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过去的10多年中，中国和印度两国经济高速增长，这正在改变着世界经济的格局，并引起世界各国的极大关注。中印两个文明古国在长期停滞后重新实现经济增长，证明了市场化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为世界经济的增长提供了动力，有利于世界消除贫困、控制人口，因而有着多方面的世界意义。由于制度环境和初始条件不同，中印两国的发展模式也不同，这表现在市场化路径、开放模式和增长道路的差异。为了实现经济的持续发展，中印两国都面临着挑战。两国共同的问题是坚持通过创造财富来消灭贫困而不要搞平均主义。中国还需要深化以农民土地所有权、国有企业所有权和私人财产所有权为重点的产权改革，印度则需要改革其限制社会流动、压抑经济活力和削弱人力资本投资的种姓制度。
[关键词]中国；
印度；
经济发展；
模式；
意义；
挑战；
产权；
种姓
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中国与印度成为最受人们关注的两个国家，从而引发了中国与印度热。发生这一现象的原因究竟何在呢？首先，当然在于这两个国家近年来极为出色的经济表现；
但是，更为重要的是这两个国家持续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正在迅速地改变着世界经济增长的地理版图，并改写着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过去的10年中，世界经济中增长最快的地区是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其平均年增长率为6.7%）以及南亚的各个发展中经济体（其平均年增长率为5.5%）.这样的增长速度已经使得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赶上了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经济体。与此同时，东欧和中亚经济体的国内生产总值在经过10年的停滞之后已经下降到了前者的50%.南亚的高速增长已经使得该地区经济体的GDP 达到了与中东和北非一样的水平。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东亚和太平洋地区以及南亚地区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其领军人物分别是中国和印度。中国和印度的产出均要占到其各自所在地区的70%以上[1-p189～190].毫无疑问，由中国和印度所带动的东亚和南亚的各个经济体的高速增长必定会打破世界经济原有的平衡而导致全球贸易和资金流向的巨大变化，特别是由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发展中大国崛起而带给整个世界经济的冲击极有可能超过历史上德国和日本崛起所带来的冲击。而这正是世界各国给予中国与印度以如此深切关注的理由所在。
一、中国与印度崛起的世界意义
中国与印度所在的亚洲曾经是非常富庶的地方，直到19世纪之前，中国比欧洲或者亚洲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强大，在1820年时，中国的GDP 比西欧及其衍生国家的总和还要高出将近30%[2-p109].在西方国家进行殖民扩张以前，印度是后来成为西方殖民地国家中唯一的工业品出口国，即使到了英国对印度进行殖民地统治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印度的工业规模仍然要比其他任何一个欧洲殖民地的工业规模都要大。但是，随着西方对印度的殖民，以及对中国的殖民渗透，本来就已处在停滞状态的中印两国经济更是出现了历史性的大逆转。在此后的100多年时间里，中国与印度，以及这两个大国所在的亚洲很快就成为世界上最为贫困的地区，而且大部分贫困人口恰好集中在中国与印度这两个人口规模极其巨大的国家里。
亚洲的复兴是从1950年代开始的，但是走出亚洲经济复兴第一步的并不是中国和印度，而是日本。这是因为中国与印度在争得民族独立与解放之后，出于对西方国家的\"敌意\"而选择了被事实证明是缺乏效率的\"计划经济体制\"，结果未能实现有效的经济增长，从而也就不能有效地解决多个世纪积累起来的贫困。但是，当日本于20世纪70年代成功实现对美国与欧洲的赶超，以及随之而来的东亚\"四小龙\"与\"四小虎\"的经济起飞，给中国以巨大的冲击。中国在经过审慎的思考以后，在1979年以后毅然决然地走上了向市场经济转型的道路，从而创造了令世人震惊的中国经济奇迹。面对中国的经济奇迹，印度最终也在1992年开始了向市场经济的转型，结果，在进行转型后的10多年时间里，也发生了在印度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经济增长。
由于中国与印度都是世界人口大国，两者加总以后的人口总数要占到世界总人口的40%左右，因此发生在这两个国家的高速经济增长从一开始就具有世界意义。对此，我们大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加以理解：
第一，中国与印度的崛起为解决世界性的贫困问题提供了新的希望。众所周知，只有经济增长才能有效地减少和消灭贫困，或者换句话说，财富的创造是解决贫困问题的关键性因素，而分配至多只能解决公平问题，但是绝对不能解决贫困问题。中国与印度的经济增长与崛起再次证明了这一点。自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只花了短短20多年的时间，就使得大致为4亿左右的贫困人口实现了脱贫。印度在刚刚开始改革的时候，其贫困人口要占到全国总人口的36%，但是在市场化改革仅8年之后，其贫困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就显著地下降了八个百分点，平均每年降低一个百分点[1-p64～65].毫无疑问，中国与印度在解决贫困问题上的巨大突破既为全世界发展中国家走出贫困树立了信心，也为世界解决贫困问题提供了可能。如果我们沿着这样的逻辑作更进一步的推理，那么中国和印度的崛起还将为改善世界人权状况做出巨大的贡献。无数的事实证明，人权状况的改善极大地依赖于经济上的脱贫。
第二，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中国和印度的崛起与15世纪以后西方国家的崛起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中国和印度的崛起是有助于减少和消除世界性的贫困的，但是在西方国家崛起的过程中则制造了世界性的贫困。在西方国家崛起的过程中，我们不仅看到发生了在他们各自国内的阶级分化与收入分配对于资本的过度倾斜，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贫困，而且还看到了由西方国家的殖民活动与帝国主义战争所造成的世界性贫困的增长，从而使得整个世界日益被分化为发达的工业化富国与不发达的发展中穷国。或许有人会以美洲为例来为西方的殖民地活动进行辩解，但是，在我们看来，在美洲发生的现象与其说是殖民还不如说是移民。因此，即使在西方学者的很多著作中，也是从来不把美洲作为西方的殖民地来看待的，相反，他们更加愿意称美洲为西方的衍生国家[2-p130].但是，除了美洲，或许还要算上大洋洲，我们在世界其它各大洲再也没有看到过由西方国家的殖民活动而带来的经济增长，在前西方殖民地国家普遍发生的现象事实上是经济崩溃与贫困的增长。正是因为有了这种本质上区别，所以，与西方国家的崛起相比，中国和印度的崛起从一开始就具有和平性，而非掠夺性。
第三，如果说中国和印度的崛起可以有效地解决世界存量人口的贫困问题，那么从流量的观点来看问题，中国和印度的崛起还将对控制世界人口的增长做出更为积极的贡献。这是因为，自从进入工业化时代以来，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一种比较稳定的负相关关系，即经济增长，以及由经济增长所造成的收入增加会改变人们生儿育女的\"成本-收益\"函数，人们生儿育女的成本会因为收入增加、生活费用上涨而增加，但人们生儿育女的收益（比如养老送终的收益、增加人口数量以增加家庭总收入的收益等）则会因为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而递减。因此，经济增长和收入提高的结果将是增量（流量）人口的下降。当然，要发生这样的变化，一个充分条件是工业化与城市化必须同时并进，因为城市可以创造更多的消费活动，城市生活需要更多的社交，城市的生活费用通常也要比乡村更加昂贵，而且城市的工作与生活节奏也要比乡村快得多。所有这些将会大大地降低人们的生育欲望，从而产生经济增长与人口增长的负相关效应。
