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安平为什么要留在中国大陆
1948年年末，国民党军队在与共产党军队作战时结结失利，中国的政治格局即将发生变化。在这个历史时刻，中国的广大知识分子都面临着选择，是支持国民党还是支持共产党，选择了国民党的知识分子随着国民党去了台湾，选择共产党的知识分子则留在了中国大陆。储安平也面临着这样的选择，我们都知道，他最后是留在了共产党统治的中国大陆。他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实际上他对共产党的某些理念是不赞同的，在《共产党与民主自由》一文中他写道：
“今日中国人民都在要求民主，争取自由，然而假定在共产党统治下，究竟人民有无‘民主’，有无‘自由’，此实大爲可研究之事。我个人的答复是负面的。我不相信在共产党的统治下，人民能获得思想及言论等等基本自由，能实现真正的民主。凡是在一个讲究‘统制’，讲究‘一致’的政党的统治下，人民是不会有真正的自由，因之也不会有真正的民主的。人类思想各殊，实爲一种自然的人性，假如任何政党想使在他统治下的人民，在思想上变成同一种典型，这实违反人性而爲绝对不可能之事。而人民之有无思想自言论之自由，又爲一个国家或一个社会之有无‘民主’的前提。因爲假如一个人没有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则他何能自由表示其意见。假如人民不能自由表达其意见，则这个国家或这个社会，又何能实行民主？”
“……共产党是否能容许今日生活在共产党统治区域中的人民有批评共産主义或反对共产党的自由？假如容许，则我们何以从来没有看到在共产党区域中出版的报纸有何反对共产党或批评共产党的言论，或在共产党区域中有何可以一般自由发表意见的出版物？……就我个人言，共产党今日虽然大呼民主，大呼自由，而共产党本身固不是一个能够承认人民有思想言论自由的政党，同时共产党所谓的民主，是‘共产党民主’，而不是我们所要求的‘人人可以和平地，出乎本愿，不受任何外力干涉，而自由表示其意见’的民主。”（《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五卷蔡尚思主编 浙江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３年 第25、26页）
储安平还说过一段非常精辟的话，“老实说，我们现在争取自由，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个‘自由’还是一个‘多’‘少’的问题，假如共产党执政了，这个‘自由’就变成了一个‘有’‘无’的问题了。”（同上，35页）
根据上述言论我们可以推测，如果以有无自由作为取舍的标准，那么储安平应该追随国民党而去；
可是储安平并未随国民党去台湾，所以储安平对于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取舍标准显然不是自由。
另外，储安平对于共产党在国际交往中不讲原则的做法也很不满意，在《共产党与“国家”》中他说：“过去外蒙之爲中国领土，无人敢加否认，而共产党报纸竟公然刊载‘外蒙共和国总理’某某人抵达莫斯科之消息。苏联东，共产党亦东，苏联西，共产党亦西；
甚至苏联与中国有什麽问题时，共产党报纸的论调似乎也成爲了一个非中国人的报纸的论调。”（同上，23页）
总之，储安平与共产党在观念上有着许多不合拍之处，但是这并未妨碍他留在中国大陆，显然，是其他的因素促使他留了下来。这些因素是什么？储安平是一个热爱祖国的人，同时，他又是一个拥护社会主义的人，知道了这些，我们就可以知道储安平为什么会留在中国。
储安平曾经说过：“爲国家服役绝非任官之谓。一个从事言论的人，假如环境允许他秉其智慧，凭其良心，公平论政，他对国家所能有的贡献，未必在一个部长之下。”（《储安平文集》下册，东方出版中心１９９８年７月版，第65页）
他还说：“在这样一个血腥遍地的时代，被牺牲了的生命不知已有多少，被烧毁了的房屋财産也不知已有多少，多少人的家庭骨肉在这样一个黑暗的统治下被拆散了，多少人的理想希望在这样一个黑暗的统治下幻灭了，这小小的刊物，即使被封，在整个的国家的浩劫里，算得了什麽！朋友们，我们应当挺起胸膛来，面对现实，面对迫害，奋不顾身，爲国效忠，要是今天这个方式行不通，明天可以用另个方式继续努力，方式尽管不同，但我们对于国家的忠贞是永远不变的！”（同上，248页）
