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大学毕业，我分配到北京的中国艺术研究院工作。跨进那原清末恭王府有两威严大石狮子护卫的厚重的巨大红门，就听到了许多如雷贯耳的名字：黄宾虹、王朝闻、张庚、郭汉城、葛一虹、杨荫浏、李元庆、傅惜华、贺敬之、苏一平等等。个个的前面都冠有“著名”二字，顿时让人崇拜景仰之心油然而生。当然，这些大名鼎鼎的人物中有的已经去世，有的只是挂名或兼职，有的即使编制在院里，也因研究人员的不坐班规定，除了开要紧会和重大活动外，一般不来院里，因此，能让后学们有缘瞻仰真容者并不多。末了，同事压低嗓门，略带神秘地说：“还有胡风！”
胡风！这可是比“著名”还要著名的名字！
前面那些名字，由于“文革”十年，除了贺敬之，我少年时从家里的藏书中读过他的《放歌集》，还知道他是歌剧《白毛女》的作者外，其他的人就都是上大学期间才得以知道他们的名字或读过他们的著作。
而胡风则不同，我在小学二年级的政治课上就学过有关的伟大领袖语录，说他和他的朋友是一伙“明火执仗的强盗”，是“反革命集团”。那时“胡风事件”早过去了好多年，我和我的同学们根本就不知道他曾是一位著名的作家、诗人、文艺理论家、翻译家，在老师义愤填膺的批判和描述下，我们的眼前出现了一幅图像：月黑风高的夜晚，如同《西游记》连环画上的妖精一样青面獠牙的一伙人，拿着各式各样的怪武器，朝着新生的新中国，朝着我们敬爱的党，朝着我们革命人民，当然也包括我们这些未来的革命接班人，疯狂地进攻，我们能不同仇敌忾吗？
经历了“文革”，又在大学校园里接受了知识的补充，文明的熏陶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的启蒙，我们这一代人开始敢于提出自己的疑问了，对过去许多想不明白，弄不清楚的问题也有了解的渴望和认真的思考了。八十年代初的校园里有许多消息在流传，尤其是关于平反冤假错案的。于是我又一次听到了胡风的名字，说是他也平反了！这给了我们这些大学生怀疑一切的好奇和勇气：连建国后文艺界的第一大案那经过伟大领袖亲自审定的似乎是铁板钉钉的案子也成了错案，那后面还有多少冤假错案就很难设想了！
现在，听同事说胡风就在艺术研究院任顾问，而且实际上当时胡风并没有完全平反，只是不再是“反革命”了，对于他的文艺理论和所谓“小集团”仍然留着“尾巴”。而胡风和他的朋友们也不服气，还在向中央申诉。文艺界中支持者和反对者都有，还争执不下，这里面当然关系到一些权高位重的当事人。一聊开去，话题就扯远了。
由此，我倒产生了一个好奇心，非常想见胡风一面，我想知道这是怎样的一位倔强的老人，在经历了如此磨难之后，怎么还有这么坚韧不拔的意志来坚持他自己认为是正确的观点和主张。换了别人，早就被思想改造过来了。有同事笑言，胡风这个人啊，说得好听点可用屈原的“九死未悔”来褒奖，说得不好听嘛，他看了看门外，没人，接着说，可以用“死不改悔”来形容。说完，他意味深长地笑了。于是，我们几个也都会意地笑了。
一年多以后，我调到一个特殊的办公室工作，专门录音采访文艺界名人，我们戏称“抢救运动”，也就是抢救珍贵的第一手历史资料。当时许多文艺界名人都年事已高，如果不赶快开展此项工作，将来造成的历史遗憾和损失就大了。我斗胆请求把胡风列在采访名单里，起初没得到批准，说是有太多的更重要的人要采访，暂时还轮不到他。