第四，中国和印度的崛起还表明，尽管各国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以及文化遗产可以不尽相同，但是，实现经济增长、摆脱贫困、走向富裕和现代社会的必经之路则是市场化、自由化与国际化。
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1844年撰写的《共产党宣言》中就以十分赞叹的语句肯定了市场经济在解放社会生产力中所发挥出来的惊人力量，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用了\"法术般地呼唤出来\"的词汇来描述社会生产力得到解放的景象，并且还为我们描绘了当这种被解放出来的生产力随着市场边界的扩张而走向全世界时又是怎样引起整个世界的制度变革的。因此，在今天的世界经济中，那些既未向市场经济转型，又没有实行对外开放的国家，至今没有发生经济增长也就不足为怪了。
第五，中国和印度的崛起可以为世界经济带来新的增长动力。首先，中国与印度都是属于世界\"人口年轻\"的国家，它们可以为整个世界带来巨大的\"人口红利\"；
其次，它们拥有强大的低成本制造能力，这可以让整个世界在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而不至于发生通货膨胀；
最后，从长期来看，中国和印度的崛起还可以为世界创造一个规模空前巨大的新兴市场而使世界各国都有可能分享中国和印度经济增长的成果。
根据以上几点分析，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中国和印度的崛起所产生的影响绝不是国别性或者区域性的，而是世界性的。不仅如此，在现有的国际规制下，中国和印度崛起所产生的这种世界性影响不会是破坏性的或侵略性的，只能是和平性与建设性的。因此，与以往发生在西方世界的大国崛起相比，中国和印度的崛起将更加有利于人类解放与世界和平。
二、中国和印度为何会选择不同的发展模式？
从统计数据来看，中国和印度都在崛起，两国的经济增长速度都非常快，而且增长率还非常接近。所以，即使从表面现象来看，也无法把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增长简单地定义为兔子与乌龟之间的竞赛。如果我们透过表面现象，深入到中国和印度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去分析，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发生在中国和印度两个国家中的经济增长是难以用\"龟兔竞赛\"来加以概括的。事实上，与其说中国和印度在进行着一场竞赛，还不如说它们各自在寻找着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经济增长和国家崛起之路更为妥当。为了证实我们的这一看法，我们就需要对中国和印度间的差异加以分析。
1.中国和印度走向市场化的道路不同
我们在前面的分析中已经指出，经济增长需要通过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才可能发生。但是，由于中国与印度的国情不同，中国和印度走向市场化的道路存在着很大差异。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前实行的是以公有制为基本制度的计划经济，而印度在其改革开放以前所实行的则是以私有制为基本制度的计划经济，这种制度上的根本差异导致了这两个国家在向市场经济转型时，必须要选择不同的改革道路。
对于中国而言，要想完成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首要的任务便是进行所有制的改革。
因此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开始正式引入产权和私人企业制度。这项改革最初是从农村开始的，然后就以星星之火燎原之势迅速地在整个经济领域中得以推行，从而成功地奠定了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制度基础。根据世界银行的估算，仅仅是在1978年至1984年间，由于中国政府在农村进行了明确土地产权和其他一些产权的改革，就使中国农业产出提高了四十二个百分点[3-p80].在整个中国的经济增长过程中，经济增长与产权改革及私人企业的发展表现出高度的正相关性。综观今日之中国，什么地方民营经济发展越好，那么该地区的经济增长也就越快，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就提高得越快；
什么地方产权改革越是滞后，那么该地区的经济增长也就越慢，贫困的问题也就会变得更加严重。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尽管再分配可以缓解不同地区间的收入差距日益扩大的矛盾，但是解决这一矛盾的根本方法可能还是在于产权和其他相关制度的改革。
与中国不同，由于印度在改革开放之前就已广泛地存在着数量众多的私人企业，因此，对于印度来说，其通向市场化的道路就是放松政府管制、大力推进经济自由化与贸易自由化就可以了。印度大致上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减少贸易限制的改革，但是真正的自由化改革则是从1992年才开始的。在1991年时，印度的平均关税为83%，但是到了1998年，印度的平均关税已经降低了30%以上。贸易自由化导致激烈的市场竞争，这种竞争不仅来自国内，而且还来自国际社会，其结果是大幅度地提高了印度企业的生产率，并且还显著地减少了印度企业关门倒闭的现象。由此带来的结果是：从1992年改革开放至今，印度的GDP 已经翻了一番多，其人均GDP 提高了近4倍[3-p26]，并且和中国一样，印度也非常显著地减少了贫困。
不管中国和印度在走向市场化的过程中所采取的方法有多大的不同，但是，(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中国和印度的改革在有一点上却是非常相似的，那就是两国都谨慎地采取了渐进改革的方式，从而避免了那种发生在前苏联和中东欧计划经济国家转型过程中的社会动乱，以及因为社会动乱而造成的经济衰退。
2.中国和印度对外开放的模式不同
再从中国和印度对外开放的模式来看，这两个国家也存在着相当显著的差别。就中国而言，对外开放的主要方式是出口导向和引进外资，而印度的对外开放则采取了对外投资与自由贸易的方式。导致中国和印度在对外开放上所采取的几乎是完全相反的做法的原因就在于两国所面临的初始条件是完全不同的。
在开始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时候，中国的初始条件是：有数量庞大的过剩劳动，但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企业，也没有真正的企业家，并且还是一个典型的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国家。
这样的一些初始条件决定了当时的中国经济必然具有以下特征：第一，劳动几乎无限可供给；
第二，内需因为过剩劳动和农村居民数量过大而严重不足；
第三，中国城乡居民虽有很高的储蓄倾向，但是由于企业和企业家的高度稀缺而不能把国内的储蓄有效地转化为生产性的资本来增加国民财富和居民收入。这样的初始条件和经济特征就决定了中国的对外开放只能采取出口导向和大规模引进外国直接投资的模式。
通过采取积极的鼓励出口的贸易政策，其方法是人民币汇率贬值（1994年）和出口退税，中国有效地解决了由内需不足而造成的生产过剩问题。通过引进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不仅有效增加了中国的投资总额，还激活了市场竞争，激发了中国的企业家精神，促进了中国企业制度的改革。所有以上这些由对外开放所带来的经济效应使得中国的经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强劲增长。
当印度开始改革与开放时，它所面临的初始条件与中国是非常不同的，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特点：有比中国更好的企业制度和比中国更好的金融体系；
