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宋史专家，写文章斥责两个“未曾谋面”的清史,近代史专家为“空头主编”“南郭先生”。说他们修出了“错误百出的学术垃圾”。王曾瑜先生在网上批评 戴逸、龚书铎主编《中国通史》彩图版”一文经新京报转发，并加“中国图书奖获奖书被指为学术垃圾。”成了出版界和历史学界的新闻。
惊诧之余，翻阅前不久刚刚给女儿买的这本读物，并参照王曾瑜先生指出的错误逐条阅读查对。觉得宋史专家王曾瑜先生的这种“批评”有失偏颇，现列举如下：
1，王曾瑜先生认为《通史》中称北宋“儒将曹彬”是“信口雌黄，”“最为荒唐可笑。”因为【宋史。曹彬传】中“未见有他喜读儒经的记录，“儒”字又从何而来”？
《宋史.曹彬传》中确实没有曹彬读儒经的记录。但我查到【宋史】记载曹彬攻南唐时，“诸将欲屠城”，他突然称疾，部下问疾，他说：“余之疾非药石所能愈，唯须诸公诚心自誓，以克城之日，不妄杀一人，则自愈矣。” “彬独申令戢下，所至悦服。”征战时“诸将多取子女玉帛，彬橐中唯有图画衣裘而已”。时人称其“仁敬和厚，在朝廷未尝言人过失，伐二国秋毫无所取，位兼将相不以等威自异，遇士夫于途必引车避之，不名下吏每白事必冠而后见，居官俸入尽以给宗族。”根据以上记载，【通史】说他是个儒将，并不为过。
2，王曾瑜先生指责《通史》中对恩荫制度的叙述有错误。认为“恩荫开始于汉代.”[通史]按照编年叙述历史。以“宋代开始恩荫制度’为标题。把词条放在北宋初年。《中国历史大辞典》【恩荫】条目称：“此制始于北宋初”。这和【通史】的叙述是一致的。而【中国历史大词典】宋史编委排在第一位的就是王曾瑜先生。到底是【通史】错了？王曾瑜曾审订过的【辞典】条目也错了？还是二者根本都没错？【通史】说真宗大中祥符八年，“恩荫之滥始于此”。文字虽可能会引起歧意。却算不上错误。
3，王曾瑜指责【通史】关于“岳母刺字”的叙述“全不见于宋代史籍”。查《宋史.岳飞传》记有岳飞被诬受审，“初命何铸鞫之，飞裂裳以背示铸，有‘尽忠报国’四大字，深入肤里”。
关于研究“岳母刺字”来历的讨论也早已有之。有人说宋代实行募兵制，为了加强对士兵的管理和控制，要求“刺字为兵” ，岳飞背上的刺字来源于此。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游彪通过对北宋兵制，以及刺字内容和部位的分析，断定不是岳飞的刺字不是源于兵制的规定：“极有可能 的是，他母亲为了鼓励他放心去战场打仗，请人在岳飞背上刺的。” 【通史】采用游彪先生一家之言，又结合了民间广为接受的说法，此处无可厚非。
4，4， 王曾瑜指责【通史】采用了两幅岳飞画像有错。
【通史】把南宋最早的岳飞画像和民间普遍接受的岳飞彩绘像放在同一页。读者可以此参照对比，算不上“自相矛盾”。
5，王曾瑜先生指责【通史】张飞画像上的矛错了。
不要说至今无人考证出张飞究竟用的是什么矛。指责此矛非彼矛，这个批评本身就琐碎无聊。
6，王曾瑜先生指责【通史】中的梁红玉“史无其人”。可【通史】中已经注明了这是“梁红玉的传说”。
7，王曾瑜先生指责【通史】杨家将不符合史实。【通史】中也已经注明那是“杨家将的故事”。
8，王曾瑜先生指责【通史】采用伪托的“出师表”,还我河山”。姑且不论伪托说是否一定可靠。包括“满江红”在内岳飞的遗墨，早已被人们普遍接受。【通史】沿用习惯说法，当不至于就是“制造垃圾”。
综上所述：王曾瑜先生没有在【通史】中挑出一个硬伤。令王曾瑜先生不能容忍的所谓“学术垃圾”，都是【通史】中旁引的那些传说。
那么，到底是不是【通史】编撰者把传说当作了历史，在以讹传讹呢？
我大致粗略翻阅了全书。该书为缩微，通俗性历史普及读物。【通史】采用了一些正史以外的神话，传说等资料。如女娲造人，伏羲的传说，燧人氏，嫦娥奔月，夸父追日，大禹治水，后羿射日等。就是在宋史部分，也有诸如“杨家将的故事”，焦赞脸谱图，门神秦琼，尉迟恭，狄青招亲木版图，京剧里包公图片，苏小妹故事，苏东坡创名菜，宋江招安图，汴河客船，梁红玉的传说，李清照画像，中秋风俗的玉兔捣药，岳母刺字，辛弃疾挑灯看剑，陆游的沈园情深等等。按照传统的治史方法，这些图片和文字是不大可能收录载入的。通史采用了这些人们耳熟能详的历史故事和民间传说。追求全书图文并茂，生动可读，并在叙述历史时引用部分神话，传说为补充。编撰者在体例，风格，选材角度上试图有所创新，其用意十分明显。
