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ODA问题的由来
90年代中期以来，中日关系总的说来处于所谓的“政冷经热”的状态。在政治上，一方面近四年来作为一衣带水，唇齿相依的两个邻国没有实现最高领导人互访，另一方面两国国内民众相互对立厌恶情绪有越来越激烈之势，据日本2004年的民意调查显示认为中日关系良好的比例下降10多个百分点，仅为36%，相反，认为中日两国关系不好的比例上升10多个百分点，达63%。另外，新近日美修改了其防卫指针，把中国作为日本假想的潜在敌人，而且日本首相小泉屡屡参拜靖国神社与及批准李登辉访日签证，暗中支持台独势力与及2005年2月19日日美发表的共同申明将所谓“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作为其12项共同战略之一等行为都使得本已“冰冷"的两国政治关系更是“雪上加霜”。在经济上，中日关系又是另一重天，用“火热”两个字来形容也丝毫不为过。2003年中日两国贸易额达1300亿美元，2004年中日两国双边贸易总额可望突破1600亿美元，较之1972年时的不到13亿美元，增长达100倍之多。而且按照目前发展的速度，两年后中日贸易将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到那时，中日贸易将成为全球最大的双边贸易伙伴。越来越多的日本企业认识到中国巨大市场对于自己获益的重要性，一些著名财团如三菱，松下，日立，丰田纷纷把工厂及研发机构设在中国。这一切清晰无误的表明中日的经济处于“热”的状态。然而，正当人们还沉醉在中日贸易取得的巨大成就之时，阵阵不和谐的声音也不时从日本政界和学界传来。早在2001年6月初，也就是小泉刚上台不久就宣布欲全面削减对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开发援助数额，其中占日本对外援助三分之二的中国自然首当其冲，不仅如此，日本政府还宣布自2001年起取消一次性提供5－6年援助金额的计划，而代之以一年一度的审查制。但此时，日本政府的举动并未引起国人的真正注意。直到2004年11月26日，日本外务大臣町村正孝对外表示日本近期将逐渐减少对华政府开发援助项目。同时，外务省也宣称，日本近年来对中国的ODA项目大幅度减少。两天后，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在出席东盟和中日韩三国首脑峰会时表示，日本将完全终止实施多年的对华ODA(政府开发援助项目)。小泉认为，中国经济发展顺畅，对华ODA该毕业了。1至此，关于日本将逐渐取消对华ODA的问题正式得到证实。很快12月12日，日本《读卖新闻》报道，日本政府将在2006年结束对华提供无偿援助资金合作项目。2这样，日本已经将决议变为了实质性的政策，由此可知，日本对华援助将逐步减少的趋势无法逆转。但是，一场关于日本近期是否应该取消对华ODA的讨论却刚刚拉开序幕，因为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来看，日本对华经济援助似乎已经超越了问题的本身，而是与日本对华政策的演变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我们有必要透过日本对华ODA这面“镜子”来审视中日关系的嬗变。
二 理解日本对华ODA
日本对华政府开发援助（ODA）由三个部分组成，即有偿援助，无偿援助和技术援助，具体来说，有偿援助就是日本政府提供的日元贷款，无偿援助是指日本对中国的赠款，而技术援助包括日本为中国免费培训技术人员与及派驻技术人员支援中国工程建设项目等技术合作。ODA的宗旨就是帮助受援国发展经济，同时，也是日本企业进入受援国国内市场与及从受援国获取日本所需能源，原材料与资源的一种有效的手段。因而，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日本提供的ODA项目其实是一种具有互惠双赢性质的双边合作项目。
众知，日本对华提供ODA项目始于1979年12月。据来自财政部的数据显示，截至2004年3月底，日本向中国提供贷款协议总额达到3万亿日元，占中国接受外国官方援助总额的60%。而在上世纪80年代的大多数年份，来自日本的ODA资金占中国基础设施建设费用的40%。但在过去3年中，日本对中国的经济援助显著下降，2000年日本提供日元贷款2144亿日元，2003年度，日本对华无偿资金合作约52亿日元，在全球排名第九；
