续性的画面。一个好的建筑不应是短期凑合盖起来的，也不应只是为满足暂时需求的建筑体，它应该是能让这个城市今后一直保留某项特色，还是可以让人们很有尊严地在这个建筑中持续地居住下去；另外，一个好的建筑必须在它的建造过程中就考虑到与周边环境相吻合。
记者：你们像空降部队一样，在世界各地做建筑设计，但各国有其不同习俗，你们何以保证所做的设计能与周围环境融合？
阿斯坎：首先，我们在做所有国外项目时，都会跟一个当地设计事务所合作，包括我们这次做北京鸟巢项目时也有合作的中国设计事务所，在做中国的项目设计过程中，我们会让中国事务所给我们提供很多当地信息，让他们帮我们做这项以与中国环境吻合；再次，赫尔佐格和德梅隆事务所的设计师来自二三十个国家，做每个项目时都一定会有项目所在地的设计师参与，他们可以帮大家提供许多当地文化背景知识。
中国人愿意尝试新鲜东西
记者：你对中国哪座城市最熟悉？
阿斯坎：这是我第四次来到上海，我对上海的印象深刻，首先，我觉得上海充满活力，我感觉很兴奋；其次，我感到上海人身上一直有股往前冲的劲儿。
我对北京要比上海熟得多，北京打动我的建筑元素很多，在北京有很多让我印象很深刻的古老的建筑元素，每次去北京的胡同我都感到十分有趣，还有北京许多历史文物建筑，包括颐和园、故宫、天坛等，都让我过目难忘。
记者：在与中国建筑设计师的接触中，让你感触最深的是什么？
阿斯坎：在与中国设计师及中国机构合作过程中，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中国人很开明，很有好奇心，也很愿意冒险，我们提出一些奇特的设计理念，在很多国家，许多人会讲，“不行，这个我们国家做不了！”但在中国，许多人会说，“我们想想看，有没有可能实施。”许多中国人愿意尝试新鲜的东西，这让我很惊讶。
我认为，未来在世界舞台上的中国建筑设计师会越来越多，这是一个很正常的进程，慢慢地中国会有越来越多的优秀事务所去承接大型项目。我们事务所现在就有中国人，我也相信会有很多优秀建筑设计师到我们这里来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