但是，劳动力的素质不高（文盲率要达到40%以上，这在很大程度上与印度社会的\"种姓制度\"有关）；
基础设施非常糟糕，并且因为过早地推行西方式的民主而导致政府效率非常低下。面对这样的初始条件，印度在开始对外开放时所能做出的选择只能是对外投资和自由贸易。现在的问题是：印度为何只能做这样的选择呢？假如我们把素质较差的劳动力和糟糕的基础设施这两个初始条件结合在一起考虑，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印度是没有能力吸引世界跨国公司到其国内投资生产的。
与此同时，只要印度本国的公司发展到一定的规模，也将面临优质劳动力供给不足和基础设施供不应求的发展瓶颈，而这正是印度的制造业发展为何远远落后于中国、并且在这样的情况下还有为数很多的印度企业要到海外投资的原因所在。
当我们再把印度民主的、但同时又是分散的和缺乏效率的政治体制与其基于种姓制度之上的精英教育体制结合起来，再加上由于英国殖民而留下的语言遗产（英语被英国殖民者确定为印度的官方语言），那么我们就很容易理解印度为何无法采取鼓励出口的发展战略，并且在政府无法作为的自由化贸易战略中自然而然地走上了参与全球计算机软件业外包式国际分工的道路。其中的道理很简单：印度参与全球计算机软件业外包式的国际分工是很自然的，因为印度的精英教育制度培养了足够数量的从事计算机软件外包生产的熟练劳动与大批训练有素的工程师，再加上语言上的便利，以及软件业的发展无需发达的基础设施的支持，所以只要印度对外开放，就很容易被世界跨国公司组合到全球计算机软件设计和生产的体系中去；
而中国却因为存在语言等方面的障碍，在这方面反而没有比较优势。然而制造业就不同了，它不仅需要素质高、且成本低的劳动力，而且还需要比较发达的基础设施提供硬件上的支持。
更加重要的是，除了率先发动工业革命的英国之外，几乎每一个通过发展制造业而走上工业化发展道路的国家，在其制造业发展的早期阶段都需要政府的适当保护和有力的出口支持。
德国工业化早期曾经盛行李斯特主义，美国在走出工业化发展的第一步时所遵循的是汉密尔顿主义，日本和东亚诸经济体能够成为规模不等的制造业生产国，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因为得到了政府出口补贴等经济政策的支持。然而，在印度却因为政府的不作为，而看不到国家对制造业的这种支持。结果，在印度，因为政府软弱而不得不采取的那种自由主义的贸易政策从一开始就决定了印度制造业难以有生存和发展的空间。
在对中国和印度的开放模式进行比较之后，我们有必要澄清两种已经广为流传，但是却并不正确的观点。
第一，有许多人认为，从事国际软件业外包生产的印度要比从事大规模制造的中国更有发展潜力，因为在这样的国际分工格局中，印度似乎要比中国处在科技含量更高的国际分工层次上。在我们看来，这样的观点并不正确。首先，无论是中国还是印度，其实都处在国际分工的底端，这是由中国和印度两国的发展中国家的地位所决定的，区别只是在于中国处在国际制造业分工的底端，而印度则处在国际软件业分工的底端，并且这种区别归根到底是由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国家各自的比较优势所决定的。其次，当我们把这样的区别作更进一步的分析时，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制造业由于具有较长的产业链和更大的产业溢出效应，从而可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带来更为公平的经济增长；
相反，印度软件生产的产业链相当短，并且其产业溢出效应也比较小，因此，印度的软件生产只创造了有限的就业机会，并且还发生了\"软件新贵\"与普通劳动者之间收入分配上的巨大鸿沟。
第二，还有许多人认为，印度在基础设施上的供给不足是可以得到弥补的，但是中国在制度与技术等\"软\"实力方面存在的问题将是难以得到克服的，因此，从长期来看，印度的发展潜力要大于中国。对于这样的看法，我们也是不能赞同的。不错，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往往都同时面临着双重的制约：既有软性的制约，如制度和技术；
又有硬性的制约，如基础设施等。但是，问题就在于，在以上这两种不同性质的制约因素中，究竟是何种制约因素对经济增长构成了更大的障碍呢？世界银行2005年度的世界发展报告通过调查和研究表明，在构成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各种制约因素中，名列首位的并不是制度、技术和金融体制等软性因素，恰好是人们通常都认为并不重要的基础设施[3-p11].其中的道理很简单：基础设施是刚性的，并且是不可能从外部世界获得的，但是技术却是可以引进的，而制度则是可以借鉴的，它们都可以借助于由\"干中学\"而产生的学习效应来加以改进或改革。而这正是软性制约因素要比印度更多的中国为何会比印度发展得更快的原因所在。
3.中国与印度的经济增长道路不同
从历史上看，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遵循人们所熟悉的增长道路，即第一步摒弃农业，转向制造业，再后来则转向服务业，并以此作为主要的收入来源。但是也会有一部分国家会直接从农业生产国转向以服务为基础的经济。如果将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增长加以比较，那么我们就会发现，中国是沿着从农业到制造业，再到服务业的发展道路循序渐进的，而印度则部分地采取后一种经济增长的道路，把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到了服务业的发展上。
这可以从两国经济的产业结构及其增长的速度上明显地观察到。1990年时，中国农业占GDP 的比重为27%、工业（包括制造业和采掘业等）占GDP 的比重为42%，制造业占GDP 的比重为33%、服务业占GDP 的比重为31%.到了2003年，以上这些数据相应地变化为15%、52%、39%和33%.通过计算，我们很容易得到这些产业的年均增长率，它们分别为3.5%、12.3%、11.7%和8.8%，从中国各大产业年均增长率的比较中，我们不难看到，中国工业的年均增长率是最高的，除了农业之外，增长率最慢的就是服务业了[1-p202].
印度的情况与中国恰好相反。在1990年时，其农业占GDP 的比重为31%、工业占GDP 的比重为28%、制造业占GDP 的比重为17%、服务业占GDP 的比重则高达4l %.到了2003年时，印度的产业结构相应地变化为22%、27%、16%和51%，其各大产业的年均增长率则分别为2.7%、6.0%、6.5%和7.9%.由此可见，在1990年到2003年间，印度经济中增长最快的部门是服务业，而且与服务业的快速增长相比，工业和制造业甚至有相对萎缩的趋势[1-p203].
众所周知，中国和印度的禀赋特征是非常相似的，可是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增长道路为何还会产生如此重大的差别和非常不同的做法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有必要对中国和印度的投资和商业环境加以比较分析。理由很简单，即使两个国家的禀赋相似，但是假如它们的投资与商业环境存在较大的差异，那么仍然有可能走上不同的增长道路。从统计数据来看，中国和印度在投资环境和商业环境上大致存在以下差异：
第一，从投资环境来看，中国有比印度更好的基础设施，因此，中国要比印度更适合发展制造业。至于中国为何会比印度拥有更好的基础设施，其原因在于中国和印度的财政结构完全不同。
中国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商品和服务税，其支出主要用于基本建设，也就是国际上所说的基础设施建设。与中国不同的是，印度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则主要来自所得税、利得税、资本收益税和国际贸易税，而其支出则主要用于国内外债务利息的支付，大致要占到其支出总额的30%左右（2003年的数据）[1-p242～243].如此巨大的结构性差异，必定会使得印度国内的基础设施投资严重不足。通过进一步的分析，我们还可以看到，由于中国的所得税主要归地方政府所有，因此中国地方政府就有强大的动力去招商引资来推动地方经济的发展，并尽可能地用由此得到的税收收入去解决中央政府大规模下放事权而引起的地方政府的财政危机。为了达到以上目的，中国的地方政府就必须为改善投资环境而进行基础设施的投资，这种投资的费用先是通过土地批租或者银行借款来筹措的，进而是通过由产业发展所造成的税基的扩大而征得的。但是，这样的动力在印度的地方政府中却是很难找到的，因为印度的地方政府明显地缺乏像中国地方政府这样的税收激励。此外，再考虑到印度的土地基本上归私人所有，所以印度的地方政府是很难以土地批租这样的方式来筹措改善投资环境所必需的基础设施投资。于是，当印度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都不具有基础设施的投资能力时，发展制造业所必需的投资环境也就难以形成了。通过以上的分析对比，其实我们还可以得到一些新的发现，由于印度政府的财政收入高度依赖于各种所得税，所以在经济发展以前政府的税收收入在数量上就必定是非常有限的，因此政府为了保持财政收支平衡，就只得举债（包括内外债）.然而，在动态中，这一举措又会进一步恶化政府的财政结构，因为在下一期的政府财政支出中就必须用更多的财政收入去归还上期政府债务的本金和利息。