日元贷款约为967亿日元，在全球仅排名第三，位居印度和印尼之后；
而2004年更是比2003年减少两成。3而且从2001年起，日本国会通过法律规定ODA项目由5－6年一审批制改为年审制，另外贷款附带条件也由无特别限制性条件（除不得使用于军事目的外）变为附带很多政治性条件，如民主化进程，人权状况和市场经济发展程度等。日本提供的贷款主要用于中国的基础设施建与及农村开发，环境保护，医疗，教育等领域。如我们所熟悉的铁路项目有：大同－秦皇岛，北京－九龙的铁路的衡水至商丘段，南昆铁路的电气化改造项目，北京－秦皇岛的复线电气化改造项目等8个；
公路项目有：重庆，武汉，黄石，铜陵4个长江沿岸城市的公路桥海南省高速公路项目等8个；
港口项目有：青岛港，秦皇岛港和连云港等6个；
另外还有北京首都机场，北京地铁，武汉天河机场，北京十三陵抽水水电站等9个项目。4从日本方面来看，我们可以得出另外一组数据，据日本国际协力银行（JBIC）提供的资料称，截至2004年3月31日，日本共提供对华日元贷款项目338个，总额为3万亿日元；
另据负责对华ODA中技术合作与无偿援助的机构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ICA）称，到2003年度，日本累计提供技术合作基金1446亿日元，相当于贷款总额的4.8%；
无偿援助项目266个，累计为1286亿日元，仅相当于贷款总额的不到4.2%。姑且不论日方提供的数据准确与否，我们可以看出日本提供的无偿援助和技术合作资金较之日元贷款项目资金是相当少的，换句话说，日本ODA项目并不是“免费午餐”。
那么，日本又从对华的ODA中获得了什么呢？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一是经济上，ODA为日本的商品顺利进入中国市场开拓了道路。据《朝日新闻》引述2003年日本贸易数字显示，2003年日本向中国（包括港澳台地区）的出口总额超过了13兆7千亿日元，首次超过当年日本对美国的出口总额。其实日本在2002年就已在对华贸易中转为顺差了，而2002年的贸易赢余已超万亿日元。而一些“极右”的日本经济人士更进一步认为，未来日本在对华出口方面还要获得更多的“恩惠”，因为将生产基地转移到中国的日本企业也同时在向海外出口。5而且，日本通过对华出口和将生产基地转移至中国，使得国内一大批面临转型倒闭的技术含量不高的企业起死回生、重焕生机。一个公认的事实是，日本近期经济之所以能够得以复苏，中日贸易的激增是一个巨大的“助推器”。同时，我们也看到，日本的对华经援，并非是所谓日本白送中国白拿。事实上，中国的日元贷款从上世纪90年代初就已经进入偿还期。迄今为止，中国每年按时偿还了债务。如1992年连本带息偿还额约为450亿日元，1994年为500多亿日元。而且由于受90年代中期日元升值影响，中国折合成美元的债务负担大大增大。这样，日本从中获益不少。6二是在政治上，日本利用对华ODA项目这个“经济外交”工具谋取政治大国地位。冷战后，苏联的解体使日本长期面临最大的安全威胁得以消除。这样，日本上下要求进一步摆脱美国政治和外交上的束缚与及进一步谋求政治和外交自主的意识越来越强烈。为此，日本当然想到了利用ODA作为有力的手段去影响和牵制受援国的政治和外交政策。1992年，6月，日本政府通过了新的《政府开发援助大纲》，确定了对华援助的四原则，其中后两条是：一是对受援国的军费开支、武器研制和军火贸易动向予以充分注意；
二是对受援国的民主化进程，建立市场机制的努力程度、保障人权和自由的基本情况予以注意。很明显，日本对ODA附加政治条件，其实指就是由经济大国型援助向政治与经济并重型大国转变。7不但如此，日本为了实现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夙愿，甚至把对中国ODA与是否支持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相联系，不断对中国政治和外交施加压力。近来，日本自卫队不断派驻国外参与所谓“维和行动”，通过“有事三法则”法案、连续几年军费开支屡屡突破日本宪法规定的占GDP1%的红线，挑战日本和平宪法与及大肆叫喧联合国机构改革谋求常任理事国都和日本打的ODA这张牌有着密切关系。
三 日本对华ODA演变和中日关系发展
正如2000年12月2 日外交部发言人章启月在就有关日本停止对华贷款议论的答记者问时所说，“众所周知，对华日元贷款是一种有特殊政治和历史背景的互惠的资金合作。”8而这种“特殊的政治和历史背景”就是人们所说的历史上日本侵略中国的大背景；
