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近年来，由于主流理论与非主流理论缺乏实质性的对话，范式间辩论陷入僵局。相比较而言，现实主义理论内部的论争变得活跃，值得重视和关注。通过对进攻现实主义、防御现实主义、新古典现实主义等三个分支的简要评析，文章总结了近年来现实主义发展的特征和趋势，并从理论建构和理论检验两个角度提出了现实主义未来发展的方向。
[关键词] 现实主义理论；
范式间辩论；
内部论争；
发展方向
一、研究议题：从范式间辩论转向内部论争
范式之间的辩论一直是理解国际关系理论发展演进的主线，人们习惯于从“大辩论（Great Debates）”的角度来梳理国际关系学科与理论的知识系谱和基本脉络。一般认为，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先后经历了四次大辩论，分别在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传统主义与行为主义、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以及最近兴起的实证主义与后实证主义、理性主义与反映主义之间展开。〔1〕在国际关系这一研究领域的发展历程中，这些思想传统、理论流派和研究方法之间的论战对于国际关系的学科化、理论化和科学化起到了显而易见的推动作用，大大深化了人们对国际关系的理解。
然而，近年来的范式间辩论变得不对称起来。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出现的新兴范式（尤其以建构主义、批判理论、后现代理论等为代表）对传统范式提出了轰轰烈烈了抨击和挑战。但是，由于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等问题上的根本分歧，这些新兴范式与主流范式之间面对面的学理交锋相对较少。非主流理论的批评居于多数，而主流理论的正面回应相对偏少。在主流理论的视野中，这些所谓的“理论”长于批判、短于建设；
只有主张，没有理论；
既不具有解释性，也无法进行检验。由此，许多学者都认为主流理论与非主流理论之间难以在同一层次上展开对话，更难走向理论综合。〔2〕
从辩论双方的可通约、可比较这一角度而言，当前的范式间辩论在热闹之中显现出贫乏，与此相对的是，现实主义内部的思想论争和观点交锋显得非常活跃和突出。作为悠久的思想传统和成熟的理论范式，现实主义不是静止的、单一的，而是一个“理论群”或“理论家族”。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和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现实主义也不断地进行着调整和创新，内部也相继涌现出不同的分支。实际上，现实主义内部的论争久已存在，只是由于外部进行着更为激烈的学理论战，这些内部分歧往往被我们忽视。在第一次论战时期，为我们所熟知的现实主义者主要有卡尔、摩根索、尼布尔、沃尔弗斯等人，但是对这些学者之间以及同时代的其他现实主义学者之间的观点差异，我们就少有论述和了解。而在结构现实主义与新自由制度主义论战时期，霸权稳定论、权力转移理论、战争预期效用理论等诸多支流则较少引起注意。因此，大辩论的学科史叙述方式有一定的缺陷，即忽略了理论内部的论争对理论成长和学科发展的积极作用。
当然，内外的争论都能够激发思想上的创造。不过在某些情况下，特定理论内部的论争比范式之间的辩论更能推动理论发展。相对于有着大相径庭的概念、假定和主张、存在不可通约性的不同范式而言，相同脉络的理论之间容易形成交集，产生有建设性的对话。比如新自由制度主义有条件地接受了新现实主义的基本理论预设，而使得两派之间能够在同一层次上进行实质性对话，从而促成了20世纪后半期国际关系理论中最重要辩论，相互之间的借鉴和发展也一直持续至今。从某种意义上看，内部论争也更有助于知识的积累，通过比较和检验基于相同核心假定的几种理论分支之间的关系，我们更容易发现相互矛盾的假设和推理、判断理论的解释力、确定其适用的范围。
现实主义是国际关系中最为重要的理论流派，是理解国际关系和指导国家战略的基本框架，我们对其理解和把握仍然有待深入。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进攻现实主义（offensive realism）”、“防御现实主义（defensive realism）”和“新古典现实主义（neo-classical realism）”等诸多新的分支脱颖而出，引发了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和讨论。这些新分支的出现丰富了现实主义理论家族，同时也揭开了现实主义内部论争的序幕。考虑到当前的范式间辩论陷入僵局，而现实主义内部论争以及对这个问题的考察和评估成为国际学术界近年来比较前沿的理论发展动向，内部论争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
二、现实主义内部论争的基本状况