然而，中国的情况则刚好相反，中央政府通过各种流转税、地方政府通过土地批租或者银行借款可以筹措到足够的用于基础设施投资所需要的资金，而在动态过程中又可以通过投资环境的改善达到吸引外资流入的目标，并将政府支出进一步挤入基础设施投资的良性循环过程。
所以，我们的结论是：中国劣于印度的金融体系的初始条件，以及在这种初始条件下所选择的大规模引进外资的做法反而走出了一条比印度更加有效的经济增长道路。
第二，从商业环境上看，中国在总体上也要比印度好得多。在创办企业所需要的时间上，中国只需要花41天，而印度则要花89天；
财产登记注册在中国只需要32天，而在印度则需要67天；
尽管在信贷获取的法律权力方面印度要好于中国，但是两者的差距并不是很大，在取值为0-10的指数中，中国为2，印度为4，仅高出中国两个指数点；
但是在反映企业雇用职工的僵化指数中（其取值范围为0-100），印度则要比中国高出12个指数点（这个数值越高，表明其劳工市场就越是僵化），中国的数值为30，而印度的数值则高达48；
在履行合同方面，法院执行所需要花费的时间在中国为241天，而在印度则需要425天；
最后，在中国，处理破产企业所需要的时间平均为2.4年，而在印度则需要花去整整10年的时间[1-p278].由上可见，除了在企业获取信贷权力方面印度稍好于中国之外，其他商业环境指标印度都要比中国差得多，这就决定了中国企业可以投资于规模较大的制造业，而印度的企业则更加愿意投资于小规模的服务业。因为投资于大规模的制造业，一旦经营出现问题就会因为僵化的劳工市场和旷日持久的破产程序而陷入无路可退的绝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在这个问题上，国内外经济学界和政治学界经常会有人因为中国存在较多的政府腐败和寻租行为为由而得出中国的商业环境不如印度的结论，其实，由世界银行组织的专家调查的结果恰好相反。以2003年的数据为例，政府腐败构成企业发展限制的数值在中国为27.3%，而在印度则要高达37.4%，要比中国整整高出了10个百分点[3-p246].所以，实际情况是：中国的商业环境要比印度更加有利于制造业的发展，而中国的商业环境之所以要比印度更加优越，其中的一个关键性因素就是因为在中国事实上存在着地方政府之间极其激烈的、为了实现经济增长而展开的争夺企业的竞争。并且，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竞争，反而使得政府的租金率大幅下降，腐败行为也会因为竞争而趋于减少，或者至少是与经济增长激励相容的。
第三，从劳动力市场来看，中国的劳动力素质在总体上也要比印度好得多，所以中国就要比印度更加有利于制造业的发展。我们先来看中国和印度在居民接受教育机会上的差异。
2003年在中国，小学教育的总入学率达116%、中学为67%、高等教育为13%，但在印度，同一年的各类总入学率都要低于中国，其中小学的总入学率为99%、中学为50%、高等教育为11%，从而呈现出比中国更为明显的、接受过中等教育的人才供给严重不足的问题。再从教育成果来看，2002年中国成人的识字率男性为95%、女性为87%，青年识字率男性和女性均为99%，但是在印度，相应的数据则为68%、45%，以及80%和65%[1-p88～97].由此可见，印度劳动力平均的受教育程度要远远地低于中国，正是这种差异使得中国更加适合发展制造业，而印度则无何奈何地选择了服务业。正如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可以看到的那样，服务业通常总是可以分为高端与低端两种不同类型的部门，前者如金融与贸易等，后者如商品零售与交通运输等，所以在服务业中就业的可以是高级人才，也可以是素质较低的普通劳动者，这也就是说，服务业所需要的劳动者并不一定都是均质的。但是，与发展服务业不同，制造业所需要的却是比较均质的劳动要素，特别是在制成品生产部门，通常所雇用的都是训练有素的职工。由于发展制造业与发展服务业所需要的劳动力在素质上是不尽相同的，所以在劳动力素质平均水平较高的中国制造业获得了极为充分的发展，而在劳动力素质平均水平较低的印度制造业的发展却非常困难。但是，在印度，与其教育结构比较相匹配的，既可以接纳低素质劳动力、又可以吸收高素质人才的服务业却可以得到相对较快的发展。
在弄清楚了中国和印度为何会走上不同的经济增长道路这个问题以后，我们就很容易理解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就是中国和印度为什么在对外开放方面也会有如此重大的差别？从统计数据可知，2003年中国货物贸易占GDP 的比重达到了60.1%，外国直接投资总额占GDP 的比重为4.5%，与中国相比，印度的这两个比例都要低得多，前者仅为21.1%，后者则更低，只有微不足道的0.8%.虽然印度商业服务出口占商品出口的比率高达44.7%，而中国只有10.6%，但是考虑到中国的产出和出口总量，中国商业服务的出口总量仍然要大于印度[1-p322～323].总之，无论从商品贸易、服务贸易，还是从外国直接投资等数据来看，中国的对外开放度都要比印度大得多，而造成这种差别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中国拥有规模巨大、且高度参与国际分工的制造业，而印度却只有以满足内需为主的服务业，因为服务部门的很多产品都是不可储存的非贸易品。正因为中国的对外开放度要大于印度，所以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也要比印度更大，不仅如此，中国从外部世界得到的资源和知识也就自然要比印度多得多，而这也正是最近十年来中国为何在世界上比印度更加有影响、经济增长比印度更快的原因所在。
在这里我们特别不能接受的是这样一种观点，即中国通过对外开放而成为世界加工厂会导致中国资源枯竭和环境遭到破坏的说法。无论是统计数据还是活生生的事实都告诉我们，发达国家的环境保护总是要好于发展中低收入国家，其中的原因就在于发达国家可以有更多的资金投入用来保护和改善环境，因此今天中国通过对外开放和为世界生产来加快经济增长，实际上是有利于未来的环境改善的，而且，只要我们能够按照禀赋特征来参加国际产业分工，我们所投入的就主要是劳动，而不是资源和环境，更何况，在开放经济条件下，资源本身也是可以进口的，如果世界资源趋于枯竭了，那也不是中国的问题，而是整个世界的问题，到了那时，在市场价格机制的作用下，企业家们是一定会通过技术创新来解决这样的问题的。
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认为中国通过加工贸易来发展我们的制造业是正确的选择，因为来料加工与进料加工都可以缓解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中的资源紧缺问题。假如中国通过加工贸易而进口了更多的外部资源，那么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就会导致中国资源危机的说法就是没有根据的了。至于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就会导致中国的环境遭到破坏的说法就更加没有道理了，当中国是通过加工贸易而成为世界工厂的时候，中国经济增长对国内环境的破坏应当是趋于减少的，假如是因为有破坏中国环境的产业进入中国，那么这也不是加工贸易或者中国成为世界加工厂的错，而是由于中国各级政府没有能够加强对破坏环境的产业进入中国的管制所造成的。
三、中国和印度所必需面对的挑战
以上，我们从两个角度讨论和分析了中印两国在经济发展模式上一些主要的差别。现在，我们还将从未来发展的趋向上进一步阐述中印两国可能面临的挑战。毫无疑问，作为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在未来经济发展中，中印两国必定会遇到一些共同的问题需要解决，但是，考虑到中印两国经济起飞的初始条件不同，以及各自所选择的经济发展模式也不尽相同，因此，它们在未来的发展中可能面临的问题也不会是完全一样的。我们试图从三个角度来分析中印两国可能面临的挑战。