快到1984年年底的时候，顶头上司忽然说，如果你想采访胡风就赶快去，我给你几天时间，联系成了你就去，要是没成，过了这个村可能就没这个店了。我知道上司的后一句话含义复杂，干系重大，于是赶紧去联系。就这样，我通过院办公室找到了时任胡风秘书的张晓风联系采访事宜。
晓风是胡风的女儿，瘦瘦的，衣着朴素。胡风本名张光人，晓风自然姓张，但取名晓风，可见胡风对他惟一的女儿的疼爱和期望。那时安排工作不容易，院里有不少名人或非名人的子女都以这样那样的原因照顾进来，群众对此颇有微词。晓风也算是被照顾进院的子女中的一个。当年由于她父亲的事情受到牵连，她在五十年代连考了两次大学，成绩虽然优异，却没有被录取，后来下放到农场当农工，吃了很多苦，人们对她的遭遇抱有同情，因而也少有闲话。加上她性格文静，行事低调，决不似某些依仗父母之荫的人那样张扬，相反是待人彬彬有礼，办事非常有分寸，给大家的印象还挺不错。初次交往，发现晓风还是个爽快人，我们三言两语就商定了采访日期。
采访胡风是在12月中旬，为此我和同事查找了当时在资料馆里可以找到的几乎所有资料，但实在是少得可怜，甚至连一个较完整的胡风简历都没有。鉴于当时的情况，领导给我们划了框框，关于当年“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是禁区，我们只好把要问的问题都集中在1949年前和最近的几年。
在复兴门外木樨地的寓所里，我们终于见到了胡风这位颇有传奇色彩的坚强的老人，尽管他的传奇色彩是某种无法抗拒的力量用他自己和他的家庭，还有他的朋友们，甚至是中国一代知识分子的血和泪装点的。代价是巨大的，高昂的，可幸运的是，胡风到底挺过来了，他见到了今天！
当他挺着那略略佝偻但仍不失高大、硬朗的身躯有点颤微地迈步走过来，我握住了他伸过来的手背上有些青筋暴露和一些老年斑的温暖的大手。他的头顶光光的，鬓边和脑后的头发已经白了。不算浓密的花白眉毛有几根长长地探了出来，眼睛略微有点眯着，长圆脸上带着微笑，那含着乐观开朗而夹有历史沧桑的笑容抚平了脸上某些部位的皱纹，又加深了另一些部位的皱纹，在他抿紧的嘴唇边留下了一丝自信，一丝倔强。这样的面容，这样的神情，正是我想像中的胡风！也应该是看过晚年胡风照片的人的共同印象。
站在旁边的是胡风夫人梅志，尽管她只身着布衣简服，尽管她头发灰白，韶华已过，是将近七十岁的老人了，可我还是为她的美丽而惊讶了！她的美丽不仅源于五官的和谐，举止的端庄，神情的安详，更是来自内心的沉静，眼睛中的神彩。如此柔弱的身躯，竟能顶得住那样的漫天风雨，甚至在坚强的胡风都陷入绝望的黑暗时，她却用一颗爱心燃作烛火，引领着她所挚爱所信任的丈夫走回了坚定的信念之途。许多年前，胡风曾给梅志写过一首诗《我等着你》，表达了他对她的依依深情，并描述了两人同甘共苦，相依为命而行的人生历程：
在天昏地暗的日子／我们在这条路上走过／在受难者们中间／我们的心正在滴血／滴在荆棘上／滴在尘沙里／当我的血快滴干了／我吸进了你的血温／我吸进了你的呼吸／我又长出了赶路的勇气／…… 可以说这首诗正是这些年来他们的爱情和命运的真实写照！
不难看出，年轻时的梅志是个美人儿，但是，历经了二十几年的磨难，她是如何保持住她的这份美丽的呢？也许是正因为经过了如此磨难，才更显示了她的真正的美丽以及美丽的坚强吧？
采访开始了，胡风夫人梅志和晓风也在座。我们问起了胡风走上文学道路的经过，他在三四十年代的文学活动与写作，以及当年关于“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论争。对于我们的提问，他很耐心地给予解释，一如当年他对那些年轻的文学爱好者，后来的“七月派”作家们的循循善诱。他的声音有些沙哑，有时话说得快了点，还会有些气喘嘘嘘的。关于那三十万言书和二十几年苦难，他只提了一句：“那二十几年没做什么事。”我们因为有框框在先，也就没敢往下问。但他告诉我们他还在写作……