在储安平的思想里，国家是一个特定的地域，是在这个地域上生活的人民，是这些人民所传承的文化；
这个国家既不是某一个人的，也不是某一个政治集团的。这就使他把爱国与政治分开，他不会因为批判某一个统治国家的政治集团而鄙视祖国，他批判某一个统治国家的政治集团恰恰是为了使祖国更加美好。储安平是出于对于祖国的难以割舍的联系才选择了留下来的，储安平与共产党在观念上的不合拍之处可能会时时地折磨着他，但是为了献出对祖国的爱，他最终只能忍受着那种折磨。储安平的这个选择并不是一个理智的、冷静的选择。下面一段文字可以加深我们对于储安平的不冷静、不理智的认识：
储安平太痛恨那个腐败的国民党政权，便不顾一切地促其速败，而败于何方他却不顾。假如他是一个坚定的左派，他的所有做法当然天然地合理。但他实际上更不愿接受那个胜方。人对利害的通常取择是两害相权取其轻，他却是两害相权取其重，这便不可解了。这也直接导致他自己后来的命运悲剧。我绝不怀疑储安平的人格、操守和良知。他的确是一个蕴怀浩然之气的关怀国运民瘼的知识分子。但他慷慨有余，理性不足，冷静亦逊。至1948年冬，大局都不可收拾了，他还在写“一场烂污”、“政治失常”那样的政论文字。而胡适当年的立言行事，直到5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仍不得不佩服他的清醒与稳健。（程巢父：《胡适与储安平》见《当代中国研究》2004年第2期 总第85期）
为了献身于祖国，为了献身于义，储安平在历史转折的关头实在是冷静不下来了，也许人首先是感性的，其次才是理性的。为了能获得服务于祖国的机会，他宁愿留在大陆，与那个不给人以自由的党共事。在他看来，台湾也是祖国的一部分，但是那毕竟只是一个弹丸之地，那里能提供给志向远大者的活动空间实在是有限。所以他不会跟随还能给人们一点点自由的国民党去台湾。储安平对祖国这么痴迷，这与他受到的传统文化影响有关。储安平曾留学英国，接受过西方文明的熏陶，从他的政论文章中我们也可以了解到他对于自由、民主等理念确实有准确的理解，但是在他的深层意识中居统制地位的还是中国传统文化观念，在他写给胡适的一封信里，我们能看到中国传统文化对他的影响。
“先生或能想到，在滔滔天下，今日到底有几个人能不顾一己的利益，忘私从公，献身于一种理想，尽心尽智，为国家造福。到底有几个人，能这样认认真真，实实在在，做人做事。……因为今日之士，太慕功名，太希望从政。但是我觉得一个有为之士，他应当看得远，拿得定，做他最好的，以尽忠于他的国家。刊物出版以后，我除了我的寓处，社里，学校三处之外，任何集会不参加，任何人物不周旋，这就表示，我不以这个刊物为私人进身之阶，不以这个刊物为活动的根据。今日中国需要者，就是有浩然之气的人。”
储安平这一段表白心迹的话透露出孔孟之道对于他的影响。祖国这样的大目标是他不能忘记的，而促使他念念不忘祖国的正是孔孟之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以及人应当培养浩然之气，这些都是孔孟之道中的核心理念。一个在中国文化中成长起来的人，首先会接受这些文化的影响。外来的异域文明的观念是后来者，对于某些人来说，它们只能作为工具来使用。随着清朝的覆灭，孔孟之道对社会的影响大不如从前，所以人们渐渐地放弃了以孔孟之道作为批判武器。而现实又是残酷的，人们不能不对违反人性的社会进行必要的批判，恰在这时，一些知识分子接触到了西方世界的政治观念，于是他们就以此为武器来批判国民党的不好的统治。在一定的条件下（两种文化开始接触），人的意识可能会发生分化，如果我们把人的意识分为内层和外层，那么盘踞在内层的就是传统文化，而外来文化则很难进入内层。对于最重大的人生问题，居于外层的外来意识很难撼动内层的本土意识的统制作用，在这个时候，总是内层的本土意识影响着人的行为。储安平承认民主和自由的价值，但是为了能够为祖国服务，他宁肯暂时放弃对民主和自由的追求。