1.中印两国的共同课题：根除贫困还是公平收入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是否可持续，不仅取决于它的由各种各样的技术性因素所决定的经济增长方式，而且还取决于其社会收入分配的公平性。因为在一般的情况下，公平的收入分配可以增加国内居民消费，从而使得本国宏观经济中的供求关系保持平衡。假如一个国家的收入分配过于悬殊，那么就会出现储蓄率过高和内需不足的问题，这时宏观经济增长就会因为投资增长过快（因为储蓄过多而资本价格下降，也就是利息下降所致）、国内居民消费不足而过多地依赖于出口贸易。这种情况假如被不断地持续下去，那么该国最终将会因为遭遇来自外国的贸易制裁而陷入因为缺乏需求而引起的经济衰退。进一步的分析还表明，经济增长的目的原本就在于提高本国居民的收入与消费水平，假如一国的经济增长不能带来这样的结果，那么经济增长本身也就失去了意义。
但是，为了使得经济增长能够真正产生这样的社会效应，公平的收入分配是非常重要的，为此，经济学家们便创建了一种专门用来衡量社会收入分配之公平性的指数，该指数被定义为\"基尼系数\"[4-p569]，它所测量的是一国经济中个人或家庭之间的分配偏离完全平均分配的程度。假如基尼系数为0，则表示社会的收入分配完全平等；
假如基尼系数为1，那么就意味着社会收入分配达到了最不公平的程度，即社会中最富有的那些人100%地获得了社会的所有收入。由此可见，基尼系数越小，社会收入分配也就越是趋于公平；
反之，则相反。假如我们从一个既定的基尼系数出发，经济增长的结果导致了基尼系数不断地趋于下降，那么我们就有理由说经济增长的成果被越来越多的人所分享了；
反之，我们便有理由说，经济增长的成果并未被社会大部分人口或家庭所分享，于是我们前面所说的那种储蓄率过高和内需不足，从而经济增长不可持续的现象就迟早会发生。
为了避免产生不必要的误解，我们在这里还需强调的是：在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过程中，基尼系数的变化都不是单调的，它既不会单调递增，也不会单调递减。根据库茨涅兹的发现，社会收入分配的不公平指数，也就是我们在此所说的基尼系数，在经济增长的早期阶段是趋于上升的，只是到了人均收入超过某一个临界点时，该指数才会掉头向下，社会收入分配也才会出现渐趋公平的现象[5-p276].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基尼系数的动态趋势不会是单调递增或者单调递减的，在长期中必定会是一条倒\"U\"型的曲线呢？这是因为在经济增长发生以前的传统社会里，人均收入水平较低，生产方式也比较单一，除了社会权力的上层可以获得相对较多的财富之外，人们的财富分配是比较平均的，因此此时的基尼系数值就比较低。但是，当一国借助于市场经济制度和工业革命而开始发生经济增长时，原有的那种社会收入分配结构就会被迅速地打破，那些拥有生产率相对较高的要素所有者，或者拥有某种稀缺要素的所有者的收入就会相对较高。而且在经济增长的初期，由于资本要素供不应求，劳动要素供给相对过剩，因此整个社会的收入分配一般会对资本比较有利。进一步的分析还可以发现，正是因为在一国经济增长的初期资本要素高度稀缺，所以为了鼓励人们储蓄，政府通常也不太可能在经济增长的初期阶段就大规模地推行收入再分配的政策，否则，不仅是资本的原始积累难以完成，就是人们最初被激发起来的那种创造财富的动力也会转瞬即逝。
在度过了经济增长的这个早期阶段，与资本相比劳动会成为相对稀缺的要素，于是工资率就会迅速上涨，而资本报酬则会逐渐递减。并且，随着资本积累的完成，整个社会也就没有必要依靠维持一种较大的收入分配差距来维持一种较高的社会储蓄率，于是政府就可以采取各种转移支付或再分配手段来公平社会收入的分配，结果，原来较高的基尼系数便会逐渐地趋于下降。因此，我们不赞成那种简单地将中国的基尼系数与发达国家进行对比的做法，因为中国目前所处的经济增长阶段与发达国家并不具有可比性。假如我们忽略了中国与世界发达国家在经济增长阶段上的差异，而盲目地依据这种并不科学的比较方法去制定我们的收入分配政策，那么其出错的概率就会很大。
有了以上这些知识背景，我们就可以来讨论中国和印度的收入分配问题。首先，从基尼系数来看，中国为44.7%，印度为32.5%；
再从收入最高的20%居民占全社会收入或消费的百分比来看，中国为50%，印度为43.3%.如果做个比较，那么就可以发现，中国和印度的基尼系数与收入分配的不公平程度虽然要高于发达工业化国家，但是却比加勒比和拉丁美洲国家，以及大部分非洲国家要低得多（它们的基尼系数一般都在50%至60%之间）[1-p72～73]，这也正是为什么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增长要比加勒比、拉丁美洲和非洲国家更加强劲有力的原因所在。因为与上述这些国家和地区相比，中国和印度让更多的人享受到了经济增长的成果。然而，这里有一个令人奇怪的现象是，印度的基尼系数竟然会低于中国。其实，对于这个问题并不难理解，就像我们在前文中分析中国和印度两国间财政结构差异时所看到的那样，印度的税收是以所得为主的，而中国的税收则是以交易为主的，因此税后的收入分配印度肯定要比中国更为公平些。
现在的问题是，印度的这种做法是否比中国更好呢？其实未必！首先，印度采取的比中国更为严厉的税收再分配制度并没有显著地减少收入分配上的差距，虽然基尼系数变小了，但是印度收入最高的20%居民占全社会收入或消费的百分比仅比中国低了6个多百分点；
其次，印度比中国更为严厉的税收再分配制度导致了资本的外流。从2003年的统计数据来看，中国的国内储蓄占GDP 的比重为47.9%，而印度则仅为24.8%[1-p42～73]；
国内金融机构对私营部门和政府及其它公共机构的债权增长率在中国分别为15.9%和0.2%，而在印度则分别为5.0%和4.1%，这说明印度私人金融活动的规模远比中国要小得多；
一个更为重要的、可以说明印度私人资本外流的数字是证券投资流量，这个数字2003年在中国为正的6.75亿美元，而在印度则为负的29.44亿美元[1-p250～251]，这也就是说中国是个证券投资的流入国，尽管其流入量还微不足道，但是印度却是个证券投资的流出国。通过这样的比较分析，我们可以得到怎样的结论呢？就像库茨涅兹的倒\"U\"字曲线所表明的那样，在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尚未达到可以进行大规模社会收入再分配的阶段时，过早地采取旨在公平收入的再分配政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对于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反而是不利的。
因此，无论是对于中国来说，还是对于印度来说，未来的挑战就在于能否维持一种更加有利于财富创造、增加投资与就业的增长方式，因为只有增加投资才能增加就业，只有增加就业才能消除贫困。毫无疑问，所有这些只有当人们具有强烈的财富创造的欲望时才是可能的。倘若我们过度地、或者不恰当地去追求收入所谓的\"公平分配\"，那么就有可能窒息整个社会创造财富的欲望而导致经济增长的衰退与贫困的再现。因此，我们的结论是：在今天的中国和印度，摆在第一位的任务是彻底消除贫困，而不是收入的再分配，政府应当在激励人们创造财富的同时尽可能地增加社会保障的投入，而不是大规模地推行转移支付的政策，其基本的政策取向应当是保护产权和消除贫困，并在保护经济可持续增长的过程中去改善收入分配中的贫富差距扩大的问题。
2.中国必须面对的挑战：产权改革如何走向深化
我们在前文的分析对比中已经指出，中国是通过产权改革而走向市场化的发展道路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已经从根本上解决了作为经济发展之必要前提的产权问题。首先，从存量上讲，中国土地国家所有的制度和国有制企业仍然大规模存在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其次，是由居民和私人部门所创造或者拥有的大量流量财富的权利归属也没有得到非常明确的认定与法律上的认可。这些问题会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首先，土地国家所有使得中国的农民在某种程度上几乎完全丧失了原本可以从土地所有权中所获得的收益。不仅如此，还会使得农民丧失很多的发展机会。从世界银行的调查报告来看，在巴西、印尼、菲律宾和泰国的农村，由于明确了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土地转让价格上涨了将近一倍，而且最为关键的一点是，这些由土地价格上涨而导致的溢价收入主要是归农民所有的[3-p80].由于明确了土地所有权，农民、乃至整个社会至少还可以获得以下这些好处：第一，明确了的土地所有权不仅可以杜绝农民对于公共土地资源的滥用，而且还有利于促进农民对土地的投资。第二，明确了的土地所有权更容易被贷款人接受为担保物，从而可以使得农民更容易获得对土地进行投资所需要的资金来源。第三，明确了的土地所有权还可以让农民更加自由地经营自己的人力资本。在秘鲁，有了明确的土地所有权的人外出工作的时间比没有明确土地所有权的人平均每周多20个小时；