后来我才知道，那几年，他是多么努力地勤奋写作，他想要把那失去的二十几年补回来……
胡风年事已高，身体不是很好，再说我们准备得也不是很充分，还有禁区不能涉及，所以采访不到一个小时就结束了。但不管怎么说，我们实现了采访胡风的愿望，也留下了一盒珍贵的录音带。事后，我写了一个千余字的采访记发表于外地某报，算是为这次采访任务划上了一个句号。
半年后，胡风因患癌症逝世了。因为悼词的徵求意见稿中仍然保留了早已被公安部调查清楚的所谓“政治历史问题”“尾巴”，还专门提到了“三十万言书”，说胡风“对党的文艺方针以及党的组织领导抱有一定的保留意见”等等，引起了胡风家人的抗议。在多年监禁和“伴囚”中都逆来顺受的胡风夫人梅志气愤地说：“你们这不是鞭尸吗？这样的悼词我们不能接受！”(chinesenewsnet.com) 消息在艺术研究院里纷纷传开了，大多数人都抱有同情心，有不少人尤其是研究过胡风文艺理论的学者情绪比较激愤。但事情并没有很快解决，最后，胡风的家人决定不等召开追悼会，先火化胡风的遗体，让亲人的亡灵早日安息。
又是几个月过去了，终于公安部关于撤消胡风所谓“历史问题”的文件下达了。一位比我还晚一年大学毕业的年轻同事接到了修改悼词初稿的重大任务，最后定稿由中央审定。1986年1月15日，胡风追悼会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召开。当时院里出了通知，有愿意去的人院里会派车去。只是研究院的人平时不坐班，有许多人都不知道，加上这通知并不是公布在很醒目的地方，来上班的也有许多人没有看见，因而院里不少想去参加追悼会的人错过了时间。我因为当时生病有几天没上班，也是事后才知道此事。
一年后，我所在的采访小组合并到当代文艺理论研究室。第一次参加室里开会，我见到了晓风，原来她父亲去世后，她也调到了当代室，我们从此成了一个研究室的同事了。
当代文艺理论研究室所在的天香庭院是恭王府里最美丽的小院之一，春有海棠争艳，夏有竹影婆娑，常常被电影或电视剧组选为拍摄景点。与别的院落不同的是它还有院门，（其它的院落过去可能也有院门，但后来可能拆了。）把红色的小门一关，就把一切喧嚣挡在外面，自成一个独立静谧的小世界。
研究室里十个人，室领导是延安时的老干部，晓风与办公室主任两人也可以算是老大姐了，其余研究人员都是八十年代以后毕业的大学生，当然还有更年轻的不做研究工作的人员。我和晓风并没有多少个人之间的特别交往。平日不坐班，一个星期只有两天到办公室，有会开会，没会就看看信件，处理一下该处理的事，同事间闲聊几句，午饭前后也就各自回家了。平易的晓风虽不喜高谈阔论，可有时也会关心地询问同事们的生活，尤其是对我们这些刚做妈妈不久的人传授一些生活的小窍门和做饭的菜谱等。
室里也有热闹的时候。每逢院里一年难得的几次分什么西瓜、梨、大米等，大家就要一起去领取，拉的拉，抬的抬，运回我们室，摆在院子里平分。研究院是个“清水衙门”，大家也清贫惯了，对偶然地能有点东西分，也挺高兴。这样的时候，晓风如果赶上了，总也不惜力，虽然她身材瘦小，年纪也算大的。