在近年来兴起的现实主义分支中，有影响的主要是进攻现实主义、防御现实主义和新古典现实主义等三支。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这些新分支都试图通过修正结构现实主义的某些假定或推理来展开理论建构，与结构现实主义的比较也成为考察这些理论的基线。一般而言，现实主义学者在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特性、国家是国际关系中的主要行为体、国家追求生存目标等方面是一致的，但是在某些问题的认识上具有差异。而且，按照沃尔兹对“国际政治理论”和“外交政策理论”的区分，结构现实主义是一种国际政治理论，它试图解释的是面对相同的体系诱因时不同国家之间的互动所产生的国际结果，即为什么在单元层次上的属性千差万别、而在力量分布结构中的位置大致相当的国家的行为彼此相似；
而对外政策理论主要考察一个国家在不同的时代、面对相似的体系诱因时为何作出不同的反应〔3〕。下文将对这些新分支的主要观点及其与结构现实主义之间的关系进行简要梳理和介绍。
1．进攻现实主义
近年来，米尔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及其进攻现实主义主义为中国学术界所熟知，米氏的进攻现实主义仍然是典型的结构现实主义，因为他接受了结构现实主义的大多数假设，而且也认为国际体系是影响国家对外行为最重要的因素，体系层次的无政府状态和实力分布的结构二者决定了国家间互动和国家行为，无政府状态下的国家只有通过自助确保自身的生存。就这一点而言，进攻现实主义没有脱离结构现实主义的框架。但是，进攻现实主义认为国家无时无刻不受到安全的威胁和困扰，而追求权力是获取安全的最佳手段。“进攻现实主义在国家需要多少权力的问题上与防御现实主义分道扬镳。国际政治中几乎看不到维持现状的国家，原因是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决定了安全的稀缺性”。〔4〕既然国家的获取安全的最佳手段是权力的最大化（power maximization），那么国家的终极目标是成为体系中的霸权，而非维持均势，这一点不同于沃尔兹的均势主张。
相对于结构现实主义对传统现实主义的科学化改造和系统化建构而言，进攻现实主义在理论上的创新性较少〔5〕，仅在一些具体问题的阐述上有所修正。米尔斯海默“引入对修正主义国家（revisionist states）的理论分析对沃尔兹作了补充，而不是取代了沃尔兹” 〔6〕。他对讹诈、追随、推卸责任、制衡等国家行为的研究丰富了我们对体系压力下国家可能作出的不同反应的认识。进攻现实主义的观点将国家对权力的追求绝对化和极端化，虽然这更加彰显出了现实主义的悲观论调和权力政治色彩，但是，承认体系层次上实力分布的结构对国家行为构成限制，不同的行为可能产生相同的国际结果，这是结构现实主义的要义。在体系的压力下，国家的目标和结果之间会发生很大的差异，行为的动机与效果可能彼此脱节，沃尔兹特别强调这一点〔7〕。既然如此，体系压力和特定的实力分布结构对国家无限度权力扩张的追求构成了制约，尽管体系诱因在某种情况下可能促使国家去增加权力，但是追求权力的多寡、方式本质上属于国家的个体行为和对外政策的范畴。米尔斯海默关注的是国家的目标和可能采取的行为，而忽略了体系压力下结果与目标、行为之间的不一致。米尔斯海默认为他的理论也是一种国际政治的结构理论〔8〕，但是由于他基本上接受了沃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框架而不是发展出了一种独立的新理论，他的进攻现实主义只能是一种修改沃尔兹假定的结构理论。
2．防御现实主义
防御现实主义的立场和主张与进攻现实主义截然对立，二者是彼此竞争的理论。双方的主要分歧存在于无政府状态的具体意义、国家对此所作的反应以及国家如何才能获取安全等问题上。防御现实主义者认为无政府状态是存在的而且也是重要的，但是，它在不同的时期对国家的影响会随条件发生变化，并不必然导致国家之间的冲突。在他们看来，权力虽然是国家在安全考虑中的主要因素，但是对意图（intentions）的认识更为重要。既然国家的进攻性政策是错误的，那么无政府体系中的国家应该采取怎样的策略呢？防御现实主义者通过对“攻守平衡（offence-defense balance）”的研究指出，国家的军事手段可以区分为进攻性和防御性两种，当进攻占有优势时，战争较易发生，而防守占有优势时战争则不易发生〔9〕。既然如此，国家可以根据别国的军事政策对防御性和进攻性的武器和政策加以调整，以此来缓解安全两难和安全竞争。格拉瑟（Charles L. Glaser）认为，攻守平衡的调整可以运用到军备竞赛的限制和安全合作中，国家可以通过购买防御性武器向其他国家传达善意的意图，以此达到国家在自助下的合作。由此，他认为防御现实主义是“乐观的现实主义”。〔10〕
相对于进攻现实主义而言，防御现实主义对无政府状态、国家间安全竞争的强度以及权力在国家目标中的作用等问题上所持的态度比较温和，他们更强调国家对意图的表达和认知以及国家在安全问题上可能采取的合作性措施，这对进攻现实主义把权力追求推向极端化是一种修正。但是，由于过分依赖国家意图和“攻守平衡”，防御现实主义的内在缺陷也相当明显：国家意图的不确定性是否可以通过主动的善意表达以及合作举动而消除，在此基础上能否真正达到缓解安全两难的效果？另外，从技术上区分、测量防御性/进攻性武器和政策存在相当大的困难，而且如何保证发展防御性武器所积累的优势不被转化为进攻优势也难以在实践中进行操作和限制。近年来美国发展导弹防御系统而引起许多国家（尤其是中、俄等大国）的忧虑和反对，这个问题可以视为现实政治对防御现实主义理论主张提出的质疑和挑战。
3．新古典现实主义