在越南，则每年平均要多出9个星期[3-p80].第四，明确的土地所有权还可以提高土地的使用效率，因为在土地所有权不明确的场合，人们会因为害怕承租人不时地提出对于土地的永久性权利而宁愿闲置土地。
第五，明确的土地所有权不仅有利于土地所有者个人，而且也可以通过他们由于投资而带来的经济增长和贫困的减少而使社会的更大群体受益。
就明确的土地所有权可以带来如此多的好处来说，中国太需要进行一次明确农民土地所有权的改革，因为中国目前农村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恰好是因为没有明确的土地所有权而造成的，而且存在于中国农村中的诸多问题几乎与以上所列举的各种好处是一一对应的。比如在土地重置过程中产生的溢价几乎都是被政府和投资者拿走的。由于土地所有权不明确而不能抵押，农民几乎没有任何渠道获得资金来经营土地。中国的农民为什么会被称为民工，而不能成为城市移民，也就是因为他们在农村拥有一块产权不明确的土地，农民既不能把它们变现成为进入城市投资与生活的资金，完成从农民到城市居民的转型，又舍不得把它们弃之不管，于是就只能成为徘徊于乡村与城市之间的民工。最后，在地少人多的情况下，农业劳动的生产率是无法得到有效的改进的。很多地方由于农民人数过多，投入土地的劳动边际生产率甚至可能是负的。因此，为了真正解决\"三农\"问题，中国迫切需要的是土地制度的改革。
仅仅依靠政府的转移支付、农业税的减免，以及所谓的\"工业反哺\"农业的做法是绝对不够的，并且还可能是不利于整个国民经济增长的。在这方面，我们必须应当牢记的是毛泽东同志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中所提出的具有远见卓识的论点，即中国的问题在农民，而农民的问题则在土地。只有解决了农民的土地所有权问题，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农民的贫困问题与农村未来的发展问题。至于中国农村应当采用何种方法才能明确土地的所有权，国际上可以有很多可供借鉴的经验。远的不说，就最近的发展而言，泰国从1982年开始的一项为期20年的农村土地登记制度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世界银行对泰国这一项改革的调查和研究表明，泰国这项改革的两个预期目标都已实现：第一，已经明确土地权利的农民要比没有明确土地权利的农民以更加优惠的条款更加安全地借到了更多的贷款；
第二，已有明确所有权归属的小块土地的生产率明显增长[3-p83].
现在，我们再来进一步讨论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问题。从理论上讲中国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为全民所有，但是实际上中国国有企业的产权历来归政府所有，所以在中国把全民所有的企业称之为国有企业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但是考虑到政府本身就是一个公共部门，那么即使全民所有的企业被定义为国有企业，它仍然是一种公共产权。企业产权的公共所有历来是低效率的，这一点已经被无数的事实所证明。人们或许会以中国中央直属的大型国有企业大都是盈利的为由来反对这样的结论，其实只要我们仔细分析一下中央直属大企业的利润来源就会很容易地找到正确的答案：是市场垄断为这些中央直属的大型国有企业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利润来源。从中国今天实际情况来看，国有企业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对于中国的经济增长构成了障碍：第一，当国有企业被允许垄断经营时，其他企业就没有了机会，即使政府可以在法律上认可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之间的竞争，也很难创造出两者间公平的竞争环境；
第二，当国有企业垄断了某些重要的资源供给时，如电力和能源等，那么整个社会就更加容易滋生腐败，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的现象是，国有企业已经形成了一整套从其所提供的资源与服务的消费者那里攫取高额费用或贿金的组织系统与办事章程，其结果是一般企业的投入成本越来越高，纳税人的负担加重，而国有企业的收入也不见得增加，因为大部分非规则收费或贿金都是被国有企业中的个人拿走了；
第三，当存在于国有企业中的、不可避免的政府干预和企业经理乃至员工的较弱的责任感结合在一起时，又必定会导致国有企业过高的成本和不可信赖的服务，而在政治和财政的双重考虑下，政府主管部门注定不会有积极性去解决这样的问题，结果国有企业就越来越成为经济增长的障碍；
第四，当国有企业经营效率较低，但是又可以通过垄断经营权而获得较高的利润、并给予其员工较高的工资收入时，那么就连人们所期望的那种公共产权可以公平人们收入的逻辑也被整个地颠覆了，而这正是造成今天我们试图通过发展国有企业来增加就业和公平收入分配的期望每每落空的原因所在；
第五，更为重要的是，当我们一方面维持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保持不变，另一方面又因为缺乏好的企业制度和企业家资源而不得不大量引进外国直接投资的时候，中国本土的民营企业和私人部门的发展就会因为遭受来自国有企业和跨国公司的双重\"压迫\"而难以成长，而这将会使得中国的经济增长越来越变得难以持续，因为中国没有坚实的微观基础——真正属于中国自己的企业。其实中国今日资本市场的糟糕表现与国际竞争中缺少自己的品牌等现象再也清楚不过地证实了我们所说的论点。
面对这样的状况，我们可以说，中国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是个根本无法回避的问题。为了实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中国必须勇敢地去面对这样的挑战。为什么说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是个挑战呢？因为，尽管向更为合理的产权结构的转变有利于经济的增长和社会财富的增加，但是，在产权关系发生变化的过程中总会引起社会关系的一定程度的紧张。因为产权制度的变更总是会出现这样的局面：其中的一些社会成员获得了更多的利益，而另外一些社会成员则只能获得较少的利益，甚至还有一些社会成员只能在改革奏效后的经济增长中才能获得由产权改革所带来的利益。
除了这种时间上的差异之外，产权改革还会导致部分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受到损失。因此，在任何国家的任何时候，产权改革必定会遭遇到不同程度的抵触甚至反对，于是任何产权改革都是政府所必须面对的一种挑战。
面对这样的挑战，政府所要做的是如何选择好的改革方法和合理的改革程序来让更多的人能够通过改革而得益，而不是因为有人反对就停止必要的产权改革。这里关键的问题是不要把改革的公平性问题与改革的必要性问题混为一谈，至于各种反对改革的意见更是需要加以甄别来判断其真伪。比如，在最近有关国有企业改革的辩论中，有人以国有企业工人失业和下岗人数的多少来判断其改革正确与否，认为只要国有企业失业和下岗的人数多了，改革就是失败的。对于这样的论点，假如我们持赞同的观点，那么国有企业的改革便无从谈起。
其实对于这个问题的正确理解应当是按照以下的逻辑展开才是对的：第一，通过二十多年的改革，随着国有企业数量的逐步减少和民营企业数量的不断增加，整个社会的就业量是增加的。从统计数据来看，中国通过改革和经济增长所增加的就业人口要比原来就业总量的一倍还要多；
第二，这意味着国有企业因为产权改革而造成的失业与下岗只是一个存量概念，而不是一个流量概念。从流量概念来看，国有企业中因为产权改革而失业或者下岗的员工其实有很高的比例已经在就业了，因此，用存量概念来替代流量概念是很不科学的；