促使储安平留下来的另一个因素是他的社会主义信仰。1935年储安平考入伦敦大学经济学院政治系，从学于著名的费边社员拉斯基教授。费边主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主张用古罗马统帅费边缓进待机的办法实现社会公有。戴晴说，“储安平27岁投师拉斯基门下，以一般标准衡量，恐怕只能增进知识，未必能动摇立身的观念。但看储氏后来的所思所为，确实堪称为费边民主社会主义理想在中国实现‘而奋斗终身’。”（戴晴《储安平与“党天下》第三章）看来费边主义与储安平以前的思想体系是比较切合的，否则一个27岁的成年人不会那样利落地接受别人的观念。中国人对于社会公有这样的观念并不陌生，古代的农民起义战士就提出过平均分配财产和土地的设想。到了近代，康有为的“天下大公”和孙中山的“节制资本”使古代人关于公平的设想变成了一种理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作为战胜国的中国在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博弈的时候失去了自己的一些利益，这就使大多数知识分子一下子走到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的位置上，从而接受了马克思的埋葬资本主义的主张。在这个特定的社会氛围里，储安平会分享到主张社会公有的集体意识。储安平主张的是中国的第三条道路，既反对国民党统治下的私有制蓬勃发展，又反对彻底扼杀自由的中国共产党一党专政。面对着国民党和共产党这两个阵营，储安平在做出选择时一定是很费了一番心思，因为这两个政党都不能使他满意。最终他抛弃了国民党，实际上他抛弃的是国民党维护私有制的政治纲领。
储安平在1949年之后的政治态度可以证明他已经接受了社会主义理念。共产党在1949年批准此前被国民党关闭的《观察》复刊，储安平又回到了《观察》的主编的位置上，在《观察》的复刊号上有这样一篇文章《我们的自我批评、工作任务和编辑方针》。戴晴认为这篇文章里的许多话可能不是出自储安平之口，“但下面的一段话，给人的感觉是，不但出自他的手笔，还出自他的内心：”（戴晴《储安平与“党天下》第四章）
储安平说，“我们还愿在此进一步告诉所有国内国外的人们：今天的中国人民，是全心全意地拥护中国和毛主席的，这种拥护完全是自发的，出于真情的。在过去，我们的国家，在国际社会中，受尽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欺侮、污辱，但是今天，我们这四亿七千九百万中国人在中国和毛主席的领导下终于站起来了。在国内，由于长时期的反动封建统治，我们的国家无论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已经腐败溃烂到了极点，到处是恶势力，到处是不合理。若干爱国之士，左思右索，东撞西摸，总找不到国家的出路，总找不到国家的生机。但是现在，由于人民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一切旧的、腐烂的、黑暗的，都将全部加以拔除，使新的、健康的、光明的，洒遍在中国的大地之上。这真像是一次奇迹，但却是活生生的事实。”
实际上储安平对共产党不讲民主是不认同的，他在1949年以前的文字和他在1957年的言论可以证明这一点，而上述文字告诉我们，“今天的中国人民，是全心全意地拥护中国和毛主席的，这种拥护完全是自发的，出于真情的。”这里的中国人民当然包括储安平本人，他在不认同共产党反民主的情况下还拥护共产党，这里所拥护的就应该是共产党所坚持的社会主义原则。
罗伯特•诺奇克对知识分子为什么反对资本主义做过一个研究，他的这个研究使我们能从另一个侧面了解储安平为什么会成为一个反对资本主义的人。罗伯特•诺奇克所说的知识分子指的是文字匠(wordsmiths)包括诗人、小说家、文学评论家、报刊记者以及众多的教授。储安平在年轻的时候曾喜欢过文学，后来在新闻媒体工作，他是一个典型的文字匠。
这些知识分子都有一种优越感，罗伯特•诺奇克认为，这些文字匠在学生时代因为文字技巧使他们亲身感受到了老师给予的褒奖，因此显而易见，正是这些褒奖在很大程度上使他们形成了这种优越的资格感。
这种优越感使知识分子认为，他们是最有价值的人（即具有最大功劳的人），而且社会也应当按照人们的价值和功劳去回报他们。但是，资本主社会却并不满足“按功劳或价值”进行分配的原则。除了赠与、财产继承和发生在一个自由社会里的赌博收益以外，市场还把财富分配给那些满足了其他人通过市场表达出来的因而可被感知的需要的人，而市场分配多少的问题则取决于需求的量和相同产品之替代性供应品的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那些（未来的）文字匠知识分子在学校这种正式的官方的社会制度中是成功者，而在这种制度中，相关的回报乃是由教师这个中心权威进行分配的。知识分子希望社会也象学校一样，由一个权威来分配奖励，可是资本主义社会却不是这样一个社会，于是知识分子的失落感导致了他们对资本主义的反感。（罗伯特•诺奇克的有关文章见《中国社会科学评论》2004年第一卷法律出版社）。