吉登·罗斯（Gideon Rose）最早使用“新古典现实主义”这一概念，来概括那些明确走建构外交政策理论路径的现实主义学者。这一派的基本观点是，对外政策是国际体系和国家两个层次内部及两个层次之间复杂互动的结果，尽管国家的权力及其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对国家政策选择具有决定性影响，但是国内因素同样能够影响外交政策。〔11〕
正如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所说，“一种好的外交政策理论应该首先回答国际体系对国家行为产生何种影响，因为一个国家在国际关系中最强有力的一般性特征是其在国际体系中所处的相对位势（relative position）” 〔12〕，但是要理解国家如何解读和回应外部环境，还需要分析体系压力是如何通过决策者的认知（perception）和国内政治结构等单元层次要素传导的。通过将体系层次诱因与单元层次要素结合起来考察，他们试图对不同国家或者相同国家在不同的时代所采取的特定战略作出解释。
从分析层次看，新古典现实主义试图架构起结构现实主义的体系层次与古典现实主义的单元层次的桥梁，与防御现实主义不分主次地同时强调体系和单元两个层次的自变量不同，这一派学者更明确地指出了两个层次之间的逻辑关系，即体系要素是国家行为的自变量，而单元要素是国家行为的中介变量（intervening variables）。自沃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出版以来，体系与单元、结构与进程的分离一直是受到批评和指责的重要内容，新古典现实主义的努力可以视为现实主义内部对这种批评的回应和尝试性解答。当然，外交政策理论的局限性在于，其解释和分析可能是情势性的，具体问题需要作具体分析，仅仅适用于特定国家的特定行为；
而且，在指出单元层次上几种同时起作用的因素之后，对因果关系作更细致地分析也是必要的，即回答单元层次上的某种因素是否比其他因素在传导体系诱因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更为重要。
三、研究进路：内部论争的启示
实际上，以上几种新出现的分支以及结构现实主义在分类中存在着交叉，比如有学者认为防御/进攻的区分横跨结构与新古典现实主义的两分法之间，也就是说从解释现象的范围可以区分为新现实主义和新古典现实主义，而这两个分支又可以根据对权力的认识再分别划分为防御性和进攻性的〔13〕。(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由此看来，一些代表性学者的论著不可能机械地划归到某一分支，而且在现实主义内部也还存在其他一些分支，上述归类并不能反映内部论争的全部状况。
从上文对这些分支的分析和比较中可以发现，在结构现实主义之后，现实主义理论由于各种新分支的出现和彼此竞争展现出一些基本特征和趋势。首先，后起的理论都承认结构现实主义作为一个基本的分析框架以及体系结构要素在决定国家间互动与国家行为中所起的首要作用。沃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对现实主义理论的科学化、体系化和简约化作了重要贡献，在现实主义内部，后起的理论并没有像其他范式一样否定或者抛弃这一理论，相反，结构现实主义成为这些理论深化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研究的基点和框架。
其次，后起的理论试图从体系层次回到单元层次或者将两个层次综合起来进行理论建构。结构现实主义无疑是现实主义理论发展的一个高峰，但是这对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也提出了巨大挑战。体系理论为人们理解国际关系提供了一个方位性的图谱，但是仅仅立足于体系层次对国际关系作一种宏观认识是不够的。后来的研究者需要继续推动现实主义的发展，最近兴起的理论分支试图通过对沃尔兹理论的局部修正、补充来实现这种发展，而修正和补充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纳入单元层次的变量。
再次，现实主义从国际政治理论扩展到外交政策理论。沃尔兹明确区分了国际政治理论和外交政策理论，并且立足于建构国际政治理论。而新古典阵营的学者则明确提出了发展现实主义外交政策理论的主张，他们显然不满足于沃尔兹对少数规律性现象的解释〔14〕，认为对国家的对外政策和具体行为的分析也可以而且应该纳入到理论的视野范围之内。不论新古典现实主义最终是否能够发展出一种成熟的外交政策理论，这是现实主义对外交政策进行理论化的尝试，而且也会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产生正面启示。
内部争论的新特征和新趋势也对现实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提出了需要回答的内在问题。既然现实主义理论已经发展成为一种科学、系统和简约的理论，那么，从体系层次回归单元层次是否意味着现实主义理论的倒退？体系层次的要素是否可以与单元层次结合起来？很显然，分析层次的选择并不决定理论的优劣，它所影响的只是解释对象的范围。结构现实主义剔除单元层次的要素是出于建构一种关于国际关系的一般理论的需要，这种理论考察的不是单个国家的具体行为，而是解释为什么不同的单元具有相似的行为。其他的学者出于不同的旨趣、研究议题，无意于构造一种沃尔兹似的一般性理论（“宏理论”），而转而发展关于国家特定行为的局部理论（“中层理论”）。每一种理论都有其限度和范围，明确了这一点，我们会发现那些看似矛盾和对立的主张可能是互补的。显然，现实主义的国际政治理论和外交政策理论是互补的而非替代的关系。