第三，如果因为这样的改革而使得原来在国有企业拿着\"铁饭碗\"的员工现在处在一种需要积极地进行竞争的工作状态，那么这正是改革本来就想要达到的目标；
第四，少部分因为缺乏人力资本而不能找到新的就业机会的人，应该是由政府有关部门为其提供职业培训来增加其市场就业机会和求职竞争力的，如果这里存在什么问题，那么也不是改革的错，而是因为政府有关部门的服务存在问题才造成的；
第五，至于那些已经丧失就业能力或者到了退休年龄的人，本来就应当通过政府建立的社会保障体系把他们养起来的。如果他们的生活有困难，那么同样也不是改革的错，而是政府在推进改革的时候，对社会保障缺乏足够的投入所引起的。总之，试图用国有企业下岗失业人数的增加来否定国有企业改革的必要性以及已经取得的成果，不仅是没有道理的，反而会把正在进行中的国有企业改革引向歧路。
更近的一个例子就是关于中国出售国有资产的争论。出售国有资产应该是一个有利于所有人的好方案，它可以把工厂和其他生产资料转让给那些能最有效地利用这些财产、并能按照资产在市场经济中应有价值出价的人的手中。但是这样的产权改革为何在中国会变得困难重重，关键的问题在于：第一，是人们对资产的理解存在片面性，以为有形的实物资产才是资产，一旦通过出售而变成货币形态的资产就认为这已经不是资产，而仅仅只是\"一笔钱\"，有形的实物资产是可以用来生产财富的，而钱则是会被花掉的，毫无疑问，这是一种自然经济的观点；
第二，人们习惯于用事后评价的方法来评估准备转让的国有资产的价值或者价格，然而就像我们起先就已指出的那样，国有产权之所以需要转让，就是因为它被控制在那些不能产生被转让以后才能具有的生产率的人的手里，国有资产被转让以后之所以会有更高的生产率和产出率，实际上是因为购买者追加了属于他个人的人力资本投资以后才形成的，所以简单地以事后的产出率来评估事前的资产价格，然后来评说国有企业的产权转让价格究竟是低了还是高了是不科学的，正确的价格决定机制应当是市场上购买者之间的竞争；
第三，正因为如此，国有资产的出售和转让就不能采取内部人MBO 的做法，而是应当采取资产或资本市场上的公开竞价交易方法。
因此，我们在这里可以得到的结论是：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是必须的，通过出售产权把国有企业的资产转让给更能创造财富的人的手中这种改革方向也是正确的，问题在于方法。
无论是发生在前苏联与东欧国家的人民群众对于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不满，还是前一阶段发生在中国的人民群众对于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不满，其主要的问题就在于对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时，政府不是选择了市场，而是选择了企业内部的少数人，于是就造成了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不公平性[3-p82].这种不公平的后果是严重的，因为它把原本属于全民所有的国有企业通过这种错误的改革方法而变成了少数国家干部（国有企业中的厂长经理）的私有财产。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要不要改革，(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而是在于怎么改。
在此我们还有必要指出的是，假如中国的政府能够通过正确的方法完成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那么由此而产生的社会经济效益将会是极其巨大的。我们这样说的根据是：第一，借助于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可以促使政府转变职能。因为政府一旦没有了自己的企业，它就没有机会再去参与市场竞争、或通过制造垄断来遏制竞争。与此相反，它为了从企业的税收中获得政府开支所必须的税收，就只有尽力去为企业的公平竞争创造更好的市场环境和投资环境；
第二，成功的国企产权改革还可以为整个金融体系改革带来更大的空间。今天中国的金融体系之所以效率低下，就是因为它必须承担起为国有企业的低效率经营活动提供补贴的功能。所以，只有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得以推进，中国的金融体系的改革才有可能得以深化。
所以，在我们看来，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是中国金融改革之必要的微观基础；
第三，如果政府在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中能够正确地将国有资产出售后的所得投向社会保障系统，真正地对人进行投资，那么因为国有企业产权改革而产生的社会经济成本就可以得到大规模的对冲，中国的普通居民就不必再为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而支付昂贵的转换成本，于是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转向对这种改革的支持；
第四，再从动态的角度来讲，伴随着国有企业产权改革而来的经济增长和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还将会使政府的权威性得到真正的提高；
第五，最后，当我们把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置于开放经济的环境下，那么现在困扰着中国企业国际发展的很多问题也可以迎刃而解。大家都不能否认的一个事实是中国缺少世界著名企业，其中的道理就在于中国的民营企业由于受到政府在资金供给和市场竞争中的诸多歧视而没有能力参与国际竞争，而中国的国有企业又因为其效率低下和产权为国家所有的背景而不能走向国际市场。所以一旦中国的国有企业能够通过深化产权改革而走向民营化，那么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就有可能得到极大的改善，中国国内市场被跨国公司大量占有的局面也有可能得到根本性的扭转。
最后，再让我们来讨论流量财产的所有权问题。经过20多年的改革和增长，居民个人和私人企业部门已经创造了数量极为可观的流量财富。但是，直到今天，这种增量财富的所有权并未得到法律上十分明确的认定和保护，由此产生的后果便是私人资产的大规模\"外逃\"，其规模甚至可以达到与流入中国的外国资产相当的水平[6]，导致这种情况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的宪法对于私人所有的资产至今仍然存在一定程度的\"歧视\".在中国宪法中，关于公有财产和私有财产的法律保护是这样来阐述的：\"第十二条，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国家保护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国家的和集体的财产。第十三条，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7]对照《宪法》第十二与十三条，我们很容易看到，在中国属于私人所有的资产还是可以被公权力所征收或者征用的（尽管这种征收是有偿的），而不管私人财产的所有者愿意还是不愿意，所以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在中国属于私人所有的资产只是受到了法律的有限的保护，而这正是导致中国农村土地经常被低价征用和私人资产大规模外流的一个重要原因，并且形成了一种让人们更多地关注财富的分配、而不是财富积累与创造的价值取向。所以，为了能够让中国的经济可持续增长，对与财产权有关的法律条文加以更加合理的修改、对私人所有的资产提供更加可靠的保护是中国未来社会与经济发展中一项必不可少的工作。为了完成这样一项伟大的工作，我们不仅需要对现实世界有很好的理解，而且还需要对中国的传统加以认真的反省。如果可以做一个简单的概括，那么中国在传统社会所形成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以及\"不患寡、患不均\"的财富观可能是导致我们过分崇拜公权和鄙视私有财产、重视财富分配和忽略财富创造的重要原因。所以法律的更新可能需要以文化的更新作为其基本前提。正是在这样意义上，我们认为\"三个代表\"思想中关于代表先进文化的伟大论述触及到了中国问题的本质和内核，只要我们沿着这样的思路走下去，中国的问题应当是有解的。
3.印度必须面对的挑战：如何改革种姓制度