储安平留在大陆的心理动机有两个，一个是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情结，另一个则是对社会主义的向往。这就证明了他把儒家入世观和社会主义看得比自由还重要。如果他觉得自由是割舍不下的，他就会跟随国民党去台湾，因为国民党的统治圈里多少还有一点自由，而共产党那里却一点也没有。
§§、社会主义中国对于储安平的伤害
清朝覆灭之后，中国陷入到极度混乱之中，民间充斥着贫穷，国力日渐衰竭。普通民众盼望着安宁祥和的生活，知识分子更是希望看到盛世来临。如何使民生得以改善，不同的人提供了不同的方案。在经济上，储安平希望用社会主义来挽救中国的民众。在政治上，他反对一党专政，他希望社会上有更多的民主和自由。用社会主义救中国，这样做能很快就见到效果。国家的力量介入到财富的分配中，使分配显得公平，这是马上就可以做到的。然而这又是难以维持的，因为公有制的效率低下，这就使物质的产出不能满足公众的需要。我们现在不知道储安平当时是否预见到了这个结果，如果他预见到了这个结果，他还能坚持社会主义吗？
另外，社会主义政府与民主、自由的关系也是值得关注的。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说，“在人之上，存在着一种巨大且监护的力量，此一力量凭靠自身的意志而确使人们获得满足，并监护他们的命运。此一力量具有绝对、无微不至、恒定、远见和温和的品格。如果它的目的在于养育人以使其长大成人，那么它就似父权；
但是它也异于这种权威，因为它力图使人们恒久处于孩童状态：当然，如果人们只想欢乐，那么人们得以欢乐也是颇令人满足的。这样一种政府虽说愿意为人民造福，但是它却力图使自己成为人们幸福的唯一代理者和唯一裁定者；
它虽说会为人们提供安全，能够预见并确使人们获得生活的必需品，增进人们的快乐，处理人们主要关注的问题，引导人们的努力，规定人们财产的承继方式，并分配处理人们的遗产，但这岂不是让人们根本不思和完全不去操劳烦恼琐碎的生计吗？而这就是真正的问题所在。”
那样的全能政府是不存在的，它只是人们幻想中的海市蜃楼。假如全能政府真的存在，那么人们就可以“根本不思和完全不去操劳烦恼琐碎的生计”了。这样一来，人们对于独立和自由的向往就会降低，坐享其成会消融人们自我奋斗的意识，于是民主、自由之类的价值就会贬值。现在看来，既信奉社会主义又离不开民主与自由的储安平显得有些奇怪。显然，在社会主义的理想状态（全能的政府能操办一切），有没有民主与自由是无关紧要的。在社会主义的非理想状态下，民主与自由的作用又是什么样？如果人们允许政府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进行干预，那么公民就只能听任政府为所欲为，即使采取民主的手段也无法控制政府。对这一点，哈耶克做过深入的研究：
“有人认为，当今对自由的最大威胁来自于现代政府中之骨干人士和最强有力的人士，例如那些只关注他们所谓的公共利益而且行动极具效率的专职行政官员；
在我们看来，这种说法绝非夸张之辞。尽管理论家们仍会大谈特谈如何用民主的手段来控制这些活动，但是所有在这方面具有直接经验的人士都会赞同（一如晚近的一位英国论者所指出的），‘如果大臣对这些活动进行控制……都已变成了一种神话，那么期望议会能够对此施以控制，就更是纯属传奇寓言了’。对人民的福利采取这样一种行政管理的方式，将不可避免地使有关管理机构成为一种一意孤行且无从控制的机构；
面对这样的机构，个人既是无能为力的，亦是孤立无援的，而且这种机构亦将日益获得最高权力才具有的那种神秘性——亦即德国传统中的Hoheitsverwaltung或Herrschaftstaat；
这些术语对于盎格鲁—萨克逊人来讲曾经是极为陌生的，所以后来人们不得不杜撰一个奇怪的词‘霸权’（hegemonic）来表达此一含义。”（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下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7年12月第14-15页）