以上评述到的几支理论之间尽管存在着相当的分歧，但它们都属于现实主义的理论脉络，相互之间的差异更多是程度上而非实质上的，是由于研究对象和范围的不同造成的，而不是根本性的对峙。与其他理论之间的辩论常常出现“各说各话”的现象不同，现实主义理论内部的争辩是在共同的概念和假定基础上展开的，因此也较容易进行对话和沟通。当前的争论对理论的发展有着建设性作用，同时也为现实主义的未来发展提供了方向。从最近的争论所体现的趋势和问题来看，现实主义理论的发展仍然可以在继续深化理论建构（theory building）和加强理论检验（theory testing）两个方面展开。
在理论建构方面，如何架构起不同分析层次之间、体系与进程之间的联系，同时又不违背现实主义的内在逻辑，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尤其是结构现实主义之后继起的理论可能有所突破的方向。作为一种解释性的理论，不仅需要揭示哪些变量在起作用，更重要的是揭示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性质和方向。如果添加新的变量，理论无疑会变得复杂，因果链条也会随之延伸，但是只有将新增变量之间的逻辑关系以简洁明晰的方式呈现出来，因果关系才能由经验来检验和具有说服力。防御现实主义和新古典现实主义者都增加了国家层次上的变量，但是对这些变量的概念化、操作化以及厘清它们如何在同一个因果关系链条上起作用仍然需要作进一步的研究。
在理论检验方面，成熟的现实主义理论需要经受住经验和逻辑双重标准的检验。由于解释力是理论评价的首要标准，我们需要针对现实主义与其竞争性理论在具体问题上的解释作比较，用大量的实证研究和案例分析来考察现实主义解释力是强化还是减弱了。正如沃尔弗斯所指出的，在《国际政治理论》出版20多年以后，我们仍然缺少对沃尔兹的主张进行细致的案例研究的评估〔15〕。同时，科学理论意义上的现实主义还可以利用科学哲学标准进行理论评价，瓦斯克斯（John Vasquez）运用拉卡托斯的“研究纲领（research programs）”标准对现实主义内部存在争论的均势问题所作的考察具有启发意义，尽管其结论偏颇，但是这为理论评价提供了新的思路。不仅仅是拉卡托斯的“研究纲领”，其他一些科学哲学标准——比如 “范式（paradigms）”和“研究传统（research traditions）”等——都可以运用到理论评价和检验中。〔16〕
内部争论表明，现实主义不是一个僵硬退化、停滞不前的理论传统，虽然许多现实主义学者引入了一些新的变量来建构理论，但这也并不意味着他们背离了现实主义的内核〔17〕，现实主义注重“实然”、以国家中心以及强调权力与利益的研究传统并没有动摇。近来的发展表明，在结构现实主义提供的基本框架下，从体系回归单元、从国际政治理论扩展到外交政策理论是现实主义“必要而且自然”〔18〕的演进过程，现实主义在不同分析层次和研究领域的扩展和深化展现了这一理论的持久生命力。
[注释]
〔1〕有关四次大辩论的介绍见，[挪威]伊弗·B. 诺伊曼等主编：《未来国际思想大师》，肖峰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一章。
〔2〕从现实主义立场对建构主义所作的为数不多的批评，见John J. Mearsheimer, “The False Promise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3 (Winter 1994/95), pp. 37-47; John J. Mearsheimer, “A Realist Repl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0, No. 1 (Summer 1995), pp. 90-92.关于主流与非主流之间能否对话和综合的争论，见Gunthar Helmann, “Forum: Are Dialogue and Synthesis Possibl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5, No. 1 (March 2003), pp. 123-153.
〔3〕对二者的区分见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1979), pp. 71-72.
〔4〕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Y.: W.W. Norton & Company, 2001), p. 21.
〔5〕不少学者指出进攻现实主义缺乏理论上的创新性：苏长和：《即将到来的大国冲突？》，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4期；
许嘉：《进攻现实主义的悲剧》，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7期。