更热闹的时候是一年一度的食堂聚餐了。从食堂里打回饭菜来，大家伙儿围在办公桌旁，又吃又喝又说又笑，是最放松的时候。有一年的新年，室里的同事商量着来个聚会，平时不大喜凑热闹的晓风却自告奋勇地要求把聚会地点设在她家。她是以老大姐的热情细心来体谅大多数的年轻人：当时有的住在集体宿舍，有的一家三口挤在一间小房间里，还有的挤在父母家。而她的住房条件也不是很宽裕，也只有两室一厅，还有两个即将成年的儿子。为了让大家吃好，她额外准备了许多好吃的，还把丈夫和儿子们都打发到别处去以便让大家无拘无束地聊天。
研究室里曾上马一个集体研究项目，算是院里的重点项目，大多数人都参加了，但晓风没参加，她有自己的课题那就是整理她父亲的遗著和收集写作有关资料和文章。
晓风是勤奋的，她一直遗憾自己没能上大学，于是以加倍的刻苦来自学补课，也在工作中不断学习，积累着自己的学识，为将来的深入研究和写专著做准备。
晓风是辛苦的，她自己有个家要维持，有两个成长中的儿子要关心照顾；
要照顾母亲的生活，做母亲写作上的助手；
她还有自己的课题和计划要完成。
晓风的性格内向、沉静，不好热闹，可为了收集父亲的资料，举办有关胡风的各种文学研究和纪念活动，辨别历史史实的真伪，她不得不去学着与许多人打交道，也写文章与人探讨、商榷某一问题。这又显示出了她治学的认真严谨。
1993年6月上旬，晓风参与筹备的“胡风生平与文学道路展览”在北京图书馆开幕了，我们室里的大部分同事都前往祝贺，并仔细参观了展览。在简单的开幕式上，我又一次看到了晓风的母亲梅志，她仍然美丽，但神情却有些肃穆，脸上也显出了一些憔悴。也许，胡风的离去，带走了她生命中的一些最珍贵的东西，但也留给了她一些力量，使她能支撑下来，完成丈夫未完成的事情，写下丈夫未来得及说完的话。我读过《文汇月刊》上连载的她写的《往事如烟》，文字虽然很冷静，可从字里行间，难免不透出沉重的血滴泪光，让人读后禁不住掩卷沉思。
数月后，我去国离家赴美，一走十年。生活的颠簸使我有相当长的时间没再从事与中国文字有关的工作。直到一年前，我才通过现代化的网络技术，与晓风又重新联系上。由此得知，在这十年间，晓风已有许多成果，由她主编、写作的好几本书在出版后都得到较大的反响。她也被评为研究员，而且已于几年前退休了。
此次，我当责任编辑为晓风在美国出版她的著作《虽九死其犹未悔──我的父亲胡风》，我是感到非常高兴的。我们两个老同事能有机会这样共同合作还真是不容易。半年多来，我们通过电邮和电话，并以前者为主，交换意见，讨论问题，虽然不是面对面，但也好像是面对面，有时一天之间就有五六封电子信件来往。我不由要赞叹一声现代科技的神奇，也要赞叹一下晓风的“与时俱进”的学习精神！倘若她不会使用计算机，我们之间的交流决没有这么畅快，书稿修改中的那些繁琐问题也不可能解决得如此顺利。她还临时学会使用扫描机，把我所需要的照片和文件都按照要求通过电邮给传送过来了，因此节约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时间。
《虽九死其犹未悔──我的父亲胡风》一书的封面上采用了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张润恺先生设计创作的胡风头像雕塑。当年，我在“胡风生平与文学道路展览”上见到过这一铜像，对它印象很深。对胡风那紧抿着嘴唇的坚毅、刚强的神情也是永远难忘的。只是，留在我心里最深切的那一丝微笑在铜像上显得若有若无，可紧接着我就在晓风的脸上看到了那同样的神情，同样的微笑，不过更为柔和一点……
2004年5月于美国亚特兰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