印度社会有别于其他社会的主要特征是它的种姓制度。这种制度将全部人口划分成相互排斥的、具有界定明确的、并且是可以继承的不同群体。在这种制度中，最高种姓是婆罗门，他们原来是由社会最上层的祭司们组成，其仪式性的纯洁不容被体力劳动所玷污；
其次是刹帝利或武士种姓；
再下面是吠舍或商人种姓；
处在最低层的则是首陀罗或农民种姓。除此之外，在印度还有一大批不能进入种姓系列的阶级，他们就是那些从事卑贱和肮脏工作的贱民。
问题的关键在于印度的这种种姓制度是刚性的，即不同种姓的成员相互之间不能通婚，不可在一起吃饭，也不可以有任何的社会交往，由此产生的后果便是阶层或者阶级划分的凝固化，以及社会地位和职业的自然继承[2-p106].印度独立后种姓制度被废止，但实际上依然对印度社会有着重大的影响。
这样的一种制度会给印度未来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带来怎样的影响呢？概括地说，它至少会对社会发展和经济增长产生以下两个极为消极的影响：第一，它会削弱人们开展经济活动的动力。因为在种姓制度下，当人们不能通过自己的努力、甚至是没有机会来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及其对于财富的占有，那么人们就会失去工作动力而走向宿命论；
第二，它会削弱人们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积极性。
基于同样的原因，那些在种姓制度中处在底层的阶级，特别是那些无法进入种姓系列的贱民阶级，就根本不会有动力对自己和家人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接受正规的学校教育，因为在阶层划分呈现刚性、职业完全是自然继承的制度下，或者换句话说，在下层居民的就业与接受教育不相关的情况下，人们投资于教育的结果并不能产生任何收益，所以任何具有经济理性的下层居民都不会对没有任何收获的教育进行投资。由此产生的后果是印度人口中的识字率很低，文盲率比起中国来要高得多，这就决定了印度底层劳动者的行为能力必定要比中国低得多，以致印度虽然能够参与国际软件分工，但是却不能大规模地进行制造，同时也决定了印度的企业为何在成长到一定规模以后就必须到海外市场去寻求机会的发展逻辑。当我们把以上两个方面的影响联系在一起加以分析时，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印度的种姓制度为什么必将成为印度未来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重大障碍，因为种姓制度既会导致普通劳动者缺乏财富创造的动力，又会使得大部分底层劳动者缺乏财富创造的能力。
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加以研究的问题是：这样一种既不合理、又无效率的制度为何在印度能够长期存在？原因之一是印度教所笃信的\"转世说\"，它告诉人们只要在今世兢兢业业地完成他们被分派的工作，那么他们在将来就有希望获得一个更高的社会地位。由此可见，印度种姓制度之所以难以被改革，关键就在于它有极其强大的宗教支持，尽管种姓制度在理念上并非印度教的本质。据此，我们也可以进一步推导出印度未来经济增长所必须面对的挑战，那就是通过宗教改革来推动社会与经济制度的改革。但是，有趣的是，尽管印度面临如此严峻的挑战，然而促使印度社会去进行这种改革的紧迫性却并不显著。导致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在今天的印度仍然有75%的人口还生活在种姓制度尚未被触动的农村，种姓制度的弊端只是在印度那些开始走向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城市中才被曝光[8-p97].这意味着整个印度社会仍然被印度教的原教旨主义所控制着。
但是这样的局面是不可能持久的，除非印度的经济增长就此止步。只要印度的经济增长仍在继续，那么由经济增长所导致的现代化发展必定会引起日益现代化的世俗社会与仍然停留在传统的原教旨主义的印度教的矛盾或冲突。面对这种即将到来的矛盾与冲突，印度能有什么办法来加以解决呢？最近《，我们时代的印度教》一书的作者阿尔温德。沙尔马提出了一个非常具有建设性的改革方案，那就是把深深地烙上了种姓制度烙印的印度教改造成为一种新型的、能够与现代化发展兼容的\"无种姓制度的印度教\".
对于这种改革的可行性，他是这样来论证的：印度教的一个传统的中心思想是：种姓的从属是由人们的出身所决定的，它将一直保持到人们死去为止，而人又是按照他的上世的业绩状况而降生到今生的一个特定的种姓之中的，虽然种姓可以在多次生死轮回中加以改变，然而在一次生命过程中则是不能得到改变的，因此，按照这样的观念，种姓的改变只有在重新诞生时才是可能的，并可以在新的一生中一直保持到底。但是，假如我们能够把现代社会的一些基本特征置于这种生死轮回的体系中，那么就可以发现，对印度教的传统观念加以改革还是有可能的。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是居民在地理上和社会上都是可以流动的，他们具有一定的文化知识，能读能写，从而不同于传统社会的人，他们的寿命也要比传统社会的人长约两倍，如果有了这样的前提，那么就可以对印度教的\"业报轮回\"思想做新的解释，从而使印度教原有的那种生命取向脱离传统的和不利于未来经济增长的种姓制度。据此，沙尔马推论道，在传统社会，人的生命是较短的，人们欲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塑造自己的人生，即上升到一个较好的种姓等级，将会受到生命周期非常有限的时间制约，所以人们的种姓归属在短暂的一生中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在加入了以上这些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以后，在一个高度流动的和寿命周期较长的社会里，人们就有可能通过相应的努力，在现世的一生中就完成传统的\"业报轮回\"，进而摆脱按种姓所确定的终身外壳。由此可见，沙尔马所提出的印度教改革方案就是将印度教中的业报思想加以动态化，使得印度教能够成为一种鼓励人们通过自己的努力、用自由的种姓选择来替代目前这种以无情的强迫关系为特征的、具有刚性的种姓制度。毫无疑问，这样的选择和替代一旦可以付诸实践，那么印度现行的种姓制度也就将不复存在，而这正是沙尔马所期待的改革结果，即印度教最终将变成一种\"无种姓制度的印度教\"[8-p101～102].
以上由沙尔马所提出的改革方案究竟是理想主义的还是现实主义的，我们暂时还无法做出判断，但是这种改革的渐进性则是一目了然的，因而对于印度社会的稳定和成功转型应当说是具有启发性的。至于在今日的印度能否发生这样的改革实践，就成为印度所必须面对的一个世纪挑战。
至此，我们大致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不管是中国还是印度，这两个拥有古老文明的国家要在21世纪中真正地崛起，首先就必须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但是，为了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就必须对传统的文明加以变革。对于中国来讲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就是不明晰的产权制度，而对于印度来讲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则是不合理的种姓制度。因为没有这些问题的彻底解决，市场力量就无法有效地发挥作用。但是，要想从根本上解决产权问题，中国就必须转变传统的\"公权高于私权\"的价值观。同样，为了有效地解决种姓制度问题，印度就必须将印度教中的转世说转变成为现世说。所以，尽管中国和印度所要走的道路是非常不同的，但是发展经济的基本原理仍然是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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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华民（1950-），男，浙江慈溪人，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源：《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