储安平所坚持的第三条道路是一条走不通的道路，因为社会主义与民主、自由是无法相容的。储安平选择了这样一条道路，也是为自己选择了一个悲惨的人生结局。
在1957年5月1日以前将近半年的时间里，毛泽东酝酿了一场针对共产党内官僚的整风运动。预计自己将要受到冲击的共产党员们对于整风持消极观望态度，于是毛泽东别出心裁发动共产党外的各个民主党派的知识分子们给共产党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1957年6月1日，中国中央统战部邀请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举行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座谈会，储安平以民主党派成员和新闻界著名人士的身份与会。储安平在会上作了以“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为题的发言，引起了人们的极大震惊。
储安平说：“解放以后，知识分子都热烈拥护党，接受党的领导，但是这几年来党群关系不好，而且成为目前我国政治生活中急需调整的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的关键究竟何在？据我看来，关键在‘党天下’这个思想问题上。”
储安平认为，“领导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大家拥护党，但并没忘了自己也还是国家的主人。
“政党取得政权的主要目的是实现他的理想，推行他的政策。为了保证政策的贯彻，巩固已得的政权，党需要掌握国家机关中的某些枢纽，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
“但是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事无巨细，都要看党颜色行事，都要党员点了头才算数，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太过分了一点？”
他认为，“在国家大政上，党外人士都心甘情愿跟着党走，但跟着党走，是因为党的理想伟大，政策正确，并不表示党外人士就没有自己的见解，就没有自尊心和对国家的责任感。
“这几年来，很多党员的才能和他所担当的职务很不相称。既没有做好工作，使国家受到损害，又不能使人心服，加剧了党群关系的紧张，但其过失不在那些党员，而在党为什么要把不相称的党员安置在各种岗位上。
“党这样做，是不是‘莫非王土’那样的思想，从而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一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他认为，“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和非党之间矛盾的基本所在。
“今天宗派主义突出，党群关系不好，是一个全国性的现象。
“共产党是一个有高度组织纪律的党，对于这样一些全国性的缺点，和党中央的领导有没有关系？
“我现在想举一件例子，向毛主席和周总理请教。解放以前，我们听到毛主席倡议与党外人士组织联合政府。1949年开国以后，当时中央人民政府六个副主席中有三个党外人士，四个副总理中有两个党外人士，也还像个联合政府的样子，可是后来政府改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只有一位，原来中央人民政府的几个非党副主席，他们的椅子都搬到人大常委会去了，这且不说，现在国务院的副总理有十二位之多，其中没有一个非党人士，是不是非党人士中没有人可坐此交椅，或者没有一个人可以被培植来担任这样的职务？”
他说，“从团结党外人士、团结全国的愿望出发，考虑到国内和国际上的观感，这样的安排是不是还可以研究？”
他认为，“只要有党和非党的存在，就有党和非党的矛盾。”
“这种矛盾不可能完全消灭，但是处理得当，可以缓和到最大限度。”
“党外人士热烈欢迎这次党的整风。我们都愿意在党的领导下尽其一得之愚以期对国事有所贡献。”