〔6〕Glenn H. Snyder, “Mearsheimer’s World: Offensive Realism and the Struggle for Securit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7, No. 1 (Summer 2002), p. 151.
〔7〕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 107-111.
〔8〕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p. 21.
〔9〕Steven Van Evera, Causes of War: Power and the Roots of Conflict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160-166.
〔10〕Charles L. Glaser, “The Security Dilemma Revisited,” World Politics, Vol. 50 (October, 1997), pp. 171-201; “Realists as Optimists: Cooperation as Self Help,”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3 (Winter 1994/95), pp. 50-90.
〔11〕Gideon Rose, “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Theories of Foreign Policy,” World Politics, Vol. 51 (October 1998), pp. 144-172.
〔12〕Fareed Zakaria, “Realism and Domestic Politics: A Review Essa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7, No. 1 (Summer 1992), pp. 197.
〔13〕Jeffrey W. Taliaferra, “Security Seeking under Anarch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5, No. 3 (Winter 2000/01), p. 134.对这个问题的详细讨论，参见刘丰、张睿壮：《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流派辨析》，载《国际政治科学》2005年第4期，第121-126页。
〔14〕沃尔兹指出，结构理论旨在解释“少数大而重要的事情”。见Waltz, “Reflections on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 Response to My Critics,” in Robert O. Keohane (ed.), 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329.
〔15〕William C. Wohlforth, “Measuring Power-and the Power of Theories,” in Colin Elman and John Vasquez (eds.), Realism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 (Upper Saddle River, N.J.: Prentice Hall, 2003), pp. 254-255.
〔16〕Colin Elman, “Closing Dialogue,” in Elman and Vasquez (eds.), Realism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 p. 282.
〔17〕认为现实主义是一个退化的研究纲领以及内部论争背离了现实主义内核的评论见，John Vasquez, “The Realist Paradigm and Degenerative vs. Progressive Research Program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1, No. 4 (Dec. 1997), pp. 899-912; Jeffrey W. Legro and Andrew Moravcsik, “Is Anybody Still a Realis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4, No. 2 (Fall 1999), pp. 5-55.
〔18〕Charles L. Glaser, “The Necessary and Natural Evolution of Structural Realism,” in Elman and Vasquez (eds.), Realism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 p. 2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