就是中日邦交正常化时中国决定放弃日本战争赔偿的背景，也是日本承诺援助中国经济建设，两国发展和平友好关系的背景。在以上三个大背景之下，日本政府经过对内和对外的协调于1979年12月决定对华提供日元贷款，并于1981年起又开始对中国提供政府无偿援助。那么，在25年里，日本提供给中国的ODA项目在数量、条件、和援助方向上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每次的变化都是和日本全球战略和对华外交关系的调整紧密相关的。具体来说，日本对华ODA经历了三次大的变化，相应地，中日关系也经历了三次调整。
第一，从70年代到90年代初期，日本积极实施对华ODA。整个70年代是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年代，也是中美苏战略“大三角关系”和中美日战略“小三角关系”得以确立的年代。尤其是1973年5月尼克松总统发表了第四次“外交咨文”这标志着日本外交方向由完全依附于美国转为谋求独立的经济外交。9而这种经济外交的主要表现形式就是提供政府开发援助以获取政治和经济上的利益。在对华提供ODA上，日本同样基于以下需要：一是地缘政治的需要。随着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日美经济上摩擦不断，从而大大压制了日本的外交空间，阻碍了其通向政治大国的脚步。同时，在冷战的大环境下，苏联依然是构成日本安全上最大威胁的对手。发展同中国的友好关系对于日本的安全，政治具有重大利益。加之中国70年代末由于采取了改革开放的政策急需大量资金与及此前中日已经快速发展的贸易的需要，促使日本政府下定决心对华提供ODA。二是日本自己经济发展的需要。日本是一个资源、能源极其贫乏，国土面积狭小的国家。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一方面需要大量的塑料、煤、石油和钢材等原材料，另一方面，日本企业生产的大量产品也急需寻找市场。这样，对华提供ODA帮助中国发展能源、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不但可以使中国成为日本的能源、原材料出口国，而且便于日本的产品尤其是高技术的成套设备进入中国市场。如1978年中日贸易额实现50亿美元，比上年增长40%，1979年上半年中国从日本进口剧增81%，对日出口也增加了61%。最后，日本对华提供ODA也一定程度上具有补偿中国放弃战争赔款的性质。为此，1979年9月3日，日本首相大平正方提出了对华援助三原则：一是与欧美各国保持协调；
二是注意同亚洲特别是同东盟各国保持平衡；
三是不对军事领域提供合作。应该说着三原则是符合当时的国际背景和中日两国关系现实的。正是在这三原则的指导下，整个八十年代的ODA项目实施较为顺利。从1979年起连续5年日本履行了承诺共对中国提供了3309亿日元的贷款，而且，从1981年起，日本还向中国提供了无偿援助；
贷款形式也从“项目贷款”转为“商品贷款”。10从而使得贷款更适应了我国经济建设的需要。第二批日元贷款从1984－1990年，日本共提供日元贷款4700亿日元并得以顺利实施。应该指出，日本在这一时期积极实施对华ODA是中日两国友好关系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日本80年代欲由经济大国转为政治大国的战略手段。在这一时期，两国领导人在1982年实现了互访，两国政治、经济关系出现了历史最好的局面11。
第二，90年代以来，日本逐渐把对华ODA与政治挂钩。进入90年代以来，由于冷战的终结，国际格局进入调整期。日本加快了实现政治大国的步伐，尤其是积极争取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为此，日本在继续加强与美国的传统同盟关系的同时，也积极发展同亚洲和欧洲各个国家的关系。然而，此际中日关系的基础由于苏联的解体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即日本没有苏联威胁这一戴在头顶的“紧箍咒”。换句话说，中国在地缘政治上变得不如冷战时期那么重要了。另一方面，日本经济在整个90年代处于“冬眠期”，而对岸的中国经济却蒸蒸日上，一片繁荣。日本出于心理上的巨大反差与及岛国固有的狭隘心理制造出了“中国威胁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