“但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党的力量是这样强大，民主党派所能发挥的作用，毕竟有其限度，因而这种矛盾怎样缓和，党群关系怎样协调，以及今后党怎样更尊重党外人士的主人翁地位，在政治措施上怎样更宽容，更以德治人，使全国无论是才智之士抑或孑孑小民都能各得其所，这些问题，主要还是要由党来考虑解决。”（《人民日报》1957年6月2日）
在跟共产党打了七年交道之后，储安平对共产党有了亲身体验，这种体验印证了他以前对于共产党的认识。他向往社会主义，他也希望民主的行为方式能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活动中发挥作用，可是共产党并没有给他一个按照民主的方式来做事的机会。
1949年之后，共产党批判了胡适的理论和其他一些人物和事物，并整肃了以胡风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全国的知识分子在这种高压中谨小慎微地活着。毛泽东号召民主党派人士参加共产党的整风，这就意味着毛泽东给了他们一次按照民主的方式来做事的机会的。这时，储安平便毫无顾忌地说出了自己心中的想法，这些话是他的民主与自由理念的反映。出乎意料他的是，共产党马上对于他的讲话进行了反击。
储安平在民主党派人士座谈会上发言之后，《人民日报》发表了他在座谈会上的发言，这个发言在全国范围内引起轩然大波，全国上下义愤填膺，开始了对储安平“党天下”言论的批判、驳斥。6月8日，中国中央发出了《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党内指示，并在《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这是为什么?》。在这种形势下，储安平理所当然首当其冲，成为口诛笔伐的众矢之的。据他在检讨时的自述，在全国上下一片讨伐声中，他胆战心惊、坐卧不宁，惶惶不可终日。邮递员给他送来了信件，他不敢去门口拿，怕人家要同他当面辩论；
到医院看病不敢说姓储，因为姓储的人实在太少了，怕被人认出他就是储安平；
更不敢去《光明日报》社上班，怕被群众围住批判。（闻文：《没有谜底的谜——“大右派”储安平的传奇人生》见《福建党史月刊》2003年第3期）
经历过群众批判之后，储安平离开民主党派机关，成了一个无业游民。在文化大革命中，储安平再次受到群众的批斗，1966年9月，储安平失踪，有人说他是忍受不了折磨而自杀，因为在此之前他曾有过一次未遂的自杀；
有人说他是被批斗他的群众打死了。事情的真相到底如何，现在谁也弄不清楚。据研究文化大革命的作家王友琴介绍，1966年夏天，北京市被红卫兵打死和受到迫害后自杀的人数超过了1000。
§§、结语
探寻储安平的思想我们可以知道，他希望中国在一个大政府的领导下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同时他还希望公民能够通过民主的方式对政府进行一定的制约。在这里，社会主义的政府就是一个强势物件。哈耶克的论述已经告诉我们，对于这样一个强势物件进行制约是不可能的。这正应验了中国的一句俗语：请神容易送神难。无论是谁，只要你接受一个类似于神的强势物件，那么你就别想再对它进行有效的控制。储安平的悲剧就在于他试图将大政府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与民主、自由捏合在一起，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招来杀身之祸。
从储安平的悲剧中我们也可以体验到，个人自由是非常重要的。自由是人们欢乐的保障，没有自由，人的生活就象一口枯井，毫无愉悦的波澜。如果一个人甘愿过这种枯燥乏味的生活，那么上帝也只好由他去。如果一个人不想活得那样苍白无力，那么他就应该珍视自己的自由。同时，自由是不能拿出来做交换的。有人许下一个美好的承诺，以换取人们当下的自由，人们绝对不要做这样的交易。不管这个承诺马上兑现还是在不久的将来才能兑现，人们都不应该做这样的交易。通过自己的奋斗得来的幸福总是比别人送来的幸福要实在，所以我们要用自己的劳动来谋求幸福；
既然如此，我们就应该做一个独立的人，一个拥有自由的人。因此人们时刻都不能忘记要捍卫自己的自由。
参考文献：
傅国涌：《储安平正在时间中复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