这里姑且不说【通史】究竟是属于学术著作，还是普及读物。历史编撰利用和引用部分神话和传说，古已有之，不足为怪。民间故事和传说是历史典籍和资料的一个组成部分。所谓的“正史”采用口碑传说的历来不乏其例。古有“三代以上，述而不作”之说。二十四史的各类志，传大量记载了那个时代的传闻。其中包含着很有历史价值的资料。司马迁笔下“鸿门宴”的人物绘声绘色，呼之欲出，被誉为史家妙笔。其来源就是口碑传说。
中国通史应该怎么写？用什么体例？用那些史料？史学家们见仁见智，可以有不同的主张，写出不同风格的版本。遗憾的是建国以来中国通史的各种版本大部分艰涩枯燥，千人一面，令人不忍卒读。这部【通史】用简洁的文字结合大量图画叙述历史，且引用了很多神话和传说，打破传统修史的模式，有一定的新意，值得肯定。至于普及性读物能不能，以及如何引用相关神话和传说，也还是个可以商榷的问题。在我看来，【通史】的错误仅仅在于没有在前言部分对此加以说明，在引文和图画中有的缺少相应的注释。
王曾瑜先生至少曾经仔细读过【通史】的宋史部分。他应该不会对【通史】在对神话和传说上的特殊处理方式视而不见。【况且书中已经注明“传说”，“故事”，“据说”等字样。】他没有对【通史】的体例取材做任何批评。却从中选取了几个例子，批评【通史】“把传说误作历史，”并斥之为“错误百出的学术垃圾。”如果读者没有对照【通史】原书的话，读到王曾瑜先生的批评，一定会以为【通史】编者由于无知或疏忽把传说写成了历史。这自然就成了难以容忍的“学术垃圾。”
“严谨”是一个历史学者最基本的治学操守。王曾瑜先生抛开【通史】全书，选择几个例子草率认定，危言耸听的批评，对【通史】的编撰者显然很不公平。就【通史】而言，只要稍稍浏览一下此书。任何一位读者都不会否认这是一部历史通俗读物。王曾瑜先生以学术批判的姿态，甚至用没有说服力的论据去全面否定一部历史通俗读物。说轻了是有些迂腐，说重了就是不够厚道。
让我感到疑惑的还有：
王曾瑜先生用点名道姓的方式，以“想当然”指责另外两个历史学家为“空头主编”，这在网上不负责任的说说也就罢了。但当媒体转载报道的时候，有没有想过究竟掌握着什么实在的证据？有没有想过自己学者的身份，有没有想过做人说话需要十分的慎重和那怕是一点点待人的宽容？
王曾瑜先生称：“凭我对学界的了解，六七十岁上下的学者中没有一个人具备对自先秦到清的古史进行贯通的实力，戴逸、龚书铎是做清史、近现代史的，怎么能够胜任大部头古代通史、专史等的主编？”
王曾瑜先生的这段话，大概就是典型的所谓“目中无人”了。
历史学从来不是玄学，治史也没那么神秘。任何一个历史学家不可能阅尽中国的所有典籍。但这不等于史学家不能驾驭和统筹编著中国历史。司马迁，班固，郭沫若在修史以前都不能算是历史学家。可是他们编写了【史记】，【汉书】，【中国史稿】，又是这些著作成就了这些历史学大家。按照王曾瑜先生的说法，两位清史，近代史专家不但没资格当这本通俗读物的主编。而且连当清史，近代史专史主编的能力都不具备。读上述文字，不禁愕然，再无话可说。
王曾瑜先生说到张政烺先生私下批评【通史】某主编的一段话：“此人没有学问。光从他对研究生的选题看，叫人家做《四库全书》，他自己读完《四库全书》没有？自己没有读完，怎么指导别人？”
【四库全书】包括三千余种书目，共79039卷，浩如烟海，总字数将近10亿。是【二十四史】的二十五倍。任何人都没必要也不可能读完全书。退一步说，即使某学者没读完全书，导师就不能指导学生研究这个课题吗？说这段话出自张政烺先生，让人难以置信。即使是过世的张政烺老先生真说过此类话，作为学者私人之间随意谈话，王曾瑜先生也不该拿出来贻笑世人。
需要提出的还有，学者王曾瑜先生的这篇文章其实已经不是什么学术批评和学术批判了。通篇文字用语刻薄，态度张扬，还有如“骗子”，“不知羞耻”“脸皮厚”“开裆裤”等漫骂之词。戴逸先生，龚书铎先生也算是学术界的大专家了。即使这两位历史学家犯错误真的当了“空头主编。”王曾瑜先生又缘何如此出语伤人？书及于此，深为历史学界感到悲哀。
从王曾瑜先生网上发表批判文章以来，戴逸，龚书铎先生以及【通史】编者们一直保持缄默，没看到有任何辩解文字。同样是著名学者，在如何批评，以及如何对待批评的姿态上风范有别，迥然不同。感慨系之，写下几句公道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